人过九十，眼前的人与事日渐模糊，相反，青年时代的人与事却清清楚楚，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一天，我在贵刊2013年第4期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冈村宁次用八路军战俘交换侄子》，一愣，瞬间思绪顿开，蓦然返回到了70年前的1944年……
　　那是一个冬季，从渤海刮来的寒风，让山东渤海平原四野显得异常萧杀，然而我们抗日根据地军民却热情似火，一派繁忙。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打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我们渤海根据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战役。
　　我是1940年10月参加清东独立团（时属山东渤海军区，隶属八路军115师，编注）的，次年入党，先后经历过清水泊战役这样的绝地拼杀好几次，活捉了3个日本战俘，缴获“九二”重机一挺（听说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还被派往深入“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做过策反工作。
　　1944年元月，我被编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清东军分区独立团二营五连青年班任副班长。一日，大约有一排的战士被通知到团政治部，首长下达了一个特殊任务，要求我们到潍县北部的海边草洼处将一个日本俘虏押解回清东军分区，但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执行优待政策，绝不能虐待打骂，即使跑了，也不准开枪。
　　那地方离我们的驻地大约100多里，中途有日伪据点、碉堡，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只能夜晚行军。天亮时，我们赶到了目的地（潍县北部）。第二天夜晚，我们押着那日军往驻地返回。夜色黑沉，朦胧一片，行进困难多的去了。如果经过日伪的炮楼，更得小心翼翼，猫着身子，不能发出一点声响。我们行进时快时慢，进入了安全地带后，在一处山沟里稍事休息。
　　这时，我才得有机会仔细观察了这个日本俘虏。他个子不高，30岁左右，其穿着、气质与常见的日军士兵大不一样，可能是当官的，或者是重要人物。我问他：“扣倒冒，几个？”（日语，有几个孩子的意思）他摇了摇头，说道：“你的，我不懂。”在这以前，我曾参加过日语学习班，能说几句“举起手来”“我们优待俘虏”一类用于战壕喊话的日语，但对于我这水平的日语，他当然听不懂。我也无奈地伸出双手，两人默默地对视了许久。
　　出发了，我们分成三组，一个组走在前头，负责侦察。我在中间这个组，护卫着那个日本人。后面那个组殿后，以防不测。就这样走呀走呀，拂晓间，我们抵达了清东军分区所在地。完成任务了，我们如释重负，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好在我们这个排在根据地摸爬滚打好几年，熟悉地形，即使是三沟两岔，夜行军如履平地，所以没发生任何战事。团政委岳拙元满意地说：“你们胜利完成了这个特殊任务，辛苦了，应当表扬，好好休息！”
　　当时，渤海抗日根据地战事吃紧，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地面部队接连扫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押解一个日军俘虏却如此慎重，这哪儿是“押解”，简直是“护送”，其意义何在？我们这些普通士兵是不可能清楚的。事隔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1944年1月7日中午，有一架日军飞机从济南沿胶济铁路向东飞行，突然降落在我清东根据地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当地县大队和民兵立即围攻那架飞机，获重机枪两挺、电台两部，生俘飞行员1名。县大队用杂草、荆条把飞机掩盖得严严实实，把飞行员押回大队部审问。那飞行员也就是尔后我们护送的那个俘虏，他确实是个重要角色，来头很大。他名叫山田井马，军衔不高，中尉，但他家族显赫，父亲是日军一个师团长，叔叔是日军华北剿总司令冈村宁次。他已获准回东京探亲，行前驾驶飞机去青岛看望他的朋友，不知出了什么事故，降落到潍北海边。
　　由于出身特殊，山田井马的失踪，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派飞机到山田井马降落的地区盘巡。并出动日伪军800余人在4架飞机的配合下，对潍北一带进行“扫荡”，未果，又在广（饶）、利（津）东南散发传单，声称“只要放回飞行员，愿以大批武器交换，也可另提条件，均予照办”。渤海军区对此做了认真研究，决定将山田井马放回去，换回我军被俘人员。敌工干部通过关系，从中斡旋，果然得到应允。日军分两批释放我军被俘人员，第一批十余人，还送来一批武器，我们释放了飞行员山田井马中尉。第二批，我军被俘人员30多人得到释放。
　　这些交换释放的我军被俘人员中，我知道的有好几个是领导干部。前几年我从担任过清东军分区和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中将写的回忆录中获悉，约在20世纪50年代，杨将军因病到上海治疗，山田井马还到上海看望过他。
　　70年过去了，回想起1944年我军抗战史上少有的交换战俘事件，我参与了其中的一段，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如今写了出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