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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上海、合肥
时间：2014年9月30日、12月22日
寻访：新四军老战士吕其明、吕晓晴
吕晓晴和吕其明，是姐弟俩。
他们的父亲叫吕惠生。2007年，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印的《铁的新四军》纪念图集里，收录了吕惠生与“惠生堤”的故事。
吕惠生是新四军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皖中行政公署主任。“惠生堤”是指黄丝滩大堤水利工程。这个堤位于长江北岸，在安徽的无为县境内。民国初年，大堤出现险情，无为、含山、巢县、庐江、舒城和合肥等地饱受水灾之苦。抗战期间，吕惠生主持黄丝滩大堤水利工程，动员民工21万人，于1943年11月动工，翌年5月竣工，成为保护无为等7县200余万人民生命财产、300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屏障。为表彰吕惠生为兴建大堤所作的杰出贡献，皖中党和人民把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1945年9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就从无为一个渡口坐船前往江苏六合，航行途中被汪伪无为县长胡正纲拦截，吕惠生被辗转关进南京六浪桥监狱，11月13日惨遭杀害。
当年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曾拜访过吕惠生，共商抗日大计。江北游击纵队初创时期，武器和给养困难，吕惠生利用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募捐，筹集粮饷弹药。1940年，吕惠生把儿子吕其明、女儿吕晓晴送到新四军部队。这一年，吕其明10岁，吕晓晴12岁。
2014年9月30日，是国家第一个烈士纪念日。
在上海江宁路83弄住所，吕其明愉快受访。他开宗明义地说，“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在二师的“抗敌剧团”，吕其明有幸见到了贺绿汀。贺绿汀带着小提琴在团里待了三个月，教乐理，训练合唱。吕其明学会了贺绿汀的新作《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新四军组建第七师，吕其明又去了这个师的文工团。1944年参加文艺整风，吕其明铭记住两条：一条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一条是文艺源于生活。1946年初，他随部队到达山东枣庄，不曾想，苏皖边区地下党传来了消息：父亲被害。吕其明悲痛欲绝。
吕其明妻子叫李凌云，1947年，两人同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一个在音乐分队，一个在戏曲分队，一起参加上海战役。之后，两人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主题曲的任务落在吕其明肩上。他有在山东生活三年的经历，加上吸取山东民歌的营养，《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应运而生。该歌曲以优美抒情的旋律，表现了鲁南铁路沿线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很快在全国唱红。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在上海举办，其中序曲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由吕其明负责创作。一个星期的辛勤劳作后，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了，获得巨大成功。吕其明出任过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先后有60多部电影、200多部电视剧的音乐作品问世……
离休后，吕其明依然深爱音乐。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要配背景音乐，找到吕其明。他专门赶到南京，在部队招待所住了八天，跟随参观者用心感受什么样的音乐能烘托气氛，增强感染力。他用半年时间写出了时长60分钟、含15个乐章的背景音乐《雨花祭》，他个人分文不取。后来，吕其明又为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创作《龙华祭》。《雨花祭》和《龙华祭》是饱含深情的姊妹篇音乐。吕其明说，“这两部作品和烈士们共存，如果父亲能知道，一定会含笑九泉”。
2011年，吕其明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2014年12月22日，在合肥东大街和平花园，我们见到了吕晓晴。
吕晓晴说，我和弟弟吕其明是在父亲引领下到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
这个剧团很有名望。一批作家、音乐家、画家，是拼着命投奔剧团的。他们大多数年纪较大，有的已经三四十岁。吕晓晴当年还是个孩子。她说：“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接受锻炼”。剧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早上5时吹哨起床出操，再练声半个小时。早饭后，大家唱歌两小时，剩下时间是排戏。吕晓晴说：“唱歌演戏，是剧团的战斗武器”。剧团的这段生活，对她建立革命信仰作用很大。
一次，吕晓晴牙齿蛀了，痛得在床上打滚，几天不能吃饭。团里领导黄灿就带着她，跑了半天找到卫生队，把蛀牙拔了。吕晓晴感到温暖，把黄灿当作父亲。剧团的同志都把她和吕其明看作“小同志”，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他们。有一回，剧团要从路东去路西演出，吕晓晴和吕其明的背包放在牲口上驮着。过津浦线时，队伍遇到日军，战斗的枪声一响，牲口惊跑了，背包也找不到了。到了宿营地，剧团里老同志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送给姐弟俩穿。吕晓晴说，抗敌剧团就是我的家。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立七个师，第七师组建起来时各方面力量比较薄弱，军里决定从军部和二师抽调干部支援七师，其中包括文工队员。吕晓晴和吕其明要调往七师文工团。临行前，两人依依不舍，舍不得离开“剧团”这个家。
抗战胜利了，吕晓晴和战友喝酒唱歌，通宵狂欢。
1946年，新四军七师召开追悼会，悼念吕惠生。吕晓晴参加了，她想不到父亲40来岁就被敌人杀害了。政委曾希圣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吕惠生的爱国情操和对新四军的赤胆忠心。部队北撤，考虑到吕晓晴年少，组织上让她转到苏皖边区做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吕晓晴在组织部门工作时间很长，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组织部长。
1985年，吕晓晴从安徽省气象台党委书记位子上离休。
吕晓晴的丈夫叫朱世汉，9岁参加红军，又来到新四军，一直战斗在卫生战线，在军一级当过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1953年，他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1955年国庆节，吕晓晴和朱世汉结婚。离休时，朱世汉是安徽省卫生厅厅长。1990年，朱世汉离世。吕晓晴现在和女儿、外甥女生活在一起。
回忆起父亲，她说，父亲和我们在一起时间不多，可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辈子铭刻在心。吕晓晴的母亲沈自芳，是一位贤惠妇女。吕惠生牺牲后，母亲说，叶落归根，墓就建在故乡无为吧。吕惠生的墓，落在无为县的绣溪公园。
清明节，祭扫父亲的墓，吕晓晴总是感慨万千。有父亲的引领，才有今天的吕晓晴。
吕晓晴在我们的留言本上这样写道：
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战斗生活的锤炼，坚定了我一生的革命信念。
记者感言：新四军史册上，吕惠生是一个让人敬仰的革命烈士。他早年研读孙中山著作，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办起《无为日报》，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之后，又为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献计出力。由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1945年北撤途中被俘惨遭杀害。在狱中，吕惠生写下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怀着满腔报国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44岁的生命。吕惠生报效国家，是全心全意的，他从国家利益需要出发，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置之度外，还培育了革命的后代：其一，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一支为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毅然决然把年少的儿女送到了新四军，接受人民军队的锤炼。其二，他不幸被俘关进了敌人的监狱，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为创立新中国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感染子女，教育后代。吕其明、吕晓晴深深懂得：是父亲高瞻远瞩把他们领上充满艰辛的征途，“小同志”早早接受革命大道理，在新四军里认识世界，茁壮成长，成为革命的幸运儿。吕其明、吕晓晴没有辜负先烈的厚望，学习父辈献身革命的崇高品格和情操，在烽火中磨炼斗志，在硝烟里锤炼胆识，用革命文艺的锐利武器，活跃、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前线。今天，当年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为新四军老人，他们始终不忘继承父辈遗志，用共产党人的信念引领自己的孩子脚踏实地向前走。他们坚信：用革命先烈鲜血和生命铸造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只要一代传一代，新时代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 魏冉）
时间：2014年9月30日、12月22日
寻访：新四军老战士吕其明、吕晓晴
吕晓晴和吕其明，是姐弟俩。
他们的父亲叫吕惠生。2007年，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印的《铁的新四军》纪念图集里，收录了吕惠生与“惠生堤”的故事。
吕惠生是新四军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皖中行政公署主任。“惠生堤”是指黄丝滩大堤水利工程。这个堤位于长江北岸，在安徽的无为县境内。民国初年，大堤出现险情，无为、含山、巢县、庐江、舒城和合肥等地饱受水灾之苦。抗战期间，吕惠生主持黄丝滩大堤水利工程，动员民工21万人，于1943年11月动工，翌年5月竣工，成为保护无为等7县200余万人民生命财产、300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屏障。为表彰吕惠生为兴建大堤所作的杰出贡献，皖中党和人民把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1945年9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就从无为一个渡口坐船前往江苏六合，航行途中被汪伪无为县长胡正纲拦截，吕惠生被辗转关进南京六浪桥监狱，11月13日惨遭杀害。
当年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曾拜访过吕惠生，共商抗日大计。江北游击纵队初创时期，武器和给养困难，吕惠生利用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募捐，筹集粮饷弹药。1940年，吕惠生把儿子吕其明、女儿吕晓晴送到新四军部队。这一年，吕其明10岁，吕晓晴12岁。
2014年9月30日，是国家第一个烈士纪念日。
在上海江宁路83弄住所，吕其明愉快受访。他开宗明义地说，“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在二师的“抗敌剧团”，吕其明有幸见到了贺绿汀。贺绿汀带着小提琴在团里待了三个月，教乐理，训练合唱。吕其明学会了贺绿汀的新作《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新四军组建第七师，吕其明又去了这个师的文工团。1944年参加文艺整风，吕其明铭记住两条：一条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一条是文艺源于生活。1946年初，他随部队到达山东枣庄，不曾想，苏皖边区地下党传来了消息：父亲被害。吕其明悲痛欲绝。
吕其明妻子叫李凌云，1947年，两人同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一个在音乐分队，一个在戏曲分队，一起参加上海战役。之后，两人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主题曲的任务落在吕其明肩上。他有在山东生活三年的经历，加上吸取山东民歌的营养，《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应运而生。该歌曲以优美抒情的旋律，表现了鲁南铁路沿线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很快在全国唱红。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在上海举办，其中序曲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由吕其明负责创作。一个星期的辛勤劳作后，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了，获得巨大成功。吕其明出任过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先后有60多部电影、200多部电视剧的音乐作品问世……
离休后，吕其明依然深爱音乐。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要配背景音乐，找到吕其明。他专门赶到南京，在部队招待所住了八天，跟随参观者用心感受什么样的音乐能烘托气氛，增强感染力。他用半年时间写出了时长60分钟、含15个乐章的背景音乐《雨花祭》，他个人分文不取。后来，吕其明又为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创作《龙华祭》。《雨花祭》和《龙华祭》是饱含深情的姊妹篇音乐。吕其明说，“这两部作品和烈士们共存，如果父亲能知道，一定会含笑九泉”。
2011年，吕其明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2014年12月22日，在合肥东大街和平花园，我们见到了吕晓晴。
吕晓晴说，我和弟弟吕其明是在父亲引领下到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
这个剧团很有名望。一批作家、音乐家、画家，是拼着命投奔剧团的。他们大多数年纪较大，有的已经三四十岁。吕晓晴当年还是个孩子。她说：“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接受锻炼”。剧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早上5时吹哨起床出操，再练声半个小时。早饭后，大家唱歌两小时，剩下时间是排戏。吕晓晴说：“唱歌演戏，是剧团的战斗武器”。剧团的这段生活，对她建立革命信仰作用很大。
一次，吕晓晴牙齿蛀了，痛得在床上打滚，几天不能吃饭。团里领导黄灿就带着她，跑了半天找到卫生队，把蛀牙拔了。吕晓晴感到温暖，把黄灿当作父亲。剧团的同志都把她和吕其明看作“小同志”，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他们。有一回，剧团要从路东去路西演出，吕晓晴和吕其明的背包放在牲口上驮着。过津浦线时，队伍遇到日军，战斗的枪声一响，牲口惊跑了，背包也找不到了。到了宿营地，剧团里老同志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送给姐弟俩穿。吕晓晴说，抗敌剧团就是我的家。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立七个师，第七师组建起来时各方面力量比较薄弱，军里决定从军部和二师抽调干部支援七师，其中包括文工队员。吕晓晴和吕其明要调往七师文工团。临行前，两人依依不舍，舍不得离开“剧团”这个家。
抗战胜利了，吕晓晴和战友喝酒唱歌，通宵狂欢。
1946年，新四军七师召开追悼会，悼念吕惠生。吕晓晴参加了，她想不到父亲40来岁就被敌人杀害了。政委曾希圣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吕惠生的爱国情操和对新四军的赤胆忠心。部队北撤，考虑到吕晓晴年少，组织上让她转到苏皖边区做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吕晓晴在组织部门工作时间很长，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组织部长。
1985年，吕晓晴从安徽省气象台党委书记位子上离休。
吕晓晴的丈夫叫朱世汉，9岁参加红军，又来到新四军，一直战斗在卫生战线，在军一级当过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1953年，他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1955年国庆节，吕晓晴和朱世汉结婚。离休时，朱世汉是安徽省卫生厅厅长。1990年，朱世汉离世。吕晓晴现在和女儿、外甥女生活在一起。
回忆起父亲，她说，父亲和我们在一起时间不多，可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辈子铭刻在心。吕晓晴的母亲沈自芳，是一位贤惠妇女。吕惠生牺牲后，母亲说，叶落归根，墓就建在故乡无为吧。吕惠生的墓，落在无为县的绣溪公园。
清明节，祭扫父亲的墓，吕晓晴总是感慨万千。有父亲的引领，才有今天的吕晓晴。
吕晓晴在我们的留言本上这样写道：
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战斗生活的锤炼，坚定了我一生的革命信念。
记者感言：新四军史册上，吕惠生是一个让人敬仰的革命烈士。他早年研读孙中山著作，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办起《无为日报》，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之后，又为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献计出力。由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1945年北撤途中被俘惨遭杀害。在狱中，吕惠生写下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怀着满腔报国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44岁的生命。吕惠生报效国家，是全心全意的，他从国家利益需要出发，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置之度外，还培育了革命的后代：其一，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一支为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毅然决然把年少的儿女送到了新四军，接受人民军队的锤炼。其二，他不幸被俘关进了敌人的监狱，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为创立新中国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感染子女，教育后代。吕其明、吕晓晴深深懂得：是父亲高瞻远瞩把他们领上充满艰辛的征途，“小同志”早早接受革命大道理，在新四军里认识世界，茁壮成长，成为革命的幸运儿。吕其明、吕晓晴没有辜负先烈的厚望，学习父辈献身革命的崇高品格和情操，在烽火中磨炼斗志，在硝烟里锤炼胆识，用革命文艺的锐利武器，活跃、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前线。今天，当年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为新四军老人，他们始终不忘继承父辈遗志，用共产党人的信念引领自己的孩子脚踏实地向前走。他们坚信：用革命先烈鲜血和生命铸造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只要一代传一代，新时代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 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