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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写过一首名为《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诗，诗中有一句流传甚广：“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着蔷薇。（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诗人最初想表达的是什么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在这充满隐喻气质的诗句中，暴躁的“老虎”和柔美的“蔷薇”和谐共处的画面给予很多人以心灵的平静。随着李安导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上映，“老虎”作为内心“恶”的象征更是深入人心。6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3级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以“坚守理想，管好心中的老虎”为题做了发言，提出了自己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那么，“老虎”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人性中的“恶”又代表着什么？
因为相信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所以从西方基督教文化来看，人性的恶代表着“罪”。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纳曾将人的恶性总结成七宗罪，分别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好莱坞著名导演大卫·芬奇据此拍摄的影片《七宗罪》曾经引发了大众对人性的探讨。东方的一些信仰，像佛教，也对人性中的“恶”以及如何应对它们做出了阐述，如佛门的一些清规戒律：不杀生，不打诳语，不偷盗等等。但并非人人存有信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法律和道德三者的羁绊则是围绕着“恶”永不褪色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带有群体性质的恶行，比如侵略战争，比如民族屠杀，比如文化毁灭。
当然，就像很多人在遇到帮助后所感叹的那样：“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人类经过文明的洗礼，付出了很多血的代价，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世界环境。今天，我们先把眼光从罪犯和恶人的身上移开，来看看身边的普通人。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深知其不易，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不是静止的，了无生趣的，而是在善和恶之间相互挣扎和奋斗的。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都如在迷雾中走钢丝那样，我们不禁思考什么才能帮我们把握住生活的平衡，并能坚定前行呢？
两个关于“老虎”的心理试验
所以，把哲学和宗教放在一边吧，我们来看看与人最亲近的心理学如何表达。心理学的众多分支中，没有一个流派像“精神分析”那样对人性的“恶”充满兴趣。传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也是被大众熟知的心理学家，比如弗洛伊德，将人的生命动力定义为“力比多”，力比多有两种表现形式——性本能和攻击性；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提出了“阴影”的概念，认为其是人性中相对阴暗的部分但同时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尽管传统精神分析的一些结论被认为缺乏科学证据受到科学界的排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也大多充满哲学意味，还没达到科学的标准。比如学界对弗洛伊德“性本能”的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的这些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并且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确实压抑了人们某些情绪和攻击性的发泄。不同于“精神分析”对人本能的关注，美国式的社会心理学，则用精巧的实验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人性中“恶”的唤醒作用。提到这个话题，有两个实验是不能绕开的。
首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针对监狱的暴力，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犯人和狱卒）使这里变得暴力，还是这个环境使人变得暴力。他招募了多名大学生做志愿者，采用抛硬币的方式将他们分成犯人和狱卒，开始进行角色扮演。一开始双方还相安无事，但是几天后，狱卒和犯人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以至于津巴多不得不在第六天结束了实验。这样的实验结果让人震惊，研究结束后，一些实验参与者甚至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是“好人”，那为什么一开始扮演某些角色，道德、良知的约束就轻易受到威胁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实验——米尔格拉姆服从游戏。这个实验中有两个人，一个人扮演“学生”，需要记忆单词，由研究人员来扮演的；另一个人是招募来的志愿者，他扮演“教师”的角色来考查“学生”记忆单词情况，如果学生出现错误，教师可以进行电击惩罚，电压从15伏到450伏不等。另一个研究者会在“教师”的旁边“命令”他不停加大电压惩罚学生。在实验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没有人会进行到300伏以上，而实际的情况是实验中有65%的人进行到了450伏。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人们惊叹在权威的压力下，“善良”人们竟然做出了伤害他人的举动，尽管那些“学生”并没有受到电击，只是表演出自己很痛苦的样子。很多人会问：“这‘教师’是坏人吗？”我想很多人都在想这些问题：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无条件服从命令的狱卒是坏人吗？那些在战场上杀人的士兵，他们是坏人吗？
当美国士兵侮辱伊拉克战俘的丑闻爆出后，菲利普·津巴多说：“这和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有着惊人却不令人愉快的相似。”他说，这种行为源于一个罪恶的环境，它可以把好人变成罪恶的替身。如果我们把好苹果放进一个劣质的桶内，这个桶会使所有接触它的东西腐烂。
“谁说年青人不该有心理障碍？”
可以看出，上面的两个实验强调了环境（社会角色和权威）对人性“恶”的唤起，但是这两个实验并不能解答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那个疑惑：人性的恶存在于哪里，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得来的？中国古代早就有关于“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多偏向于后者。近代西方则出现了两个极端观点，比如哲学家洛克所坚持的“白板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一块白板，即后天是塑造人的决定力量，恶应该也是习得的；而遗传学的先驱，高尔顿则认为遗传决定了一切。针对这个问题，现代的一些学科，比如遗传行为学，一个融合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得出了结论：一些行为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并且在统计学基础上得出遗传率是多少，环境的影响又是多少。但是我们要明白，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是很复杂的。比如，针对“攻击性”，某人可能遗传到了某些“暴力”基因，但这也仅仅说明在同样的环境中他更有可能比其他人表现出暴力行为。而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又有无限可能，如果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他的暴力基因有可能不会被唤醒，但是如果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环境，比如战争、破碎的家庭或者受到虐待等，暴力基因就有可能得到表达。
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基因来源，并且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无法改善、控制和逃离某些环境，这两者的结合往往塑造了一个“我”出来，而“我”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邪恶”的。想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些愤怒呢？出身和环境就这么决定了我是谁了，如果真有这么简单粗暴，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人，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有“选择”和“控制”的能力。也许我们的家庭不幸福，也许我们的教育不够优越，也许我们正在忍受着生命带来的不公正，也许心中的愤怒、极度失望就要把我们撕裂。但是，生活中的苦难并不是我们“作恶”的借口，它们只是让我们通向幸福的路上步履蹒跚，它们是生活带给我们的挑战。而真的勇士敢于在破碎的生活中，坚持良知，奋力前进。
说到这里，我还想就“大众如何看待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提一下自己的想法。现在的一些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是群体性质的，而非个人。比如离异家庭的孩子安全感比较低这个结论并不代表着任何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都安全感低。这样的结论得出来，不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孩子存有偏见，更重要的是提醒社会应该去采取措施降低离婚率，以及如何更好抚养这些孩子。所以，在面对一些结论时，不要着急吐槽，也不要着急往自己身上靠，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去改善环境，而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去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让所有人都负起责任去改变，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
从情绪不稳定的青春期走过来，来到大学学习，很多人依然在摸索着，想象着生活究竟该是什么样子，自己该如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面对很多问题，在坚守良知的基础上学会应对是成长的巨大挑战。作家卡尔维诺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中说：“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是的，尽管前方荆棘满布，而我们除了前进，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张蕾磊
诗人最初想表达的是什么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在这充满隐喻气质的诗句中，暴躁的“老虎”和柔美的“蔷薇”和谐共处的画面给予很多人以心灵的平静。随着李安导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上映，“老虎”作为内心“恶”的象征更是深入人心。6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3级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以“坚守理想，管好心中的老虎”为题做了发言，提出了自己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那么，“老虎”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人性中的“恶”又代表着什么？
因为相信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所以从西方基督教文化来看，人性的恶代表着“罪”。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纳曾将人的恶性总结成七宗罪，分别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好莱坞著名导演大卫·芬奇据此拍摄的影片《七宗罪》曾经引发了大众对人性的探讨。东方的一些信仰，像佛教，也对人性中的“恶”以及如何应对它们做出了阐述，如佛门的一些清规戒律：不杀生，不打诳语，不偷盗等等。但并非人人存有信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法律和道德三者的羁绊则是围绕着“恶”永不褪色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带有群体性质的恶行，比如侵略战争，比如民族屠杀，比如文化毁灭。
当然，就像很多人在遇到帮助后所感叹的那样：“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人类经过文明的洗礼，付出了很多血的代价，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世界环境。今天，我们先把眼光从罪犯和恶人的身上移开，来看看身边的普通人。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深知其不易，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不是静止的，了无生趣的，而是在善和恶之间相互挣扎和奋斗的。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都如在迷雾中走钢丝那样，我们不禁思考什么才能帮我们把握住生活的平衡，并能坚定前行呢？
两个关于“老虎”的心理试验
所以，把哲学和宗教放在一边吧，我们来看看与人最亲近的心理学如何表达。心理学的众多分支中，没有一个流派像“精神分析”那样对人性的“恶”充满兴趣。传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也是被大众熟知的心理学家，比如弗洛伊德，将人的生命动力定义为“力比多”，力比多有两种表现形式——性本能和攻击性；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提出了“阴影”的概念，认为其是人性中相对阴暗的部分但同时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尽管传统精神分析的一些结论被认为缺乏科学证据受到科学界的排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也大多充满哲学意味，还没达到科学的标准。比如学界对弗洛伊德“性本能”的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的这些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并且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确实压抑了人们某些情绪和攻击性的发泄。不同于“精神分析”对人本能的关注，美国式的社会心理学，则用精巧的实验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人性中“恶”的唤醒作用。提到这个话题，有两个实验是不能绕开的。
首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针对监狱的暴力，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犯人和狱卒）使这里变得暴力，还是这个环境使人变得暴力。他招募了多名大学生做志愿者，采用抛硬币的方式将他们分成犯人和狱卒，开始进行角色扮演。一开始双方还相安无事，但是几天后，狱卒和犯人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以至于津巴多不得不在第六天结束了实验。这样的实验结果让人震惊，研究结束后，一些实验参与者甚至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是“好人”，那为什么一开始扮演某些角色，道德、良知的约束就轻易受到威胁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实验——米尔格拉姆服从游戏。这个实验中有两个人，一个人扮演“学生”，需要记忆单词，由研究人员来扮演的；另一个人是招募来的志愿者，他扮演“教师”的角色来考查“学生”记忆单词情况，如果学生出现错误，教师可以进行电击惩罚，电压从15伏到450伏不等。另一个研究者会在“教师”的旁边“命令”他不停加大电压惩罚学生。在实验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没有人会进行到300伏以上，而实际的情况是实验中有65%的人进行到了450伏。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人们惊叹在权威的压力下，“善良”人们竟然做出了伤害他人的举动，尽管那些“学生”并没有受到电击，只是表演出自己很痛苦的样子。很多人会问：“这‘教师’是坏人吗？”我想很多人都在想这些问题：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无条件服从命令的狱卒是坏人吗？那些在战场上杀人的士兵，他们是坏人吗？
当美国士兵侮辱伊拉克战俘的丑闻爆出后，菲利普·津巴多说：“这和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有着惊人却不令人愉快的相似。”他说，这种行为源于一个罪恶的环境，它可以把好人变成罪恶的替身。如果我们把好苹果放进一个劣质的桶内，这个桶会使所有接触它的东西腐烂。
“谁说年青人不该有心理障碍？”
可以看出，上面的两个实验强调了环境（社会角色和权威）对人性“恶”的唤起，但是这两个实验并不能解答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那个疑惑：人性的恶存在于哪里，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得来的？中国古代早就有关于“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多偏向于后者。近代西方则出现了两个极端观点，比如哲学家洛克所坚持的“白板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一块白板，即后天是塑造人的决定力量，恶应该也是习得的；而遗传学的先驱，高尔顿则认为遗传决定了一切。针对这个问题，现代的一些学科，比如遗传行为学，一个融合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得出了结论：一些行为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并且在统计学基础上得出遗传率是多少，环境的影响又是多少。但是我们要明白，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是很复杂的。比如，针对“攻击性”，某人可能遗传到了某些“暴力”基因，但这也仅仅说明在同样的环境中他更有可能比其他人表现出暴力行为。而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又有无限可能，如果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他的暴力基因有可能不会被唤醒，但是如果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环境，比如战争、破碎的家庭或者受到虐待等，暴力基因就有可能得到表达。
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基因来源，并且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无法改善、控制和逃离某些环境，这两者的结合往往塑造了一个“我”出来，而“我”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邪恶”的。想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些愤怒呢？出身和环境就这么决定了我是谁了，如果真有这么简单粗暴，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人，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有“选择”和“控制”的能力。也许我们的家庭不幸福，也许我们的教育不够优越，也许我们正在忍受着生命带来的不公正，也许心中的愤怒、极度失望就要把我们撕裂。但是，生活中的苦难并不是我们“作恶”的借口，它们只是让我们通向幸福的路上步履蹒跚，它们是生活带给我们的挑战。而真的勇士敢于在破碎的生活中，坚持良知，奋力前进。
说到这里，我还想就“大众如何看待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提一下自己的想法。现在的一些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是群体性质的，而非个人。比如离异家庭的孩子安全感比较低这个结论并不代表着任何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都安全感低。这样的结论得出来，不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孩子存有偏见，更重要的是提醒社会应该去采取措施降低离婚率，以及如何更好抚养这些孩子。所以，在面对一些结论时，不要着急吐槽，也不要着急往自己身上靠，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去改善环境，而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去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让所有人都负起责任去改变，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
从情绪不稳定的青春期走过来，来到大学学习，很多人依然在摸索着，想象着生活究竟该是什么样子，自己该如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面对很多问题，在坚守良知的基础上学会应对是成长的巨大挑战。作家卡尔维诺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中说：“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是的，尽管前方荆棘满布，而我们除了前进，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