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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藏石刻文化是后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后藏文化的载体之一，它有着独特的造型艺术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后藏石刻文化进行解读，分析后藏石刻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文化功能。
【关键词】后藏石刻文化；文化人类学；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中，有着众多的文化载体，如帛、竹、纸。石头以其不朽的质地而被众多文明所采用。可以说，石刻文化史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都广泛影响着后人。
我国西藏地方有着大量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遗存。在西藏，几乎可以说凡是人迹所至，石刻品随处可见。这些石刻数量多、分布广、功能全。石刻文化对于藏文化而言，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都可以在石刻文化中得以体现，它与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步前进。探讨石刻文化的艺术成就和宗教文化内涵将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藏族传统文化。本文以白朗县石刻文化为切入点，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简要探讨。
一、白朗石刻现状
白朗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曾是江孜法王行宫所在地、藏王颇罗鼐故居和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出生地。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广泛整理事实是多么的必要”。2016年5月，经该县文物局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6处石刻，分布于3个乡镇之中，涉及4个寺庙，部分石刻为首次发现。
有学者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划分西藏石刻文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白朗县的石刻属于封建制时期。也有学者将藏族石刻文化按内容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以阿里地区日土县为代表的“藏区岩刻”，内容多为古代藏族先民刻画，有动物、人物和祭祀场面，还有近代僧侣刻画的经文、六字真言或佛像；第二类是在藏区广泛可见的以佛教教义和经文为刻写内容的“玛尼堆”和“石经墙”；第三类是以政治盟誓为题材的历代碑文，例如唐蕃会盟碑；第四类是以佛像菩萨或者一宗教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造型艺术。白朗县目前发现的石刻以第四类为主。具体详见下表：
二、白朗石刻的特點
（一）内容上，是藏传佛教的载体
公元7世纪，随着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佛教便从印度正式传入西藏，在与本土宗教苯教的抗衡过程中，经吐蕃王室大力支持，不断吸纳苯教文化，使得佛教在西藏的土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自佛教初传西藏开始， 白朗县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7世纪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在此修建帕吴拉康和加热拉康，从此，佛教正式踏足白朗地方。在前宏期， 除了上述两座古庙之外， 在白朗县辖区还建有数座庙宇。据《后藏志》记载，拉琼、卡普、恰居、嘎东寺（又称作参卓林寺）、昂佳、哲拉康等庙宇建于前宏期。后宏期之初， 卫藏十觉士之一的罗顿·多吉旺秋从安多地区辗转来到其故土夏鲁地方后，于997年修建坚官寺，开启了佛教在白朗一带的复兴之门，其弟子古瓦？益西雍仲占据哲拉康，以此为据点招募门徒，讲经说法；托多潘扎占据江嘎尔达隆拉康，广收弟子，传扬佛法，形成了以达隆拉康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史称“俗措”；卫藏十觉士之一聪尊喜饶僧格占据恰居寺，弘传佛法，后由罗顿？多吉旺秋弟子香顿催帕住持；1080年，嘉堆增？旺秋崔成（1047-1131年）入主嘎东寺，在嘎东寺传习东传律统，聚集了上千名来自西藏各地的学徒，嘎东寺也成为了西藏各地传承东传律统的重要基地。
随着后宏期的开始，西藏各教派在白朗都建有各自的寺院和禅修中心。这些寺院和修行地无论属于哪个教派的传承，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授受关系。正是白朗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得该区域石刻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载体。通过调查，白朗石刻主要集中在参卓林寺和色热珠德寺。
石刻是藏传佛教在白朗传播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当时宗教文化传播的艺术媒介和载体，它对佛教人物形象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
1.度母
藏语称“卓玛聂久”，是藏传佛教诸宗派崇奉的女性本尊群。藏传佛教的度母有许多不同的身色，有白、红、蓝、黄、绿、黑六色。白色表度母之身，红色表度母之语，黑、蓝色表度母之意，黄色表度母之功德，事业则以绿色作代表。白朗县发现的石刻度母，有黄、绿两种颜色。在当地，这些度母石刻被广大信徒或百姓普遍敬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2.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之一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译为“香格里拉”，其意为“极乐园”，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香巴拉的法王据传有二十五代，这尊石刻法王像，在当地被认为颇具灵验，每逢藏历和佛教节日，前来参拜的信众甚多。
（二）艺术上，表现形式细腻
白朗石刻，从形象上来讲比较单一，多以佛教人物等形式出现。虽然形象较为单一，但石刻手法多样。据调查，这些石刻手法采用了平面浮雕、印刻、阳刻、线刻等方式，这些相辅相成、相互补充，雕刻出来的佛教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它为藏传佛教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白朗石刻的文化功能分析
（一）解释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化文本符号（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神话、礼仪、习俗等都是文化文本符号）是人类运用所掌握的多种符号系统，根据一定的文化目的对各成分进行选择和重组的结果，是人类认知世界所获成果的直观表达。它具有一定的物质直观性、统一的结构形式和完整的意义和信息。白朗石刻是藏传佛教的石刻造像，也是文化文本符号。
“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白朗人民通过这些石刻造像对藏传佛教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也对自身的民族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李亦园认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不仅探讨文化的出现与源始、文化的累积与传播、文化的拓展与丰富，同时更重要的是比较研究不同的民族在各自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借人文活动的拓展，使其成员更具人文的素养，使其群体更具道德精神，使其艺术创造更具丰富的意义。
白朗石刻浓厚的佛教色彩，对佛教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承载了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艺术观念。通过石刻，人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宗教的人文气息与文化内涵，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素材。
（二）整合功能
白朗石刻中还存在着“玛尼”石刻。“玛尼”，即佛经观音六字神咒的略称，汉字音译为嗡、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最受尊崇的一句祈祷语。它是广泛流布于藏族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宗教石刻艺术，在藏传佛教美术和民间民俗美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化功能、审美意义和神圣而独特的宗教文化地位。
白朗石刻中的玛尼石刻，有着民间化特点，它是民俗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也具有补充文化需求的效应。宗教节日上，当地藏族群众围着玛尼石刻，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例如煨桑、膜拜转圈、赛马斗牛等具体活动。这些宗教活动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娱乐，联络着各村村民之间的情感，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在这里，民俗和宗教已经有机地融合到一起，玛尼石刻成为当地人们精神文化的载体，根植于当地人们的民族特性之中。
白朗石刻文化是当地藏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有机统一，它以石刻为载体，与宗教相结合，为后人了解认识以及研究后藏文化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它对于发展和弘扬后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新形势下繁荣后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施义（1980-），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5级博士生。
【关键词】后藏石刻文化；文化人类学；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中，有着众多的文化载体，如帛、竹、纸。石头以其不朽的质地而被众多文明所采用。可以说，石刻文化史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都广泛影响着后人。
我国西藏地方有着大量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遗存。在西藏，几乎可以说凡是人迹所至，石刻品随处可见。这些石刻数量多、分布广、功能全。石刻文化对于藏文化而言，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都可以在石刻文化中得以体现，它与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步前进。探讨石刻文化的艺术成就和宗教文化内涵将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藏族传统文化。本文以白朗县石刻文化为切入点，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简要探讨。
一、白朗石刻现状
白朗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曾是江孜法王行宫所在地、藏王颇罗鼐故居和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出生地。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广泛整理事实是多么的必要”。2016年5月，经该县文物局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6处石刻，分布于3个乡镇之中，涉及4个寺庙，部分石刻为首次发现。
有学者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划分西藏石刻文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白朗县的石刻属于封建制时期。也有学者将藏族石刻文化按内容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以阿里地区日土县为代表的“藏区岩刻”，内容多为古代藏族先民刻画，有动物、人物和祭祀场面，还有近代僧侣刻画的经文、六字真言或佛像；第二类是在藏区广泛可见的以佛教教义和经文为刻写内容的“玛尼堆”和“石经墙”；第三类是以政治盟誓为题材的历代碑文，例如唐蕃会盟碑；第四类是以佛像菩萨或者一宗教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造型艺术。白朗县目前发现的石刻以第四类为主。具体详见下表：
二、白朗石刻的特點
（一）内容上，是藏传佛教的载体
公元7世纪，随着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佛教便从印度正式传入西藏，在与本土宗教苯教的抗衡过程中，经吐蕃王室大力支持，不断吸纳苯教文化，使得佛教在西藏的土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自佛教初传西藏开始， 白朗县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7世纪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在此修建帕吴拉康和加热拉康，从此，佛教正式踏足白朗地方。在前宏期， 除了上述两座古庙之外， 在白朗县辖区还建有数座庙宇。据《后藏志》记载，拉琼、卡普、恰居、嘎东寺（又称作参卓林寺）、昂佳、哲拉康等庙宇建于前宏期。后宏期之初， 卫藏十觉士之一的罗顿·多吉旺秋从安多地区辗转来到其故土夏鲁地方后，于997年修建坚官寺，开启了佛教在白朗一带的复兴之门，其弟子古瓦？益西雍仲占据哲拉康，以此为据点招募门徒，讲经说法；托多潘扎占据江嘎尔达隆拉康，广收弟子，传扬佛法，形成了以达隆拉康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史称“俗措”；卫藏十觉士之一聪尊喜饶僧格占据恰居寺，弘传佛法，后由罗顿？多吉旺秋弟子香顿催帕住持；1080年，嘉堆增？旺秋崔成（1047-1131年）入主嘎东寺，在嘎东寺传习东传律统，聚集了上千名来自西藏各地的学徒，嘎东寺也成为了西藏各地传承东传律统的重要基地。
随着后宏期的开始，西藏各教派在白朗都建有各自的寺院和禅修中心。这些寺院和修行地无论属于哪个教派的传承，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授受关系。正是白朗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得该区域石刻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载体。通过调查，白朗石刻主要集中在参卓林寺和色热珠德寺。
石刻是藏传佛教在白朗传播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当时宗教文化传播的艺术媒介和载体，它对佛教人物形象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
1.度母
藏语称“卓玛聂久”，是藏传佛教诸宗派崇奉的女性本尊群。藏传佛教的度母有许多不同的身色，有白、红、蓝、黄、绿、黑六色。白色表度母之身，红色表度母之语，黑、蓝色表度母之意，黄色表度母之功德，事业则以绿色作代表。白朗县发现的石刻度母，有黄、绿两种颜色。在当地，这些度母石刻被广大信徒或百姓普遍敬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2.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之一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译为“香格里拉”，其意为“极乐园”，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香巴拉的法王据传有二十五代，这尊石刻法王像，在当地被认为颇具灵验，每逢藏历和佛教节日，前来参拜的信众甚多。
（二）艺术上，表现形式细腻
白朗石刻，从形象上来讲比较单一，多以佛教人物等形式出现。虽然形象较为单一，但石刻手法多样。据调查，这些石刻手法采用了平面浮雕、印刻、阳刻、线刻等方式，这些相辅相成、相互补充，雕刻出来的佛教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它为藏传佛教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白朗石刻的文化功能分析
（一）解释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化文本符号（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神话、礼仪、习俗等都是文化文本符号）是人类运用所掌握的多种符号系统，根据一定的文化目的对各成分进行选择和重组的结果，是人类认知世界所获成果的直观表达。它具有一定的物质直观性、统一的结构形式和完整的意义和信息。白朗石刻是藏传佛教的石刻造像，也是文化文本符号。
“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白朗人民通过这些石刻造像对藏传佛教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也对自身的民族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李亦园认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不仅探讨文化的出现与源始、文化的累积与传播、文化的拓展与丰富，同时更重要的是比较研究不同的民族在各自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借人文活动的拓展，使其成员更具人文的素养，使其群体更具道德精神，使其艺术创造更具丰富的意义。
白朗石刻浓厚的佛教色彩，对佛教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承载了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艺术观念。通过石刻，人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宗教的人文气息与文化内涵，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素材。
（二）整合功能
白朗石刻中还存在着“玛尼”石刻。“玛尼”，即佛经观音六字神咒的略称，汉字音译为嗡、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最受尊崇的一句祈祷语。它是广泛流布于藏族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宗教石刻艺术，在藏传佛教美术和民间民俗美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化功能、审美意义和神圣而独特的宗教文化地位。
白朗石刻中的玛尼石刻，有着民间化特点，它是民俗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也具有补充文化需求的效应。宗教节日上，当地藏族群众围着玛尼石刻，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例如煨桑、膜拜转圈、赛马斗牛等具体活动。这些宗教活动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娱乐，联络着各村村民之间的情感，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在这里，民俗和宗教已经有机地融合到一起，玛尼石刻成为当地人们精神文化的载体，根植于当地人们的民族特性之中。
白朗石刻文化是当地藏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有机统一，它以石刻为载体，与宗教相结合，为后人了解认识以及研究后藏文化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它对于发展和弘扬后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新形势下繁荣后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施义（1980-），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5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