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1945年11月改组成立的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其主要职能为协助收复区教育复员而开展对失学失业青年的救济。受经费与人手的限制以及战后各地政治军事局势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在1947年后，为积极配合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青辅会将工作重心转化为对失学失业青年进行军事收容，这种转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国共两党青年政策的巨大区别。
关键词 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教育复员，青年救济，军事收容
自抗战胜利以来，大批抗战期间内迁的青年学子相继回乡再度寻求就学与就业机会，而此时收复区敌伪所设各类学校均已停办，一时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人数激增。在地方教育行政当局无法安置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5年11月底将战前的青年招致训练机构，迅速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青辅会”)，专事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的招致与训练工作。青辅会改组的成立，是教育部为配合各地教育复员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该会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内，曾为战后初期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受名额与经费的限制以及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青辅会的职能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其工作收效不大。自1947年以后，为积极配合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青辅会的职能开始转化为对失学失业青年的军训收容。长期以来，学界对青辅会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力图对之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青辅会的改组成立与工作宗旨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一种特殊教育事业，对青年学生的就学与就业的辅导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昌行营时期。1934年，为配合国民党在江西、福建等地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行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昌设立了专门训练青年的机构。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我国东南各地相继沦陷。为开展对沦陷区青年的辅导工作，国民政府相继在沦陷区与后方设立了两大青年辅导机构——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与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使沦陷区各级教育能够继续维持，行政院在1938年6月的第373次院务会议上通过的《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规定：“由教育部选择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之教育工作人员，为沦陷区教育督导员，分发于指定之一定区域内以适当之方法推进各该区内之教育工作。”1939年5月，根据行政院的指示，教育部成立了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战教会”)，以加强对沦陷区的教育督导工作。该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分设三组：第一组掌游击区教育督导事宜；第二组掌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训事宜；第三组掌战区教师登记、救济及工作事宜。根据教育部随后制定的《各级战教督导人员工作纲领》可知，战区教育督导人员分为督导专员、主任督导员与督导员三级。与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不同，对沦陷区青年的招致训练工作一开始是由军事委员会主持办理的。1940年3月1日，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训会”)在重庆成立。该会以“招致战地失学、失业青年，俾能内移继续就学与就业，以避免敌方利用”为宗旨，以“加强抗战建国力量。积极救济因战乱而内迁的失学失业青年”为主要任务。嗣后不久，因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各战区开展工作，招训会的业务改由三青团中央团部主持。由于招致的青年十之八九为学生，其训练与分发皆与教育机关发生密切关系，1940年5月，蒋介石下令将会务交由教育部负责主持。此时招训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2人，由主任委员派任，常务委员5人与委员10人，则分别由其他中央机关派员兼任。
招训会成立伊始，其工作重心便在各战区招致青年接受训练，以免其落入敌伪之手。根据《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办法》，招致区域划分为第一区(华北)、第三区(华东)、第七区(广东)、东北区、鲁苏豫皖区、西北区等六大区域，各区设立敌后招致站与临近战区招致站。到1943年，招训会在全国各地分设了八个招致分会(另有两个尚在筹备中)、17个招致站、7个接待所。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导致日寇内犯豫、皖、湘、桂、黔各省，战区范围进一步扩大，自战区退出的青年人数激增。招训会为应付局势的急剧变化，先后增设了贵州临时招训分会，第五战区招训分会、第十战区招训分会，以及各区战地青年招训督导专员办事处，招致范围进一步扩大。1945年招训会共计招训战区青年132700名，与1944年相比，其招训战区青年之人数增多一倍以上。
抗战胜利后，内移青年日少，而收复区之敌伪学校均已停办，致青年学生失学情形相当严重。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招训会当即于10月30日向教育部呈送了复员工作实施办法：招训会所属各分会、各招训专员办事处应准备逐渐收缩业务，并自11月1日起停止内移青年登记，将原有机构向收复区推进，改办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登记事宜。
为更好规划收复区青年的复学就业工作，改组成立全国性的青年辅导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1945年10月，行政院饬令教育部将招训会与战教会合并，以协助各地开展教育复员工作。教育部遵照院令，将上述两个委员会合并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并拟定组织规程及1946年度概算呈请行政院。11月19日行政院发布训令，要求将原有各地招致站一律于10月底以前分别合并，“并于交通要点改设‘辅导会××(地名)青年服务站’，办理前因战时内移之青年回籍复学就业之辅导工作”。青年服务站主要在三大交通沿线必要据点设置，其设置地点分别为：(一)南路设贵阳、柳州、衡阳、广州与金华五站；(二)中路设宜昌、汉口与南京三站；(三)北路设宝鸡、运城、郑州、石家庄、徐州、天津与沈阳七站。行政院同时规定：为协助收复区地方教育复员，并救济辅导各地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辅导会应斟酌各省市实际情形，在河南等16省暨汉口等五市设立辅导处。在各省市辅导处成立后，原有招训分会及招训督导专员办事处与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所属机构，统限于一个月内分别撤销，其未了工作移交附近辅导处接办。根据12月3日行政院颁布的《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青辅会直属教育部，专事办理收复区青年就学就业事宜。青辅会人员组成为：主任委员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1人，由主任委员就委员中聘任；委员18人，由其他中央机关人员指派一人兼任，或由主任委员聘请专任或兼任。青辅会在收复区各省市设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与青年服务站，“办理前因战时内移之青年回籍复学就业之辅导工作”。
招训会自成立以来，虽然其隶属机构曾经几度变更，但其招致战区青年前往后方接受训练的宗旨一直未改。而在抗战胜利以后，为配合战后初期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与整理，教育部将战时的招训会与战教会迅速改组为青辅会，其工作重心也随之 转移到辅导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上来。
二、青辅会与收复区的青年复学就业
1945年底至1946年初，青辅会之主要工作重心在于回籍青年之辅导救济，包括膳费、食宿与就学就业之辅导。这一工作在1946年夏秋之际基本结束。此后，青辅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配合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上来，其中包括办理中学进修班、师资训练所与职业训练班等各种机构。行政院核给青辅会的收训名额为27000名。
战后初期，收复区各地原有的敌伪所设学校均已解散，而新的学校却并未建立。青辅会举办的各种进修班与训练班均为临时救济性质，每期仅为1个月到3个月不等(最长也不超过6个月)，训练期结束以后，这些青年同样面临着再度失学失业的危险。此时，各国立中学大多数已交由各省市教育厅局办理，且各地中等学校均人满为患，吸收青年人校也甚为困难。因此，教育部决定呈请行政院另拨专款，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以便抢救失学青年。早在1945年11月20日，教育部就要求收复区各地方教育厅局，应从速恢复各级学校，必要时得增设临时中学。然而各地方教育机关此时正在办理敌伪所设中等学校员生与小学教职员之登记与甄审，根本无暇他顾。教育部随即决定由青辅会出面，在各收复区重要地点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临时中学免收学杂费，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向学校请求一定数量的补助。临时中学校舍则以尽量利用公共房屋及接收的敌伪学校校舍为主，必要时增建临时校舍。各临时中学在教育复员工作完成后，即移交教育部与国立学校统筹办理。1945年11月27日，最先设立的南京3所国立临时中学正式开学，此后，上海、杭州、桂林、天津、北平、开封、济南、哈尔滨、长春、沈阳、广州等地的国立临时中学也相继成立。每所国立临时中学收容学生2000人，共计收容青年学生28000人，所有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同。
然而与部长朱家骅的期许相反，14所国立临时中学设立以后，收复区青年失学情形并未有多少改观。特别是在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全面打响之后，青年流离失所的情形更为严重。据1946年6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向国民政府的呈报显示，自战区逃出青年到达江苏者有数万人之多，而江苏辅导处分配救济名额只有1000名，实在是僧多粥少。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蒋介石对之甚为关心，于6月4日特致电朱家骅，要求为江苏省增加失学青年救济名额4000名。除江苏外，山东、河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平津等地经青辅会登记的失学失业青年不下27万人。虽然青辅会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师资进修班，但究竟名额有限，远远不足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失学失业青年。教育部在18日给蒋介石的呈文中称：自1945年12月以来，各大城市流亡青年为数激增，青年失学情形相当严重，而本部所办临时中学收容28000人的名额，早经满额，势难扩大收容，各地流亡青年感到失望。为此，教育部开出了在太原等地再行筹设21所临时中学，请拨69亿6850万元开办经费的宏大计划。该计划设立的21所临时中学能招收学生44000人，款项则直接拨至地方，该会仅处于监督及协助地位。7月12日，国民政府给教育部请求的回应是：“已交行政院审核办理”，但迟至9月中旬，行政院未有回音。而此时各地要求设立临时中学的文电仍如雪片一般飞来。10月15日，教育部再次致电行政院，转报了东北地区青年失学的严重情形，要求尽快批准设立21所临时中学的计划。但报告如石沉大海，行政院一直未有任何答复。
青辅会并未就此停止努力。该会在拟定1947年度工作计划时，仍然筹备在指定地点设立临时中学40所，职业训练班20所，交由地方政府及士绅办理。朱家骅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希望将临时中学改为师范性质，以造就小学师资。他还认为，考虑到出路问题，在没有良好出路与介绍相当职业把握的情况下，职业训练班可以缓办㈣。为配合收复区师资训练的需要，青辅会各地方机构于1946年相继开办了一些师资训练所，招收各省市教育厅局保送、或由各省市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登记合格的失学失业青年入学，曾任教师者受训期限为3个月，其他受训6个月。除了师资训练班外，职业训练班也是青辅会各地方机构办理较多的救济青年就学形式。各种职业训练班训练期限均为6个月。各省市青年辅导处充分加强了与各地方行政机关的联络，争取与所在地机关联合办学，以使学员在结束训练以后能够立即解决工作出路问题。
针对各地出现的专科以上学校失学学生要求辅导就学的情形，教育部在1946年3月12日特别指示青辅会：如果原校继续办理之各校学生，应饬令其回原校复学；如果原校已停办，则应饬令其自行转学。至于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应依照部颁《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学业处理办法》办理，不必由青辅会再行分区举行甄审。此令表明：青辅会所属各地方机构仅对中等学校失学与失业青年开展辅导救济工作，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不在其辅导救济范围之内。
1946年5月12至14日，青辅会连续三天召开了各地方单位业务检讨会议。各省市青年辅导处、各中学进修班、职业训练班以及各临时中学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副主任委员甘家馨首先报告了青辅会自1946年1月正式改制以来的大致情况，并指出其当前的缺点是：“经费困难不能应付需要，额定经费不能先期发出，业务方面不能活泼的开展，本身力量不足而不能大规模发动社会力量作广大开展。”他还特别强调：“当前政治局势日趋恶化，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教不力，不如说是政治的共党滋扰，一方面增加我们的负担，一方面跟我们站在对立的地位。共党要争取青年，我们也要救助青年，故我们的责任异常重大。”随后，各省市的辅导处主任分别报告了本省市的青年辅导工作情况。江苏辅导处主任牛践初报告称：估计江苏失学失业青年人数当在一百六七十万(牛氏此番报告似有严重夸大事实之嫌疑——引者)，而整个江苏辅导处只有徐州师范1000名的名额。名额严重不足，致使“登记方面不敢公开登记，因流亡青年太多，只采存记介绍调查方式，而失业青年中介绍会计、地政、小教者甚多”。1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到场指出：“以美国一个富足而组织严密的国家，教育复员尚感纷乱，我们的教育复员要立刻办好不紊乱是不可能的。”他鼓励与会代表说：“我们的工作毕竟是教育工作，在各地方，在任何环境要与教育界人士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视同一家。即便人家办关门教育，我们也要设法联络，使他了解打开局面。”
鉴于青辅会额定经费之不足，朱家骅早在1945年12月就曾以部长名义函请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请求于各分署拨发纸张及粮食，交青辅会所属各省市青年辅导处统筹分配救济。蒋氏在征得联总同意后，将该署“过去只救济难民不救济学生之规定予以改正”，总署各地分署仅1946年向青辅会及所属各单位拨发的救济物资就有：面粉 101440袋，衣服159928件，皮鞋1914双，牛奶6236罐，罐头21601筒，杂粮518559斤，布935码，棉花1430斤，棉被100床，其他各种救济物资如药品之类亦复不少。这大大减轻了青辅会的经费负担，而有利其各项救济失学青年工作的开展。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青辅会虽然主办了14所临时中学，但临时中学既为临时性质，待地方秩序安定以后，即应由教育部转交地方办理。最先成立的南京3所临时中学在1946年9月由教育部交给南京市办理，改为市立中学。到1946年冬，各地辅导机构办理的各种类型的训练班成为安置失学失业青年的主要场所。尽管青辅会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其取得的成效并不大，所面临的困境有二：一则因为经费与学额的严重不足；二则因为学员接受训练后就业无出路。因此，1947年后，青辅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军训收容。
三、青辅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军训收容
自青辅会改组成立以来，各地失学失业青年人数有增无减，而行政院给予其27000名的总额一直没有改变。受名额与经费的限制，再加上青年辅导工作的繁琐与进展不畅，使教育部渐生退出之意。为此，青辅会副主任委员甘家馨在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向新闻界透露：“本会工作原介于教育、政治、社会三方面问题之间，然无一方面认此为职掌范围内之迫切问题，故在广大收复区内进行工作，未能增发分文经费，全赖撤销后方移往收复区之剜肉补疮方法。以致既不能适应需要，而后方复又怨言载道，难以达成任务，不用讳言。目前各地待救济青年不下卅余万人。本会人力、财力有限，殊感束手无策。”他呼吁将此事提交三青团大会郑重讨论，把青年之辅导工作改由三青团中央团部主持。然而甘氏的意见并未得到三青团大会的回应。
据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的报告，自194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地下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解放区。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学生，青辅会地方组织机构随内战局势的变化而在不断调整之中。到1947年初，青辅会先后撤销了所有非战区的地方辅导机构，而阻止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成为青辅会各地方辅导机构从事青年救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6年7月教育部接到秘密报告称：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力吸引平津各地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劳工前往张家口参观，“旨在把握青年心理，使其参观后返回各地，自动宣传而扩大政治影响”。为此，教育部令饬青辅会应迅速设法，防止中共将青年送往张家口参观。青辅会奉令后即展开相应对策，向部方临时请款1亿元，以资开展此项业务，并派专人前往承德、大同等地抚慰青年及教育界人士，以争取人心。山东是1946年底至1947年初内战最为激烈两大区域之一。据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平津地区贫苦学生无法攻读者已有多人潜往沧县，进入中共方面设立的山东省立渤海公学中学部、师范部。该校“专收17岁以上33岁以下高小毕业者，待遇由公家津贴粗粮50斤及烧柴、书籍、医药等项，如参加劳动生产尚可补助一部经济，毕业后并介绍工作”。进入1947年春季以后，青年学生悄悄前往解放区更是有增无减。据商行义来函称：“平津青年学生因经济来源断绝，学业难以继续，就业复又无门路，遂相率前往解放区，接受中共的训练后编人军队或派任乡村工作，或前往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商氏强调指出：在华北地区加强与中共争取青年的工作，实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
然而自1947年教育部施行奖学金制度以来，各校已无公费可供青辅会辅导学生转学。学生无法转学，则青辅会不能让受训者如期离班腾出名额，致后来者更无法继续收容。这种恶性循环导致青辅会不得不自行紧缩，“酌办短期职业训练，适应收复区社会需要，开辟学生出路，藉以减少收训名额”。为使各训练班能尽快腾出名额，青辅会加强了与军事机关的密切联系，青年军各师无疑是解决其各地方机构收训青年出路最直接的去处。特别是1947年后，由于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严重减员，青辅会与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之联系也日见紧密，招徕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队受训，成为其各地辅导机构工作的中心内容。7月14日，青辅会颁布了《青年训导班设置收训办法》，并据此将所有中学进修班一律改为青年训导班，办理“流亡无依青年之收容训导”工作。该办法规定：“凡是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来自中共占领区的流亡青年，如确属贫寒无依而有中学程度，经各地辅导处或工作队遵照登记办法之规定登记审查合格后，分发青年训导班收训；如果原在各中学进修班受训青年，确实不能自筹出路无法疏散者，也可准其由各辅导处(直属本会之进修班由进修班主管人员负责)重行严格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暂留青年训导班受训。训导期限以3个月为限，在班受训期满不能自谋出路者，转请国防部提前办理军训收容。”㈣
为配合军事机关对失学失业青年的收容，青年训导班在课程开设方面十分注重军事相关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其中军事术科每周为9小时。按照学生程度分别开班授课。它在开办训导班的过程中，依师团等军事组织编队管理，由师团负责“收训之宣传，及检验、接收、转送与宿食之招待等事宜”，青辅会仅居于次要地位，其收训标准也放宽为“具有小学毕业程度以上之男性，其年龄在30岁以下16岁以上而身体健康者为准”。青年军各师虽然加大了收容失学失业青年的力度，但因青辅会送去太多，甚至出现一时无法收容的情形。如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蒋经国于1947年5月23日在给青辅会的电文中就曾指出：青年军205师在潢川等地收容部分失学失业青年后，“该师士兵确已足额，限于编制实难再行容纳。拟请贵会予以设法安置”
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对失学失业青年军事收容，迫使青年上前线充当炮灰不同的是，就在国统区青年失学失业情形日益严重之时，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中共方面不仅大力吸收青年前往解放区，而且其在国统区的青年政策也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1947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国统工作人员的电文中就曾指出：“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个斗争的群众本身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1947年以后，现实生活的更加艰难与中共方面为改善青年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认识更加透彻。国共两党青年政策的严重差别使得他们对政府的离心力逐渐加深，人心向背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正是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先兆。
由上论述可知，自抗战胜利以来，收复区失学失业的青年人数激增。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战时的青年辅导机构改组为青辅会，以展开对失学失业青年的救济。尽管青辅会为之做了大量工作，但受经费与人手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所取得的成效并不令人满意。1947年春夏以后，为配合国民党的反动内战，收训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事机构，成为青辅会工作中心的任务。如果说1947年初青辅会招徕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队服役还是带有辅导性质的话，那么自7月颁布《青年训导班设置收训办法》以后，其工作则迅速演变为对青年进行军训收容。自此以后，青辅会对青年的辅导工作不再以复学就业为主要目的，其主动权亦已转移到各青年军各师团的手中。青辅会从救济青年到展开对青年的军事收容的职能转换，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此间青年政策的反动，这正好与中国共产党此间的青年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1947年底，行政院要求青辅会自次年元月起，将所有业务移交地方接办，教育部只对之负统筹、计划、监督指挥之责。至此，青辅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教育复员，青年救济，军事收容
自抗战胜利以来，大批抗战期间内迁的青年学子相继回乡再度寻求就学与就业机会，而此时收复区敌伪所设各类学校均已停办，一时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人数激增。在地方教育行政当局无法安置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5年11月底将战前的青年招致训练机构，迅速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青辅会”)，专事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的招致与训练工作。青辅会改组的成立，是教育部为配合各地教育复员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该会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内，曾为战后初期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受名额与经费的限制以及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青辅会的职能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其工作收效不大。自1947年以后，为积极配合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青辅会的职能开始转化为对失学失业青年的军训收容。长期以来，学界对青辅会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力图对之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青辅会的改组成立与工作宗旨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一种特殊教育事业，对青年学生的就学与就业的辅导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昌行营时期。1934年，为配合国民党在江西、福建等地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行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昌设立了专门训练青年的机构。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我国东南各地相继沦陷。为开展对沦陷区青年的辅导工作，国民政府相继在沦陷区与后方设立了两大青年辅导机构——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与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使沦陷区各级教育能够继续维持，行政院在1938年6月的第373次院务会议上通过的《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规定：“由教育部选择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之教育工作人员，为沦陷区教育督导员，分发于指定之一定区域内以适当之方法推进各该区内之教育工作。”1939年5月，根据行政院的指示，教育部成立了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战教会”)，以加强对沦陷区的教育督导工作。该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分设三组：第一组掌游击区教育督导事宜；第二组掌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训事宜；第三组掌战区教师登记、救济及工作事宜。根据教育部随后制定的《各级战教督导人员工作纲领》可知，战区教育督导人员分为督导专员、主任督导员与督导员三级。与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不同，对沦陷区青年的招致训练工作一开始是由军事委员会主持办理的。1940年3月1日，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训会”)在重庆成立。该会以“招致战地失学、失业青年，俾能内移继续就学与就业，以避免敌方利用”为宗旨，以“加强抗战建国力量。积极救济因战乱而内迁的失学失业青年”为主要任务。嗣后不久，因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各战区开展工作，招训会的业务改由三青团中央团部主持。由于招致的青年十之八九为学生，其训练与分发皆与教育机关发生密切关系，1940年5月，蒋介石下令将会务交由教育部负责主持。此时招训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2人，由主任委员派任，常务委员5人与委员10人，则分别由其他中央机关派员兼任。
招训会成立伊始，其工作重心便在各战区招致青年接受训练，以免其落入敌伪之手。根据《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办法》，招致区域划分为第一区(华北)、第三区(华东)、第七区(广东)、东北区、鲁苏豫皖区、西北区等六大区域，各区设立敌后招致站与临近战区招致站。到1943年，招训会在全国各地分设了八个招致分会(另有两个尚在筹备中)、17个招致站、7个接待所。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导致日寇内犯豫、皖、湘、桂、黔各省，战区范围进一步扩大，自战区退出的青年人数激增。招训会为应付局势的急剧变化，先后增设了贵州临时招训分会，第五战区招训分会、第十战区招训分会，以及各区战地青年招训督导专员办事处，招致范围进一步扩大。1945年招训会共计招训战区青年132700名，与1944年相比，其招训战区青年之人数增多一倍以上。
抗战胜利后，内移青年日少，而收复区之敌伪学校均已停办，致青年学生失学情形相当严重。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招训会当即于10月30日向教育部呈送了复员工作实施办法：招训会所属各分会、各招训专员办事处应准备逐渐收缩业务，并自11月1日起停止内移青年登记，将原有机构向收复区推进，改办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登记事宜。
为更好规划收复区青年的复学就业工作，改组成立全国性的青年辅导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1945年10月，行政院饬令教育部将招训会与战教会合并，以协助各地开展教育复员工作。教育部遵照院令，将上述两个委员会合并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并拟定组织规程及1946年度概算呈请行政院。11月19日行政院发布训令，要求将原有各地招致站一律于10月底以前分别合并，“并于交通要点改设‘辅导会××(地名)青年服务站’，办理前因战时内移之青年回籍复学就业之辅导工作”。青年服务站主要在三大交通沿线必要据点设置，其设置地点分别为：(一)南路设贵阳、柳州、衡阳、广州与金华五站；(二)中路设宜昌、汉口与南京三站；(三)北路设宝鸡、运城、郑州、石家庄、徐州、天津与沈阳七站。行政院同时规定：为协助收复区地方教育复员，并救济辅导各地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辅导会应斟酌各省市实际情形，在河南等16省暨汉口等五市设立辅导处。在各省市辅导处成立后，原有招训分会及招训督导专员办事处与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所属机构，统限于一个月内分别撤销，其未了工作移交附近辅导处接办。根据12月3日行政院颁布的《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青辅会直属教育部，专事办理收复区青年就学就业事宜。青辅会人员组成为：主任委员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1人，由主任委员就委员中聘任；委员18人，由其他中央机关人员指派一人兼任，或由主任委员聘请专任或兼任。青辅会在收复区各省市设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与青年服务站，“办理前因战时内移之青年回籍复学就业之辅导工作”。
招训会自成立以来，虽然其隶属机构曾经几度变更，但其招致战区青年前往后方接受训练的宗旨一直未改。而在抗战胜利以后，为配合战后初期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与整理，教育部将战时的招训会与战教会迅速改组为青辅会，其工作重心也随之 转移到辅导收复区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上来。
二、青辅会与收复区的青年复学就业
1945年底至1946年初，青辅会之主要工作重心在于回籍青年之辅导救济，包括膳费、食宿与就学就业之辅导。这一工作在1946年夏秋之际基本结束。此后，青辅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配合收复区教育秩序的恢复上来，其中包括办理中学进修班、师资训练所与职业训练班等各种机构。行政院核给青辅会的收训名额为27000名。
战后初期，收复区各地原有的敌伪所设学校均已解散，而新的学校却并未建立。青辅会举办的各种进修班与训练班均为临时救济性质，每期仅为1个月到3个月不等(最长也不超过6个月)，训练期结束以后，这些青年同样面临着再度失学失业的危险。此时，各国立中学大多数已交由各省市教育厅局办理，且各地中等学校均人满为患，吸收青年人校也甚为困难。因此，教育部决定呈请行政院另拨专款，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以便抢救失学青年。早在1945年11月20日，教育部就要求收复区各地方教育厅局，应从速恢复各级学校，必要时得增设临时中学。然而各地方教育机关此时正在办理敌伪所设中等学校员生与小学教职员之登记与甄审，根本无暇他顾。教育部随即决定由青辅会出面，在各收复区重要地点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临时中学免收学杂费，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向学校请求一定数量的补助。临时中学校舍则以尽量利用公共房屋及接收的敌伪学校校舍为主，必要时增建临时校舍。各临时中学在教育复员工作完成后，即移交教育部与国立学校统筹办理。1945年11月27日，最先设立的南京3所国立临时中学正式开学，此后，上海、杭州、桂林、天津、北平、开封、济南、哈尔滨、长春、沈阳、广州等地的国立临时中学也相继成立。每所国立临时中学收容学生2000人，共计收容青年学生28000人，所有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同。
然而与部长朱家骅的期许相反，14所国立临时中学设立以后，收复区青年失学情形并未有多少改观。特别是在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全面打响之后，青年流离失所的情形更为严重。据1946年6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向国民政府的呈报显示，自战区逃出青年到达江苏者有数万人之多，而江苏辅导处分配救济名额只有1000名，实在是僧多粥少。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蒋介石对之甚为关心，于6月4日特致电朱家骅，要求为江苏省增加失学青年救济名额4000名。除江苏外，山东、河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平津等地经青辅会登记的失学失业青年不下27万人。虽然青辅会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师资进修班，但究竟名额有限，远远不足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失学失业青年。教育部在18日给蒋介石的呈文中称：自1945年12月以来，各大城市流亡青年为数激增，青年失学情形相当严重，而本部所办临时中学收容28000人的名额，早经满额，势难扩大收容，各地流亡青年感到失望。为此，教育部开出了在太原等地再行筹设21所临时中学，请拨69亿6850万元开办经费的宏大计划。该计划设立的21所临时中学能招收学生44000人，款项则直接拨至地方，该会仅处于监督及协助地位。7月12日，国民政府给教育部请求的回应是：“已交行政院审核办理”，但迟至9月中旬，行政院未有回音。而此时各地要求设立临时中学的文电仍如雪片一般飞来。10月15日，教育部再次致电行政院，转报了东北地区青年失学的严重情形，要求尽快批准设立21所临时中学的计划。但报告如石沉大海，行政院一直未有任何答复。
青辅会并未就此停止努力。该会在拟定1947年度工作计划时，仍然筹备在指定地点设立临时中学40所，职业训练班20所，交由地方政府及士绅办理。朱家骅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希望将临时中学改为师范性质，以造就小学师资。他还认为，考虑到出路问题，在没有良好出路与介绍相当职业把握的情况下，职业训练班可以缓办㈣。为配合收复区师资训练的需要，青辅会各地方机构于1946年相继开办了一些师资训练所，招收各省市教育厅局保送、或由各省市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登记合格的失学失业青年入学，曾任教师者受训期限为3个月，其他受训6个月。除了师资训练班外，职业训练班也是青辅会各地方机构办理较多的救济青年就学形式。各种职业训练班训练期限均为6个月。各省市青年辅导处充分加强了与各地方行政机关的联络，争取与所在地机关联合办学，以使学员在结束训练以后能够立即解决工作出路问题。
针对各地出现的专科以上学校失学学生要求辅导就学的情形，教育部在1946年3月12日特别指示青辅会：如果原校继续办理之各校学生，应饬令其回原校复学；如果原校已停办，则应饬令其自行转学。至于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应依照部颁《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学业处理办法》办理，不必由青辅会再行分区举行甄审。此令表明：青辅会所属各地方机构仅对中等学校失学与失业青年开展辅导救济工作，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不在其辅导救济范围之内。
1946年5月12至14日，青辅会连续三天召开了各地方单位业务检讨会议。各省市青年辅导处、各中学进修班、职业训练班以及各临时中学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副主任委员甘家馨首先报告了青辅会自1946年1月正式改制以来的大致情况，并指出其当前的缺点是：“经费困难不能应付需要，额定经费不能先期发出，业务方面不能活泼的开展，本身力量不足而不能大规模发动社会力量作广大开展。”他还特别强调：“当前政治局势日趋恶化，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教不力，不如说是政治的共党滋扰，一方面增加我们的负担，一方面跟我们站在对立的地位。共党要争取青年，我们也要救助青年，故我们的责任异常重大。”随后，各省市的辅导处主任分别报告了本省市的青年辅导工作情况。江苏辅导处主任牛践初报告称：估计江苏失学失业青年人数当在一百六七十万(牛氏此番报告似有严重夸大事实之嫌疑——引者)，而整个江苏辅导处只有徐州师范1000名的名额。名额严重不足，致使“登记方面不敢公开登记，因流亡青年太多，只采存记介绍调查方式，而失业青年中介绍会计、地政、小教者甚多”。1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到场指出：“以美国一个富足而组织严密的国家，教育复员尚感纷乱，我们的教育复员要立刻办好不紊乱是不可能的。”他鼓励与会代表说：“我们的工作毕竟是教育工作，在各地方，在任何环境要与教育界人士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视同一家。即便人家办关门教育，我们也要设法联络，使他了解打开局面。”
鉴于青辅会额定经费之不足，朱家骅早在1945年12月就曾以部长名义函请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请求于各分署拨发纸张及粮食，交青辅会所属各省市青年辅导处统筹分配救济。蒋氏在征得联总同意后，将该署“过去只救济难民不救济学生之规定予以改正”，总署各地分署仅1946年向青辅会及所属各单位拨发的救济物资就有：面粉 101440袋，衣服159928件，皮鞋1914双，牛奶6236罐，罐头21601筒，杂粮518559斤，布935码，棉花1430斤，棉被100床，其他各种救济物资如药品之类亦复不少。这大大减轻了青辅会的经费负担，而有利其各项救济失学青年工作的开展。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青辅会虽然主办了14所临时中学，但临时中学既为临时性质，待地方秩序安定以后，即应由教育部转交地方办理。最先成立的南京3所临时中学在1946年9月由教育部交给南京市办理，改为市立中学。到1946年冬，各地辅导机构办理的各种类型的训练班成为安置失学失业青年的主要场所。尽管青辅会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其取得的成效并不大，所面临的困境有二：一则因为经费与学额的严重不足；二则因为学员接受训练后就业无出路。因此，1947年后，青辅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军训收容。
三、青辅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军训收容
自青辅会改组成立以来，各地失学失业青年人数有增无减，而行政院给予其27000名的总额一直没有改变。受名额与经费的限制，再加上青年辅导工作的繁琐与进展不畅，使教育部渐生退出之意。为此，青辅会副主任委员甘家馨在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向新闻界透露：“本会工作原介于教育、政治、社会三方面问题之间，然无一方面认此为职掌范围内之迫切问题，故在广大收复区内进行工作，未能增发分文经费，全赖撤销后方移往收复区之剜肉补疮方法。以致既不能适应需要，而后方复又怨言载道，难以达成任务，不用讳言。目前各地待救济青年不下卅余万人。本会人力、财力有限，殊感束手无策。”他呼吁将此事提交三青团大会郑重讨论，把青年之辅导工作改由三青团中央团部主持。然而甘氏的意见并未得到三青团大会的回应。
据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的报告，自194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地下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解放区。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学生，青辅会地方组织机构随内战局势的变化而在不断调整之中。到1947年初，青辅会先后撤销了所有非战区的地方辅导机构，而阻止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成为青辅会各地方辅导机构从事青年救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6年7月教育部接到秘密报告称：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力吸引平津各地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劳工前往张家口参观，“旨在把握青年心理，使其参观后返回各地，自动宣传而扩大政治影响”。为此，教育部令饬青辅会应迅速设法，防止中共将青年送往张家口参观。青辅会奉令后即展开相应对策，向部方临时请款1亿元，以资开展此项业务，并派专人前往承德、大同等地抚慰青年及教育界人士，以争取人心。山东是1946年底至1947年初内战最为激烈两大区域之一。据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平津地区贫苦学生无法攻读者已有多人潜往沧县，进入中共方面设立的山东省立渤海公学中学部、师范部。该校“专收17岁以上33岁以下高小毕业者，待遇由公家津贴粗粮50斤及烧柴、书籍、医药等项，如参加劳动生产尚可补助一部经济，毕业后并介绍工作”。进入1947年春季以后，青年学生悄悄前往解放区更是有增无减。据商行义来函称：“平津青年学生因经济来源断绝，学业难以继续，就业复又无门路，遂相率前往解放区，接受中共的训练后编人军队或派任乡村工作，或前往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商氏强调指出：在华北地区加强与中共争取青年的工作，实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
然而自1947年教育部施行奖学金制度以来，各校已无公费可供青辅会辅导学生转学。学生无法转学，则青辅会不能让受训者如期离班腾出名额，致后来者更无法继续收容。这种恶性循环导致青辅会不得不自行紧缩，“酌办短期职业训练，适应收复区社会需要，开辟学生出路，藉以减少收训名额”。为使各训练班能尽快腾出名额，青辅会加强了与军事机关的密切联系，青年军各师无疑是解决其各地方机构收训青年出路最直接的去处。特别是1947年后，由于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严重减员，青辅会与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之联系也日见紧密，招徕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队受训，成为其各地辅导机构工作的中心内容。7月14日，青辅会颁布了《青年训导班设置收训办法》，并据此将所有中学进修班一律改为青年训导班，办理“流亡无依青年之收容训导”工作。该办法规定：“凡是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来自中共占领区的流亡青年，如确属贫寒无依而有中学程度，经各地辅导处或工作队遵照登记办法之规定登记审查合格后，分发青年训导班收训；如果原在各中学进修班受训青年，确实不能自筹出路无法疏散者，也可准其由各辅导处(直属本会之进修班由进修班主管人员负责)重行严格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暂留青年训导班受训。训导期限以3个月为限，在班受训期满不能自谋出路者，转请国防部提前办理军训收容。”㈣
为配合军事机关对失学失业青年的收容，青年训导班在课程开设方面十分注重军事相关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其中军事术科每周为9小时。按照学生程度分别开班授课。它在开办训导班的过程中，依师团等军事组织编队管理，由师团负责“收训之宣传，及检验、接收、转送与宿食之招待等事宜”，青辅会仅居于次要地位，其收训标准也放宽为“具有小学毕业程度以上之男性，其年龄在30岁以下16岁以上而身体健康者为准”。青年军各师虽然加大了收容失学失业青年的力度，但因青辅会送去太多，甚至出现一时无法收容的情形。如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蒋经国于1947年5月23日在给青辅会的电文中就曾指出：青年军205师在潢川等地收容部分失学失业青年后，“该师士兵确已足额，限于编制实难再行容纳。拟请贵会予以设法安置”
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对失学失业青年军事收容，迫使青年上前线充当炮灰不同的是，就在国统区青年失学失业情形日益严重之时，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中共方面不仅大力吸收青年前往解放区，而且其在国统区的青年政策也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1947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国统工作人员的电文中就曾指出：“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个斗争的群众本身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1947年以后，现实生活的更加艰难与中共方面为改善青年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认识更加透彻。国共两党青年政策的严重差别使得他们对政府的离心力逐渐加深，人心向背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正是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先兆。
由上论述可知，自抗战胜利以来，收复区失学失业的青年人数激增。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战时的青年辅导机构改组为青辅会，以展开对失学失业青年的救济。尽管青辅会为之做了大量工作，但受经费与人手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所取得的成效并不令人满意。1947年春夏以后，为配合国民党的反动内战，收训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事机构，成为青辅会工作中心的任务。如果说1947年初青辅会招徕失学失业青年进入军队服役还是带有辅导性质的话，那么自7月颁布《青年训导班设置收训办法》以后，其工作则迅速演变为对青年进行军训收容。自此以后，青辅会对青年的辅导工作不再以复学就业为主要目的，其主动权亦已转移到各青年军各师团的手中。青辅会从救济青年到展开对青年的军事收容的职能转换，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此间青年政策的反动，这正好与中国共产党此间的青年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1947年底，行政院要求青辅会自次年元月起，将所有业务移交地方接办，教育部只对之负统筹、计划、监督指挥之责。至此，青辅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