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谈论自己的小说，我希望从源头说起。
　　 我们之所以写一篇小说，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联想和冲动，或者生活中的事物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以至于产生了迫切的急不可待的创作欲望。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妙感觉只有艺术创作者才能体会到，它给予我们蓬勃的力量，引领我们在写作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但我们同时明白，小说的源头只会提供大致的写作走向，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条河，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中途会产生怎样的波澜和跌宕，是否会出现分岔，是否有支流汇入，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负载着写作独特的魅力，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
　　 我们珍视创作的源头，就像古人类保护珍贵的火种。我们从源头开始开凿小说的长河，即便半途而废，无疾而终，甚至胎死腹中，也会为以后的创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16床》的源头是浏览过的一则社会新闻：两个老人，露水夫妻，相依相偎，因为病痛，他们平静祥和的生活不能继续，只好依依惜别，各奔前程。问题是哪有什么前程，他们无非是回归到早已设定好的命运。经见过生离死别，读过这则三四百字的新闻后由不得心里发冷，文字散发出的凄凉和酸楚经久不散。
　　 最初我只是想写一下两位老人分别的过程，特定的时间和场景，绵密的细节，貌似平静的对话，这当然是一个短篇的构架。可事务繁琐，挤时间匆匆下笔，这才发现写作的难度。以我的经验，当一篇小说弱化故事时，更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情感上的专注，写了兩千字后我被打败了，写作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多么令人沮丧。
　　 好在有情感的积累，刚好看了几次病，又把背景设定到医院，多少强化了故事，于是小说呈现出现在的样貌。
　　 那个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胡来”的老胡，我相信生活中随时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把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临近生命的终点时却在思考爱情的意义。他被爱情打败了，正如写作者被文字打败。他的情感淹没了命运，终究还是悲凉的。说到底老胡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家伙。我喜欢老胡，喜欢他的性情，喜欢他的坚持，喜欢他的真实和坦率，喜欢他的坏。
　　 写作《迷途》源于在介休市参加的一次文学活动。介休只是一个县级市，却聚拢了一大批真爱文学的写作者。每次去介休，我都会和朋友们聊写作。有谁提出来想写什么，正在写什么，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发表对题材和写法的意见看法。秉烛夜谈，那是多么融洽美好的氛围，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感动。
　　 那次聊到一个题材，大致和现在小说的开头相同，一个不起眼不争气的家伙居然敢和老板的女人关系暧昧，要紧的是被老板发现了。然后呢？我们大体讨论的是然后，自然牵连到小说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小说的反转。受限于表达能力和文学理论的缺失，我一时间难以把问题讲清楚。当时想，如果以这件事情为源头写出一篇小说来，再以小说为依托和大家交流，毕竟会从容一些，也许能把问题讲清楚。
　　 当时便下了决心，一定要完成这篇小说，却不料一拖再拖，直至大半年后才写出来这篇《迷途》。我更想讲的是，这篇小说开头以后，并没有按原初的想法推进情节，所谓“反转”却在小说推进过程中一点一点弱化了。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信心十足地想生个儿子，但生出来的却是一个姑娘。姑娘有姑娘的好，但终究有点失落，终究不能依托这篇小说把搁置在心里的问题讲清楚。
　　 夜深人静时，我也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写作。除却天赋，除却后天的努力，我发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心太软。面对强烈的情感纠葛时，我总是心里发虚，不想直面。该狠心的时候下不去手，该杀人的时候把刀扔了，注定会被打败，注定影响到小说的力度。
　　 但也没办法，有什么办法呢？所谓超越自我，有些与生俱来的心性却无法超越，我们只能做自己。所谓扬长补短，有些短处未必能补起来，就像一个人可以减肥或者增重，却未必能决定自己的身高。时光流逝，我们不光在考量别人，也在理解自己。有一天晚上我一声长叹，硬是把自己吵醒了——凭什么大爷就写不出好小说呢？
　　 对写作的理解当然也在深入和改变，年轻时候喜欢行云流水的文字，正如喜欢花容月貌的姑娘，喜欢神秘，喜欢抽象，喜欢不可言说的感触、高深莫测的幻境，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只希望解读寻常的生活，理解身边的人物，把熟悉的人写好，把亲人和朋友写好，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真实地表达出来。
　　 这当然和能力有关。承认这一点未必是退缩，一个真爱文学的人终究会守护梦想。大致如此，我希望对写作的理解越来越简单，趋向于简洁和朴素，贴着人物写，尽可能把故事讲好，尽可能让寻常的语言多一些生活气息，尽可能敞开内心，呈现一颗卑微的灵魂对世界的宽容和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