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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小商品城发展，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世纪以来村组织供给拉动型经济职能变迁使农村展示全新风貌。
关键词：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需求诱致型变迁；供给拉动型变迁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103-02
1 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阶段划分
义乌村组织的经济职能的变迁和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密不可分。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村组织的经济职能在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在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下，在村民自发和自觉的集体行动中发生了需求诱致型变迁和供给拉动型变迁。根据村组织经济职能发挥的不同特点分为三个阶段：
（1）1983年之前义乌农村村组织经济职能的需求诱致型变迁。
义乌人多地少、耕地贫瘠的状况由来已久，在改革开放之初，村组织的经济职能比较消极，体现在村组织对鸡毛换糖活动的默许，对外出小商品经营活动的默许行为上。作为小商品交易发源地的后乐村在村民遭受严重饥荒威胁时为鸡毛换糖类的活动变通地开具了“为生产队积肥”之类的介绍信，使得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鸡毛换糖活动由间隙性的外出变成经常性的外出，并衍变为小商品经营活动。这个阶段，村组织没有明确的经济职能目标，经济职能在需求的引致下发生缓慢的、被动的变迁。其结果是迅速兴起了农民经商风气，个体商贩猛增到1982年初的4000余户，其中经营小百货的就有近3000户，从业人员达6000人。
（2）从1983年到20世纪末，村组织经济职能随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发生需求诱致型变迁和供给拉动型变迁，但以需求诱致型变迁为主。
这一阶段，由于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组织的经济职能在没有得到政府足够重视的情况下也在发生较大变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变迁多出于自发，和自觉结合得少。有些村能够把握住先机，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也有些村没有能够保持发展的优势而丧失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根据和小商品城的密切程度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变迁模式，一是由市场化带动的工业化变迁，许多村落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二是融入专业市场化的变迁，许多距离小商品城较近村街主动迎合小商品城拓展的间隙，兴起各类专业市场，形成依存一街一市的房东经济。这一阶段，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发挥对集体经济的作用较弱，但组织家庭分散经营方面比较成功。变迁交织着需求引致和供给拉动，但主要是需求引致型的。
（3）进入21世纪后，村组织主动迎合国际型商贸城市建设的步伐，引领新农村建设，积极实施供给拉动经济职能变迁，农村面貌短时期内焕然一新。
在义乌政府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导引下，村组织积极投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主动迎合国际型商贸城市建设的步伐，能动地供给村落公共产品，培育集体经济，打造村民共同富裕平台，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现代化建设。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变迁是能动的，自觉的，供给拉动型的。很多村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村民穷、村集体更穷向村民富、村集体也富的转变。
虽然义乌市构筑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地方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但村庄整治改造毕竟量大面广，政府安排投入“三农”的专项资金毕竟杯水车薪，组织资金和使用资金成为突出问题。江东青口村村组织能动地经营村土地等稀缺资源，市场化运作解决资金约束和土地约束瓶颈。宅基地选位招标拍卖，山林、水塘、田地承包招标，建设工程招标，既解决了建设资金的问题，又解决了资金使用问题，还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另外，村组织还创新金融手段，实行联户担保优惠贷款，解决村民建房资金问题。佛堂楼村在旧村改造前已经连续8年没有审批过宅基地建设指标，2005年为解决村里经济发展和村民建房用地之间的矛盾，村组织改变传统的“有天有地才算有家”的建房习惯，率先进行高层农舍楼建设，向空间要土地，反而多出了宅基地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土地约束矛盾。
围绕市场建村又是村组织经济职能发挥的一大特色。稠城兴中村、楼西塘村、竹佳里村等重新规划村落布局，着重培育服务软环境，绝大多数村民都进行房屋出租，每年的范围租金从旧村改造前的几千、几万上升到改造后的数十万，共同分享市场发展带来的幸福蛋糕。
2 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1）要充分调动村组织供给拉动型经济职能变迁的积极性，提高效率。
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集体行动的障碍，21世纪以来义乌农村的巨变无疑和村组织积极能动的供给拉动型经济职能变迁相关，如果仍然延续前二十多年需求引致型变迁模式，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今天这种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气象。村组织积极供给的经济职能发挥了综合经营村庄、经营土地、经营资源规模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村民单独行动的成本。义乌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没有占用新的耕地，没有减少集体积累，却实行了村民富起来了，村集体富起来了，外来建设者乐起来了的多赢效果，这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新能力的结果。
（2）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走过了一条由偏重经济发展、偏重个体农民富裕到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发展、全面进步的变迁之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型。
义乌农村的变化与小商品城的发展和繁荣密切相关。21世纪前，始于模仿的创业活动随着小商品城的发展而不断铺开，许多村在需求诱致下形成了诸如织袜、毛芋种植、针织市场等产业村、专业村，富了一方百姓。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这样的专业村、产业村也逐渐暴露出诸如环保、治安、生态等一系列制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的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表现为强有力的供给拉动，集中涌现出一个个特色农业种植和养殖村、特色农业旅游村、特色工业村、专业市场村（房东经济）、特色文化旅游村，走的是一条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之路。从个体富裕到共同富裕，从片面发展到全面进步，从经营资产到经营村庄、经营资源，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模式也反映出一般的、普遍的变迁规律。
（3）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杭畴村、白塘村产业基地的形成都有其偶然性。在迈出了第一步之后，递增报酬效应加强了产业集聚，如果不加适时引导，容易产生锁定效应，锁定在低、小、散的规模上，虽然量大，但却没有形成既大又强的产业集群，这也是浙江省的普遍现象。另外，许多特别是紧靠市场的村庄在村组织的强有力经济职能的变迁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为房东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创业热情和创业能力，使他们躺在房租上不思进取。
3 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方向展望
如前文所述，依赖市场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也潜伏着一些危机，诸如村官腐败问题，“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房东经济的负面效应，同类相聚产业集群内的恶性竞争等等，这些指明了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方向。
（1）完善“富人治村”模式。随着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壮大，村官在主管土地征用、租赁、转让、掌管财物、建设市场以及基建发包等职权的便利容易滋生腐败。仅2003年义乌警方就受理村官犯罪达30起，其后村官犯罪势头还有上升趋势。需要完善对村组织行使经济职能的监督机制。同时，需要把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能和村组织的行政职能分离开来，村集体资产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公司制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从制度上割断村组织成员对经济利益侵害的纽带。
（2）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进城积极性不高。初始资产的社区成员共有；以户籍的迁出或迁入作为退出或进入某一农村社区的依据等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特征。义乌很多农村集体资产非常宽裕，只要保持农村居民身份，每年的村集体分红收益就十分可观，而一旦丧失这种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种丰厚的稳定收益。在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下，对于那些集体资产实力雄厚、土地增值潜力大的社区，尤其是城乡接合部，退出社区即意味着丧失一大块资产,社区成员往往不愿轻易作出选择，从而产生“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对这些问题，义乌一些村组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可以通过股份化的方式“拆股到人”，逐步使个人对份额内的资产拥有完全产权，股份持有不再与社区成员户籍挂钩，“股”随“人”走。这样做就降低了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机会成本，同时有利于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融入城市经济。实现行政事务的居委会管理和经济事务的公司制管理分离，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民居民化，农民股民化。村组织从能动的直接的经营管理职能中脱离开来，回复到履行经济管理的监督（监事会）职能上来。
（3）提升专业村产业集群品位，增强综合竞争力。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先进要素资源，走产业集群整合重组之路，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逐步建立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等多方面国际优势，以“价值链”取代“产业链”，变价格竞争为综合实力竞争，变产品竞争为创新能力竞争，做大做强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培育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兆曙.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J］.开放时代,2004,(4).
［2］许庆军.走近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探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关键词：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需求诱致型变迁；供给拉动型变迁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103-02
1 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阶段划分
义乌村组织的经济职能的变迁和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密不可分。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村组织的经济职能在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在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下，在村民自发和自觉的集体行动中发生了需求诱致型变迁和供给拉动型变迁。根据村组织经济职能发挥的不同特点分为三个阶段：
（1）1983年之前义乌农村村组织经济职能的需求诱致型变迁。
义乌人多地少、耕地贫瘠的状况由来已久，在改革开放之初，村组织的经济职能比较消极，体现在村组织对鸡毛换糖活动的默许，对外出小商品经营活动的默许行为上。作为小商品交易发源地的后乐村在村民遭受严重饥荒威胁时为鸡毛换糖类的活动变通地开具了“为生产队积肥”之类的介绍信，使得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鸡毛换糖活动由间隙性的外出变成经常性的外出，并衍变为小商品经营活动。这个阶段，村组织没有明确的经济职能目标，经济职能在需求的引致下发生缓慢的、被动的变迁。其结果是迅速兴起了农民经商风气，个体商贩猛增到1982年初的4000余户，其中经营小百货的就有近3000户，从业人员达6000人。
（2）从1983年到20世纪末，村组织经济职能随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发生需求诱致型变迁和供给拉动型变迁，但以需求诱致型变迁为主。
这一阶段，由于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组织的经济职能在没有得到政府足够重视的情况下也在发生较大变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变迁多出于自发，和自觉结合得少。有些村能够把握住先机，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也有些村没有能够保持发展的优势而丧失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根据和小商品城的密切程度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变迁模式，一是由市场化带动的工业化变迁，许多村落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二是融入专业市场化的变迁，许多距离小商品城较近村街主动迎合小商品城拓展的间隙，兴起各类专业市场，形成依存一街一市的房东经济。这一阶段，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发挥对集体经济的作用较弱，但组织家庭分散经营方面比较成功。变迁交织着需求引致和供给拉动，但主要是需求引致型的。
（3）进入21世纪后，村组织主动迎合国际型商贸城市建设的步伐，引领新农村建设，积极实施供给拉动经济职能变迁，农村面貌短时期内焕然一新。
在义乌政府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导引下，村组织积极投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主动迎合国际型商贸城市建设的步伐，能动地供给村落公共产品，培育集体经济，打造村民共同富裕平台，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现代化建设。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变迁是能动的，自觉的，供给拉动型的。很多村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村民穷、村集体更穷向村民富、村集体也富的转变。
虽然义乌市构筑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地方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但村庄整治改造毕竟量大面广，政府安排投入“三农”的专项资金毕竟杯水车薪，组织资金和使用资金成为突出问题。江东青口村村组织能动地经营村土地等稀缺资源，市场化运作解决资金约束和土地约束瓶颈。宅基地选位招标拍卖，山林、水塘、田地承包招标，建设工程招标，既解决了建设资金的问题，又解决了资金使用问题，还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另外，村组织还创新金融手段，实行联户担保优惠贷款，解决村民建房资金问题。佛堂楼村在旧村改造前已经连续8年没有审批过宅基地建设指标，2005年为解决村里经济发展和村民建房用地之间的矛盾，村组织改变传统的“有天有地才算有家”的建房习惯，率先进行高层农舍楼建设，向空间要土地，反而多出了宅基地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土地约束矛盾。
围绕市场建村又是村组织经济职能发挥的一大特色。稠城兴中村、楼西塘村、竹佳里村等重新规划村落布局，着重培育服务软环境，绝大多数村民都进行房屋出租，每年的范围租金从旧村改造前的几千、几万上升到改造后的数十万，共同分享市场发展带来的幸福蛋糕。
2 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1）要充分调动村组织供给拉动型经济职能变迁的积极性，提高效率。
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集体行动的障碍，21世纪以来义乌农村的巨变无疑和村组织积极能动的供给拉动型经济职能变迁相关，如果仍然延续前二十多年需求引致型变迁模式，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今天这种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气象。村组织积极供给的经济职能发挥了综合经营村庄、经营土地、经营资源规模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村民单独行动的成本。义乌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没有占用新的耕地，没有减少集体积累，却实行了村民富起来了，村集体富起来了，外来建设者乐起来了的多赢效果，这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新能力的结果。
（2）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走过了一条由偏重经济发展、偏重个体农民富裕到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发展、全面进步的变迁之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型。
义乌农村的变化与小商品城的发展和繁荣密切相关。21世纪前，始于模仿的创业活动随着小商品城的发展而不断铺开，许多村在需求诱致下形成了诸如织袜、毛芋种植、针织市场等产业村、专业村，富了一方百姓。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这样的专业村、产业村也逐渐暴露出诸如环保、治安、生态等一系列制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的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表现为强有力的供给拉动，集中涌现出一个个特色农业种植和养殖村、特色农业旅游村、特色工业村、专业市场村（房东经济）、特色文化旅游村，走的是一条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之路。从个体富裕到共同富裕，从片面发展到全面进步，从经营资产到经营村庄、经营资源，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模式也反映出一般的、普遍的变迁规律。
（3）义乌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杭畴村、白塘村产业基地的形成都有其偶然性。在迈出了第一步之后，递增报酬效应加强了产业集聚，如果不加适时引导，容易产生锁定效应，锁定在低、小、散的规模上，虽然量大，但却没有形成既大又强的产业集群，这也是浙江省的普遍现象。另外，许多特别是紧靠市场的村庄在村组织的强有力经济职能的变迁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为房东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创业热情和创业能力，使他们躺在房租上不思进取。
3 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方向展望
如前文所述，依赖市场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也潜伏着一些危机，诸如村官腐败问题，“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房东经济的负面效应，同类相聚产业集群内的恶性竞争等等，这些指明了村组织经济职能变迁的方向。
（1）完善“富人治村”模式。随着村组织经济职能的壮大，村官在主管土地征用、租赁、转让、掌管财物、建设市场以及基建发包等职权的便利容易滋生腐败。仅2003年义乌警方就受理村官犯罪达30起，其后村官犯罪势头还有上升趋势。需要完善对村组织行使经济职能的监督机制。同时，需要把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能和村组织的行政职能分离开来，村集体资产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公司制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从制度上割断村组织成员对经济利益侵害的纽带。
（2）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进城积极性不高。初始资产的社区成员共有；以户籍的迁出或迁入作为退出或进入某一农村社区的依据等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特征。义乌很多农村集体资产非常宽裕，只要保持农村居民身份，每年的村集体分红收益就十分可观，而一旦丧失这种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种丰厚的稳定收益。在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下，对于那些集体资产实力雄厚、土地增值潜力大的社区，尤其是城乡接合部，退出社区即意味着丧失一大块资产,社区成员往往不愿轻易作出选择，从而产生“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对这些问题，义乌一些村组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可以通过股份化的方式“拆股到人”，逐步使个人对份额内的资产拥有完全产权，股份持有不再与社区成员户籍挂钩，“股”随“人”走。这样做就降低了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机会成本，同时有利于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融入城市经济。实现行政事务的居委会管理和经济事务的公司制管理分离，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民居民化，农民股民化。村组织从能动的直接的经营管理职能中脱离开来，回复到履行经济管理的监督（监事会）职能上来。
（3）提升专业村产业集群品位，增强综合竞争力。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先进要素资源，走产业集群整合重组之路，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逐步建立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等多方面国际优势，以“价值链”取代“产业链”，变价格竞争为综合实力竞争，变产品竞争为创新能力竞争，做大做强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培育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兆曙.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J］.开放时代,2004,(4).
［2］许庆军.走近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探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