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终于允许巴中央选举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为期一周的选民登记工作时，不少巴勒斯坦民众认为又看到了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的一丝希望。
　　时隔8年之后再次启动的选民登记，是为随后的“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做准备的。虽说在埃及等外部力量的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斯已经允许对方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公开举行集会等，但大选能否如期举行以至于结束巴勒斯坦的公开分裂状态，还存在很大的疑问。双方甚至就如何组建一个能够准备大选的过渡政府，都在没完没了地扯皮。更何况对于如何在一个政府框架下处理各自下属的武装力量等核心问题，双方分歧巨大。

2012年下半年，包括贾巴里在内的强硬派在哈马斯内部的选举中获得了更大权力，哈马斯武装人员也恢复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色列随后便“清除”了贾巴里，并发起了“防务之柱”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知名媒体人拉姆齐·巴鲁德无奈地指出：尽管民众对拖沓的和解进程已感到疲惫、厌倦，但党派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超越一切，仍是当前巴勒斯坦政治的基本生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尚未统一的形势下，一场小范围的“巴勒斯坦国”更名运动，并未使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变得光明。

纸面上的“巴勒斯坦国”

　　对于约旦河西岸的治理者法塔赫及其领导人阿巴斯来说，对内与哈马斯的和解阻碍重重，对外与以色列的和谈又早已陷入停滞，唯一值得夸耀的政绩或许只剩下巴勒斯坦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由联合国的“观察员实体”升格为“观察员国”。与此相适应，从2013年1月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被更名为“巴勒斯坦国”，阿巴斯的新头衔为“巴勒斯坦国总统”；相应地，政府机构名称、印章、公文中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要被“巴勒斯坦国”取代。
　　不过，巴方并没有在近期发放“巴勒斯坦国护照”的计划，也不打算为巴勒斯坦民众更换带有“巴勒斯坦国”字样的身份证。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身份证件不会被以色列认可，只会给需要频繁经过以色列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增添麻烦。而巴民众也并不十分看重巴勒斯坦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他们感受到的反而是由此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为报复巴方在联合国的“单方”举动，以色列政府再次扣留了应向巴方移交的代收税款，这让巴方本就存在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致使无力向公共机构雇员及安全部队士兵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此外，由于汽油等价格高企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约旦河西岸的民众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多有怨言。
　　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批评说，在《奥斯陆协议》签署近20年后，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反而愈发暗淡，巴民族权力机构也沦落为只向部分民众发工资和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的机构。对于巴民族权力机构来说，恢复巴以和谈似乎不再那么紧迫，重要的是“管理冲突”，避免巴民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失控。这一点，与包括前外长利伯曼在内的部分以色列政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

哈马斯的意外收获

　　至于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但突如其来的一场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却让哈马斯有了意外的收获。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定点清除”了在加沙的哈马斯军事派别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由此拉开了“防务之柱”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序幕。在为期8天的冲突期间，以军主要用战机打击了加沙地带的上千个目标，包括哈马斯的政府机构、武器储备库、火箭弹发射设施和人员以及运送武器的地道设施，而哈马斯等武装则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进行还击，并且史无前例地用远程火箭弹袭击了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哈马斯要想在加沙地带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在安全方面与以色列进行事实上的合作。最近有消息称迈沙阿勒表态愿接受“两国方案”并委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向美国政府告知哈马斯的这一转变，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选择在这个时候与哈马斯进行一场战争，以色列政府的意图不难理解：其一，是为了结束以色列南部持续遭受来自加沙地带袭击的状态，实现一个较长时段的安定；其二，也是内坦尼亚胡当时出于对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的考虑，试图以强硬姿态获得更多支持。
　　与以色列政府有充分的战略考量和准备不同，哈马斯却是被动应战。双方的上一次大规模较量是2009年初的以军“铸铅”军事行动。在持续3周的血腥冲突后，虽然双方实现了停火，但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南部地区之间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安定。此后3年多来，每年都会爆发三四轮中小规模的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冲突的是“杰哈德”、“人民抵抗委员会”以及一些“萨拉菲”派圣战组织等加沙地带的中小武装派别，哈马斯基本上没有参与。
　　尤其是“萨拉菲”派圣战组织，近年来在加沙地带的影响有扩大的趋势。“萨拉菲”派圣战组织与“基地”组织有相近的宗教和政治理念。他们自视在宗教和政治上比哈马斯更纯洁，在“抵抗”以色列的态度上更为坚决。作为加沙地带的统治者，哈马斯一方面对“萨拉菲”派圣战组织严加约束，甚至曾与对方发生流血冲突，另一方面，却也默许这些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不仅直接对“萨拉菲”派圣战组织成员进行打击，也频繁打击哈马斯的目标。来自哈马斯内部要求对以色列袭击的压力自然也越来越大。2012年下半年，包括贾巴里在内的强硬派在哈马斯内部的选举中获得了更大权力，哈马斯武装人员也恢复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色列随后便“清除”了贾巴里，并发起了“防务之柱”军事行动。
　　冲突过后，哈马斯宣扬自己取得了 “胜利”，用来攻击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所谓自制“M-75”型火箭弹成了这一“胜利”的巨大符号。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迈沙阿勒随后实现首次访问加沙，并出席了规模浩大的纪念哈马斯成立25周年的集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以及多个外国代表团也相继访问加沙地带。再加上冲突前卡塔尔埃米尔高调访问加沙并带来4亿美元援建大礼包，一时间，加沙地带的动作让约旦河西岸的“建国”举动相形见绌。

“两国方案”面临流产

　　然而，哈马斯身上的“抵抗运动”色彩与其作为加沙治理者的身份之间的矛盾毕竟是无法调和的。哈马斯要坚持“抵抗运动”不褪色，就无法避免来自以色列的打击，也就无益于加沙地带民众的福祉；而哈马斯要想在加沙地带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在安全方面与以色列进行事实上的合作。在加沙地带执政7年后，哈马斯领导层应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最近有消息称迈沙阿勒表态愿接受“两国方案”并委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向美国政府告知哈马斯的这一转变，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即便哈马斯真的愿意接受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至少也会坚持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停火线作为巴勒斯坦国的基础边界。在这个问题上，哈马斯与法塔赫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但在以色列看来，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超过50万犹太人定居者的存在早已使地面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倒退回40多年前的地缘政治状况显然不切实际。巴以之间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差异将使“两国方案”面临流产的巨大风险。
　　今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首次访问以巴地区。对于奥巴马此行，巴勒斯坦方面并不抱过高期望，认为美国政府不会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从而也就不会迫使以色列在定居点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巴方官员倒是频繁表示希望包括中国、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其他重要成员进一步发挥作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战与和问题的主要源头，也是构建“新中东”绕不开的一个坎。中国未来要参与塑造中东格局，免不了要提出一套具体而微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而唯有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现实症结，某些学者所提的“创造性介入”外交新思维才能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