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五期、七期分载孙歌对沟口雄三、浜下武志诸氏主编的七卷本系列研究《从亚洲思考》(孙文译作《在亚洲思考》)丛书的评介文章，我深感喜悦与振奋。不仅文中若干论点使我颇多共鸣，例如指出此丛书“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在方法论、思维定势方面的不一致”等，而且将日本亚洲研究的新动向介绍给我国读者尤为必要。
　　拜读之余，兴致与共鸣似乎又深化为某种责任，即应当把一些不同意见讲出来，无论对作者抑或读者，都可以提供一点参考。
　　第一，孙文将《ァシァかと考ぇゐ》的丛书名译为《在亚洲思考》恐不妥。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内容尤其是从丛书的意旨来看，似当译为《从亚洲思考》(或《从亚洲出发的思考》)。这个问题并非单纯的词汇翻译，而是涉及到整个系列研究的宏旨。孙文以“亚洲意味着什么？”作为首篇之名，确是把握住了要害，而亚洲在这里意味着出发点、经由点等，即中文的“从”、“由”等意，这也是日文“かと”的本意。此丛书的英文名为“AsianPerspectives”，译成中文就是“亚洲透视”或“亚洲视点”，这也说明不是“在亚洲思考”。孙文中有一处提到丛书主题为“从亚洲出发思考”，却不知为什么如此译书名，并用之于系列评论文章的标题。
　　第二，孙文引述岸本美绪(她的专业是社会经济史，不是东亚思想史)的书评，将沟口与浜下分别归位于“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范畴，似乎也不准确。我与岸本就孙文专门交换过意见。在岸本的理念中并非是将二者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而且在她看来无论沟口或是浜下大抵都是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潮流的推进者来认识的，再则她也并非“更倾向于浜下氏的‘文化相对主义’而将沟口视角归入‘文化本质主义’并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这些在岸本的一贯思想和她对《从亚洲思考》所作书评中可以看出，而提出这些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岸本的评论，更是牵动着孙文立论的一些基点。
　　第三，孙文讲依稀感到“沟口雄三在方法论方面缺少后学们的敏感与洁癖”，认为他“真正关心的却似乎并不是方法”，这与实际大概也有距离。我以为其学术的重要特征即是重视方法创新，他把自己的重要著作取名为《作为方法的中国》，他的许多著述中都渗透着这样的学术特征和治学精神。例如其获得博士学位的论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即是建立在对日本权威学者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的发展之上，在研究方法、视角理念诸方面，都体现出方法创新的学术特征。作为思想史的研究者，沟口在日本学者中颇具思想、方法、新见之特色，并在教学体制等方面力倡改革，希图走出一条中国学的研究新路，这也是他倍受学者关注的缘由。孙歌也曾指出过，“像沟口教授这样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学应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而提出方法论问题的学者在日本为数并不多”。主编这套丛书和“不要求一致”的“非洁癖”，不正体现了沟口在方法论上的敏感与创新吗？
　　最后，此丛书所辑录的论文是五十八篇，而非一百四十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