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浙江奉化称之为“请财神”，这是黑社会惯用的一种勒索手段。蒋介石发迹之前，长期在上海滩混，又拜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故也颇谙此道。据英国政府保存的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所记录，绑架案与这位蒋某人有关的,就有两次。
　　1913年“二次革命”时，蒋介石随同陈其美在上海举兵讨袁，曾带兵攻打过江南制造局。失败后，蒋介石遭到通缉，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逃回浙江奉化避难。为了筹措逃亡日本的路费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蒋介石与其盟弟王恩溥商议，决定在家乡请一次“财神”，绑架的对象叫夏全木，为奉化北门外的首富，人称“全木格支”（奉化人称“大富翁”为“格支”）。
　　当时，这一带土匪很多，经常发生绑架事件，所以夏全木十分警惕。不少土匪都打过他的主意，但都未能得手。
　　为了绑架夏全木，蒋介石找来在岳丈家读书时结拜的10个盟兄弟，这些人年少气盛，听说要“请财神”，都跃跃欲试。蒋介石对他们说：我们“请财神”，不同于土匪，我们是“为革命筹措经费”，不能乱来，只能智取。蒋介石留过洋，打过仗，当过团长，大家对他的主意均表赞成。
　　一天雨后，时近黄昏，七八条汉子抬着一顶轿子，从溪口直奔夏家，来到夏全木门前。为首的手持大红请帖，进入内室，毕恭毕敬地对刚从钱庄回家的夏全木说：“外地有一巨商要谈一笔生意，溪口×老板特请夏老板前去商议，轿子已停在门外，望能赏光屈顾。”夏全木见来人彬彬有礼，谈吐不俗，不像绿林中人，况溪口距夏家不到10里，与×老板又相交甚深，因此，不疑有诈，即整整衣冠，出门坐轿而去。
　　轿夫走得很快，不消个把小时就抬上了奉化溪口的雪窦山。进屋后，接待者杀鸡备酒，十分客气。夏全木见此屋陌生，又不见×老板出场，顿生疑惑。这时，蒋介石出来向他说明要借“革命经费”，他始知自己被请作“财神”了。饭后，蒋介石又同他进行了长谈，从辛亥革命胜利到袁世凯夺权，从宋教仁被刺到“二次革命”失败。最后对他说：“革命仍在继续，前途光明，但眼下经费困难，需要各方支持。”夏全木心虽不愿，但不敢反抗，只好点头。这时，王恩溥拿出纸笔，由蒋介石口述，叫夏全木写了一封家书，“请速筹款一万银元，以十日为限，送往来人指定地点，切切！我在此均好，请勿挂念。”
　　夏妻接信后，立即召来在湖州的“阿大”（经理）夏云寿和在上海的账房夏生耀到畸山商量，东奔西走，凑足了一万银元，在上海某处交付。
　　在此期间，蒋介石要王恩溥每天用好酒好饭款待“财神”，他也不时上山来向夏讲一些“三次革命”的道理。待一万大洋到手，他又同夏作最后一次谈话：“我们好请好放，你也不要报官，希望以后成为朋友。现在我们是在缉之身，你告不告都一样。不告，留条后路，革命成功，你还可以得到好报。”夏全木回家后，权衡利弊，终于没有报官。
　　后来，夏全木的儿子夏定峰，从军校毕业，由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保荐，报考侍从室，当履历表呈蒋介石审阅时，蒋一看是夏全木之子，当即批准录用，后由少校晋升为上校。这也算是蒋介石“报恩”吧。
　　蒋介石第二次绑票发生在1916年左右。那时，蒋介石在上海活动，因无正当的职业收入，全靠借贷度日，加上他挥霍无度，经济更为拮据。当时，有奉化人何绍庭、何绍裕兄弟，专在上海各大洋行包土木工，发了财。蒋介石以同乡之谊，常向何氏兄弟借贷，后因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就找来竺鸣涛等人商议报复办法。
　　竺鸣涛，浙江嵊县人，是蒋介石的盟兄竺绍康之子，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人物。竺鸣涛探知何氏兄弟的老母尚在奉化乡间居住，乃派其父的旧部下，將何母绑架，并致书何氏兄弟，令其用５万元现款来赎，否则就要撕票。
　　何绍庭兄弟接信后，怀疑此事是蒋介石等人所为，派人去法租界新民里蒋介石的住处，与蒋相商，先将老母放回，金钱之事可慢慢商量，蒋不承认此事。何绍庭又请江北溟（曾任蒋介石就读的奉化龙津学堂校长，时为上海新学会社书店经理）、陈益卿（上海眼科医院院长、蒋介石的好友）一起去见蒋，直言此事不光明，要他速将何母放回，这样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蒋介石听他们这样说，以为是奇耻大辱，联想到往年第一次考龙津学堂时，江北溟无故不收，因而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江北溟，江也以长辈自居，不肯让步，遂至两人扭打起来，幸有陈益卿竭力拉开。
　　事后，有人向何氏兄弟告密，此事是竺鸣涛所为，他们立即报告了捕房。竺鸣涛闻风而逃，并将何母杀死，弃尸荒山。等到何家人找到时，尸体已被野兽吃去半身，状至悲惨。
　　经上述事情后，蒋介石和竺鸣涛关系更为密切。蒋介石在广东得势后，介绍竺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后历任要职，官至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省戒严司令官兼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授中将衔。逃往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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