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体；范式；兰亭序；文质彬彬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45-0055-02
　　提到王羲之《兰亭序》，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已不单单是书坛百代之楷模，更是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兰亭学，涉及《兰亭序》的真伪、版本等方方面面。那么，面对如此巨制，撰写“千字文”式的赏析文字着实令人诚惶诚恐，故而本文不做过多的历史事迹叙述，而是就摹本及其艺术价值展开剖析。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官至会稽内史，拜右将军（一说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出生于名门望族，少年讷于言，及长则富于雄辩，尤以“骨鯁”称誉，“东床坦腹”之洒脱更为后人称道。王羲之书法诸体皆善，书学卫夫人、叔父王廙、锺繇、张芝等，尤其致力于“今体”的创变，是古体向今体转换过程中的枢纽式人物。唐太宗称其书“尽善尽美”，尊其为“书圣”，其千古书名与书史地位从此被确立了下来，为后世追摹师法。后人将其与锺繇并称“锺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或与张芝、锺繇、王献之并称“书中四贤”。
　　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初三“上巳节”，王羲之召集了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在绍兴兰亭修禊，席间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结集《兰亭诗》，于是王羲之欣然写下《兰亭序》的稿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兰亭序》的祖本，后人誉之“天下第一行书”。此作几经周折，最终为唐太宗所得，太宗命赵模、汤普彻、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勾摹临写分赠诸臣，而真本在其逝世后随葬昭陵，《兰亭序》真面从此便成千古之谜。在诸多勾摹临写的版本中，今人普遍认为硬黄响榻的“神龙半印本”（见图1）比较接近原作风貌。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指出：“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无疑，《兰亭序》就是这样的作品，它的用笔、结字、风神、气息等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欣赏、反复临摹、反复从中汲取养料的作品，这也恰恰是它的经典性的魅力所在。
　　首先，《兰亭序》的经典性在于它的范式意义。虽然汉末刘德升对行书做过整理性的工作，锺繇承继刘德升亦擅行书，在他们的基础上，王羲之进一步钻研了行书的技法，形成了系统的行书书写技巧，也就是说王羲之的行书具有了范式意义，具有行书艺术典型的内在规范性。王羲之早期的行书作品（见图2）比较厚重敦实，点画的牵丝映带较少，几乎字字独立，给人以质朴的审美感受，而《兰亭序》是其成熟时期的作品，点画遒媚，风姿绰约，给人以遒媚的审美感受（见图3），由此也可以看出王羲之行书的发展变化。《兰亭序》用笔的特点是“一搨直下”，即笔锋从空中取势，顺锋入纸，无论是横竖撇捺的提按顿挫，还是点画之间的牵丝映带，都起讫分明，干净利落，下笔自然，没有多余的华饰性动作，却又变化丰富，不拘泥于一招一式，而法度具备。此外，《兰亭序》集中反映了王羲之的“内撅”笔法，这种用笔笔致紧敛，呈现出“刚劲中正，流美而静”（沈尹默语）的审美特点。其结字变化十分丰富，整体上呈现出修长的结字特点，时而中正，时而欹侧，体态绰约，风流宛在，极富变化，二十多个“之”无一相同，又无刻意之迹，足见其高超之处。因其是稿本，故而有些地方会留下涂抹、增添、删改的痕迹，在章法上有种不拘小节的气概。
　　《兰亭序》的经典性还在于它是“五合交臻”天人合一之作，它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是心手双畅、心手相忘的产物。史载王羲之后来反复书写数十本均不及这件稿本，足见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境遇下的产物。尽管如此，这里面仍有我们可以析理的地方。这是目前所见史料记载的较早的一件“五合交臻”之作，这种创作模式的范式意义丝毫不逊色于其技法体系的范式意义。这里涉及艺术技巧、书写器具、个人情性、创作状态、时令环境等方面，其中比较核心的是艺术技巧、个人情性和创作状态，也就是“天”“人”及其关系。书法的时间性决定了书写的瞬息性，决定了书写的时间序列的不可逆性，这就要求书家深谙“艺理”，明白书法的内在规定性——书法之法。而书法的视觉传达性又要求书家的创作要有风格，这就关乎书家的个人情性，并且不能被书法之法所束缚。于是，这似乎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需要打破这种创作的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期然而至的创作灵感与机缘巧合的创作情境就消解了其中的矛盾，从而使书写者纵意所如，物我两忘，达到一种“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的创作境界，并使艺术技巧、个人情性、触境而起的情感在自由的创作状态中达到高度统一。可以说，《兰亭序》就是这样的产物，它诠释了神融笔畅的境界。
　　孙过庭《书谱》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