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还是有办法把每一个臣子都牢牢捏在手里。

初登皇位的“傻白甜”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着笑。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雍正皇帝驾崩那天，张廷玉第一个赶到，指挥宫人找到密诏副本，当场宣读。在场的还有鄂尔泰。他因“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
　　登基第一天，乾隆就下令，让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辅政。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还将鄂、张二人封为伯爵。这此之前，这种超出品级的高含金量爵位只赏给有军功的大将。也在这一年，乾隆为雍正服丧期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将鄂尔泰和张廷玉任命为军机大臣。
　　在《乾隆朝上谕档》中有一道谕旨，乾隆特批年迈的张廷玉可视身体情况在家办公。张廷玉的儿子去世时，乾隆还专门赏银一千两给他办丧事。鄂尔泰享受到的关照不相上下。他不仅是大学士，还是首席军机大臣，可以说是乾隆面前的双料红人。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贪官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当猛虎露出爪牙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因为皇帝对张廷玉和鄂尔泰的重用，一时间朝中唯这两位满汉高官马首是瞻。乾隆五年四月上谕中这样写道：“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
　　鄂张朋党，渐成了乾隆的心腹大患。他一直想找机会敲打一下两位老臣。偏巧这时，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和门生仲永檀密谋对付张廷玉，事情败露，惹怒乾隆。尽管他顾及鄂尔泰颜面，从宽发落了鄂党，但也给了鄂尔泰一张“黄牌警告”：如果再犯，绝不宽恕。
　　经过几次折腾，鄂尔泰威风不再。1744年，他卧病在床，并于第二年春天病逝。乾隆还是亲自登门祭奠，并准其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陪在先皇左右。不过，1755年，这份殊荣又被乾隆收回。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放在“清”字前，落入文字狱，殃及鄂尔泰。在他去世近10年后，鄂尔泰被迁出贤良祠。
　　张廷玉比鄂尔泰活得久，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赶上了皇帝性情大变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词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账了。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未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对此，乾隆自己都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乾隆十三年后，这位皇帝对官员愈发严苛。历史学者雪珥甚至认为，在整个清朝，杀贪官最多的皇帝，就是乾隆。

特殊的和珅

　　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两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贪官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未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乾隆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此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一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萬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受到了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给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