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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实地走访清华南门附近这些有着70多年历史的清华名人故居时,发现新林院、普吉院、照澜院、胜因院这四个院落里,除了胜因院保护和管理得相对较好外,其他院里的许多房子都已露出倾颓之气。房子边上长着一米高的杂草,房子之间的地面仍是泥地。不少人家把拆院墙留下的青砖加一些红砖、石棉瓦造起小屋,只是为了将这些简陋的房间出租给新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和考研大军。这里的租客恐怕不知道,几十年前,梁思成、林徽因、潘光旦、闻一多……这些鼎鼎有名的大家们,都曾居住在这片院落中,谱写出许多熠熠生辉的故事。
国徽从这里诞生
今天的新林院8号是一间咖啡馆,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复原北平后的近十年里,这里一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居所。
作为梁林居所的小院以低矮的砖垛略作护栏,院落四围花木扶疏。正房与后院之间是教授们闲暇聚会的场所,相邻的几个小院围合成空地供孩子们嬉戏玩耍,偶尔也作放映露天电影的场地。林洙女士曾经回忆她初次拜访梁思成夫妇的情形:“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屋子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质感很强。像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从来没见过。”
彼时的梁家保留了抗日战争前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期的文化沙龙传统。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夫妇、周源培夫妇和建筑系师生都是茶聚的座上客。建筑、哲学、历史、艺术,无不在其讨论话题之内。每次小女儿梁再冰回来,都会发现家里俨然成为清华各系教授和学生们的茶话课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设计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而那时新林院8号的客厅则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图案,恍若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客厅的茶话会主题也随之变为国徽设计。据郑孝燮先生的回忆,出于重大设计工作的需要,梁家客厅里临时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建筑系参与设计的教师前来讨论时,就围绕在图桌前对方案进行评论和修改。可以说,新中国的国徽就是在这间故居的客厅中诞生的。
作为系主任的梁思成尽管担任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却仍是站在教学第一线,他十分爱惜人才,并且热心地培养人才。创办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从全国各地聘请教师,每个教师的特长与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善于绘画;有人脾气温顺,也有人耿直倔强。梁思成常常请他们到自己家来,探讨学术,畅谈生活,建筑的氛围由此愈发团结与和谐。梁家的这种沙龙聚会一直持续到夫妇二人迁居。
可以说,与新中国建设和清华建筑系创办的特殊情缘,为新林院8号梁林故居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8号小院依然清茶飘香,意蕴隽永,仿佛是在回味那段别样的年岁。
葫芦连理斋
潘光旦,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34年8月,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次年兼任教务长。自此,他住进新林院11号,开始了在清华19年的工作生活。
书是潘光旦的生命源泉,爱书是他融入生命的嗜好,书房自然成为他居所的重心,也因此,他的书房极具特色。1936年,新林院11号房前绿地的藤萝架上,千载难逢地结出一对并蒂葫芦,均匀对称可爱。邻居植物学教授张景钺说:“结出这样葫芦的几率大约是亿兆次中都不见得一遇!”这令潘光旦新奇而喜悦,于是他赋名书房“葫芦连理之斋”,并请其舅父沈恩孚为书房题写匾额。
据梁实秋所言,潘光旦的书房别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
上世纪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除讲授“家庭问题”、“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外,还开设了“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程,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之一。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学生们遇到疑难问题,十分乐于前往他家中请教,书房又成为接待来访学生的空间。在这里,不仅治学方法,而且来访学生的恋爱、婚姻、家庭或求职问题,都能获得有益的启示。
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潘光旦在清华园的平静生活。1946年秋,清华复原北平,潘光旦一家重新回到离别九载的新林院11号。他重整书房,放了一张两面都有抽屉的大书桌。四壁高矮不同的书架是他自己设计尺寸,请人制作的。“葫芦连理之斋”的匾再次悬挂在墙上。从他所存的一些稿本上写出的标题看,这间书斋还有过“存人书屋”的称号,例如《存人书屋书目》、《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存人书屋日记》等。这个名称大概和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很快,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他的朋友、同事、学生、校外来客等等,所学专业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有,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还常常穿插着大笑的声音。
诗与艺术的家庭氛围
闻一多,于1912年秋考入清华大学。1932年8月,他受聘担任母校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3年3月,他搬进新建成的西院46号。这是清华园内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大院,每套住宅为四合院中式建筑,除宽敞的正房外,还有后院、行李房,屋内生活设施俱全,房租每月39元。在这里,他曾给予不少生活窘迫的学生以家的温暖。
1934年11月,新林院西式住宅建成,闻一多迁入新林院72号,这是新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
闻一多作为艺术家、诗人,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他十分注意营造家中的艺术氛围,教妻做诗,课子习字,欲“诗化”家庭,实现生活的艺术化。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都有高至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他把一块金色的武梁祠画像石图案镶嵌于一面黑色墙壁上,营造了极富浪漫色彩的家居情调。房前甬道两侧则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闻一多之子闻立鹏说:”在家庭中,在我们童年少年生活中,父亲营造着一种诗与艺术的境界,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磁场与气场。” 抗战前夕的闻一多以纯然的学者气质潜心典籍,心无旁骛。对于来家造访的学生,他时常给予学术上的指引。1935年初冬,刚入校的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到新林院72号拜访,闻一多建议他用两周金文书写《诗经》,以还原《诗经》西周东周创生时的文字面貌,张清常深受启发。
1937年6月,臧克家自青岛来北平,记述了到新林院72号探望闻一多的情景:“他住着一方楼(编者注:实为平房),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唔!’他把笔一扔,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他把一支烟送给我,还是红锡包。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
通向光明的小屋
吴晗,1931年在胡适的推荐下考入清华历史系,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明史、明代社会等课程。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吴晗返回北平。不久,吴晗分配到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分到的这所住房并不算好,但比较宽敞,又是独门独院,院子也不小,面对一片树林。三间正房铺着地板,旁边有盥洗室、厨房,还有两间西房。吴晗很喜爱这所房子。
吴晗家是进步青年与中共地下党、民主青年同盟等组织聚会的场所。他在《清华杂忆》中回忆:“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民主同盟的同志,有时还有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在这里聚会。清华的同学不必说了,燕京、北大的同学也经常来。有的晚上人来多了,屋子坐不下时,便坐在院子里,坐在地板上,谈这谈那……有许多次运动的宣言、声明、通电等等,是在这所房子里起草的。定稿以后,便按照情况分工,各人拉自己的关系去征集签名。这所古老的房子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兴奋的生活。”
在西院12号,清华的进步青年还组织了读书会,吴晗多次为读书会演讲。他还担任共产党领导下由青年教师组成的“通识学社”的导师,参加学社活动。费孝通曾回忆:“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引导大家提高学习的兴趣。”
如今,近春园荷花池畔邓小平题写的“晗亭”,红色花岗岩雕刻的吴晗塑像,与西院12号故居一起,构成吴晗作为学者、民主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壮丽人生的写照。
责任编辑:曹晓晨
国徽从这里诞生
今天的新林院8号是一间咖啡馆,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复原北平后的近十年里,这里一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居所。
作为梁林居所的小院以低矮的砖垛略作护栏,院落四围花木扶疏。正房与后院之间是教授们闲暇聚会的场所,相邻的几个小院围合成空地供孩子们嬉戏玩耍,偶尔也作放映露天电影的场地。林洙女士曾经回忆她初次拜访梁思成夫妇的情形:“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屋子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质感很强。像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从来没见过。”
彼时的梁家保留了抗日战争前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期的文化沙龙传统。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夫妇、周源培夫妇和建筑系师生都是茶聚的座上客。建筑、哲学、历史、艺术,无不在其讨论话题之内。每次小女儿梁再冰回来,都会发现家里俨然成为清华各系教授和学生们的茶话课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设计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而那时新林院8号的客厅则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图案,恍若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客厅的茶话会主题也随之变为国徽设计。据郑孝燮先生的回忆,出于重大设计工作的需要,梁家客厅里临时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建筑系参与设计的教师前来讨论时,就围绕在图桌前对方案进行评论和修改。可以说,新中国的国徽就是在这间故居的客厅中诞生的。
作为系主任的梁思成尽管担任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却仍是站在教学第一线,他十分爱惜人才,并且热心地培养人才。创办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从全国各地聘请教师,每个教师的特长与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善于绘画;有人脾气温顺,也有人耿直倔强。梁思成常常请他们到自己家来,探讨学术,畅谈生活,建筑的氛围由此愈发团结与和谐。梁家的这种沙龙聚会一直持续到夫妇二人迁居。
可以说,与新中国建设和清华建筑系创办的特殊情缘,为新林院8号梁林故居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8号小院依然清茶飘香,意蕴隽永,仿佛是在回味那段别样的年岁。
葫芦连理斋
潘光旦,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34年8月,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次年兼任教务长。自此,他住进新林院11号,开始了在清华19年的工作生活。
书是潘光旦的生命源泉,爱书是他融入生命的嗜好,书房自然成为他居所的重心,也因此,他的书房极具特色。1936年,新林院11号房前绿地的藤萝架上,千载难逢地结出一对并蒂葫芦,均匀对称可爱。邻居植物学教授张景钺说:“结出这样葫芦的几率大约是亿兆次中都不见得一遇!”这令潘光旦新奇而喜悦,于是他赋名书房“葫芦连理之斋”,并请其舅父沈恩孚为书房题写匾额。
据梁实秋所言,潘光旦的书房别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
上世纪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除讲授“家庭问题”、“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外,还开设了“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程,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之一。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学生们遇到疑难问题,十分乐于前往他家中请教,书房又成为接待来访学生的空间。在这里,不仅治学方法,而且来访学生的恋爱、婚姻、家庭或求职问题,都能获得有益的启示。
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潘光旦在清华园的平静生活。1946年秋,清华复原北平,潘光旦一家重新回到离别九载的新林院11号。他重整书房,放了一张两面都有抽屉的大书桌。四壁高矮不同的书架是他自己设计尺寸,请人制作的。“葫芦连理之斋”的匾再次悬挂在墙上。从他所存的一些稿本上写出的标题看,这间书斋还有过“存人书屋”的称号,例如《存人书屋书目》、《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存人书屋日记》等。这个名称大概和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很快,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他的朋友、同事、学生、校外来客等等,所学专业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有,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还常常穿插着大笑的声音。
诗与艺术的家庭氛围
闻一多,于1912年秋考入清华大学。1932年8月,他受聘担任母校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3年3月,他搬进新建成的西院46号。这是清华园内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大院,每套住宅为四合院中式建筑,除宽敞的正房外,还有后院、行李房,屋内生活设施俱全,房租每月39元。在这里,他曾给予不少生活窘迫的学生以家的温暖。
1934年11月,新林院西式住宅建成,闻一多迁入新林院72号,这是新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
闻一多作为艺术家、诗人,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他十分注意营造家中的艺术氛围,教妻做诗,课子习字,欲“诗化”家庭,实现生活的艺术化。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都有高至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他把一块金色的武梁祠画像石图案镶嵌于一面黑色墙壁上,营造了极富浪漫色彩的家居情调。房前甬道两侧则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闻一多之子闻立鹏说:”在家庭中,在我们童年少年生活中,父亲营造着一种诗与艺术的境界,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磁场与气场。” 抗战前夕的闻一多以纯然的学者气质潜心典籍,心无旁骛。对于来家造访的学生,他时常给予学术上的指引。1935年初冬,刚入校的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到新林院72号拜访,闻一多建议他用两周金文书写《诗经》,以还原《诗经》西周东周创生时的文字面貌,张清常深受启发。
1937年6月,臧克家自青岛来北平,记述了到新林院72号探望闻一多的情景:“他住着一方楼(编者注:实为平房),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唔!’他把笔一扔,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他把一支烟送给我,还是红锡包。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
通向光明的小屋
吴晗,1931年在胡适的推荐下考入清华历史系,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明史、明代社会等课程。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吴晗返回北平。不久,吴晗分配到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分到的这所住房并不算好,但比较宽敞,又是独门独院,院子也不小,面对一片树林。三间正房铺着地板,旁边有盥洗室、厨房,还有两间西房。吴晗很喜爱这所房子。
吴晗家是进步青年与中共地下党、民主青年同盟等组织聚会的场所。他在《清华杂忆》中回忆:“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民主同盟的同志,有时还有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在这里聚会。清华的同学不必说了,燕京、北大的同学也经常来。有的晚上人来多了,屋子坐不下时,便坐在院子里,坐在地板上,谈这谈那……有许多次运动的宣言、声明、通电等等,是在这所房子里起草的。定稿以后,便按照情况分工,各人拉自己的关系去征集签名。这所古老的房子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兴奋的生活。”
在西院12号,清华的进步青年还组织了读书会,吴晗多次为读书会演讲。他还担任共产党领导下由青年教师组成的“通识学社”的导师,参加学社活动。费孝通曾回忆:“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引导大家提高学习的兴趣。”
如今,近春园荷花池畔邓小平题写的“晗亭”,红色花岗岩雕刻的吴晗塑像,与西院12号故居一起,构成吴晗作为学者、民主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壮丽人生的写照。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