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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气说”与西方“风格论”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内符外”是“风格”与“文气”所共通的理念，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规律。但二者在学术概念、观念侧重点、文化理念、理论逻辑方面都具有差异性.而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诗学基本特征、文化形态是导致二者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文气”；“风格”；一致性；差异性
中西的文论家都就文学风格论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气说”历史悠久，并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位置。西方风格论的提出同样甚早，并也出现了许多对风格进行论述的文章。
一、“风格”与“文气”概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的来源，原本是古代哲学中的一个理念，其原始含义，一种说法是：元气生出一切事物，人之所以具有生命，便是秉承了自然之气，如“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另一种说法是：道生万物，而元气即是其中介，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其中的“一”就是指天地尚处于浑沌一体时的元气。而“文气”，也是一个囫囵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准确的解释，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内核：“是指作家从体格元气到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的总和，是作家在精神活动和实践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生理与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即是借用这种“气”将作家自身特质与作品相联系。即“气”决定了作家的内在特质，而这些特质通过文章展现出来，形成“文气”，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心画心声”的说法。
在西方“风格”论中，有这样的解释，“假如‘风格’一词更为明确地特别规定为语言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不能被割裂。被作家的心里特征所决定的风格的一部分，也就是风格的主观方面，风格好比一件附体的衣物，而衣物的褶皱和姿态是由衣服下肢体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风格”便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从文章语言的表现形态中，可以看到作家的精神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的一致性
中国“文气说”的基本特征与西方“风格论”的观点有其共通之处。西方风格论认为作家本身的气质及其所有的精神特质和其作品的风格面貌是基本一致的，“因内而符外”是“风格”论的基本的理念，布封提出的“风格即是人”也是该理念直观的体现。而中国“文气说”的內涵正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的观点，与西方“风格”的基本内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在艺术中作家的秉性是无法隐藏的，都是曝露于作品当中的。乔治·奥威尔语在《狄更斯评论集》中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当人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而这篇文章中又充斥着作者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那么读者就会觉得仿佛在书页的背后能够看到一个面孔，而这个面孔就是通过阅读文章读者所能“见”到的作者的面孔。相对应的观点叶燮读杜甫诗时也曾提出过：“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所以不管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中，都有读其作品，犹如见其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见解，这实际上也是“风格”论和“文气”说的精髓所在，不仅如此，这也是“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各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切入点。
但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文章与作者的心性并不完全一致，会有“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现象。如西晋时期的文人潘岳，本是一个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但在其文学作品中，却是以闲适高洁的形象出现。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有“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批评。其实这不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的文艺规律就消失了，而是因为作家所言之物，可以伪装修饰，“文气”与“风格”所指并不是其所言的内容，而是所言的格调。再加上作家的心性矛盾复杂，性格也有其多面性，这些纷繁复杂的心性不可一言以蔽之，“文”反映的在作家所有的心性当中不明显、不占主导的一个部分，所以出现“文不如其人”的现象。
三、“风格”与“文气”的差异性
尽管“文气”与“风格”有其基本的共通之处，但不可以将它们绝对等同，不管是从其学术概念、侧重点、文化理念、以及理论逻辑都能体现出其不同之处。
（一）“风格”与“文气”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从学术语概念上来说，“文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囫囵概念，具体来说，作家本身所具有个人特质我们称作为人体之气，古代文论中对人体之气的解释是说气在口为言，在眼为明，在耳为聪，作品的产生是作家的所有身心的投入和沉醉。“气”将人与文联系起来。读者阅读诗文，通过语言体会到作者的感情，把握到作者的气。有学者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先天的血气，“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才性、才气的前提。二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的才气，吸收并汇集了天地之间、宇宙自然、社会人文、各个时代以及道德伦理之气方才形成的。也就是孟子、韩愈等人所讲的“养气”，比如“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从作家的角度看，“气”不仅可以指生命的元气，也可指作家的性格气质，内在生理心理行为特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气”可以指作品的独特风格和其展现的气势。还有“气韵”“骨气”表示的审美特征和品格。
而风格是有其具体定义的，风格是语言的表现，是语言的表现形态，由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和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作品中在被作家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一部分为风格的主观方面，被作品中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的一部分就是风格的客观方面。所谓的“客观风格”严格地说，更近似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另一个术语“体”，“气”主要从作家的角度进行切入，强调的是作家内在的性格气质。而“体”是以文学作品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着眼点主要在于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而“客观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各种文学类型的风格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侧重点的差异
中国的“文气说”十分注重人品，讲求伟大的人格的塑造，认为“文气”是外见在作品中的人格。中国艺术论中有“文品即人品”的理论，上述“文气”概念中讲到了“气”的第二个层面即为“养气”，所谓“养气”，往往是与道德、修养相伴相生的。孟子首先提倡“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其实就变成了道德、人格、心性、品质等各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象征，通过养气而形成一个正派、高洁、符合道德伦理的人，即为正身，只有正身之后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西方“风格论”更重艺术形式特征，强调外在的语言形式。在西方文论中，修辞学与风格学之间常常出现混淆，可见风格论与语言修辞联系是极为紧密的。就如《文学风格论》中所言：“风格论并不具有象诗学和修辞学那样深刻的内容。它的对象是语言表现的外表，不是观念，不是材料，而只是外在形式——词汇的选择，句法的构造。”这足以展现出西方的“风格论”对于艺术形式特征的重视。
（三）“风格”与“文气”文化理念、理论逻辑的差异
在文化理念上，中国的“文气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伦理思想，而在西方的“风格论”中，有机统一体仅仅只是限于作品之内。中国哲学概念在“文气”是“元气”的移用和演绎，在中国，历代文论家论文气，不是孤立地论文或论人，而是把人、文与时代、社会、天地、宇宙、自然之气相连接。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成文。”（《白香山集》卷三《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所以，古人论文气，常常带有浓厚的神学神秘的色彩，体现了古人心中天人相通的整体观，这种文化理念是中国所独有且突出的人文特征，是西方风格论中没有涉及到的。
理论逻辑也就是“气”、“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简单地说，中国的“文气”说讲求的是“风格即气”，西方“风格”论强调的是“风格即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认为“气”决定了作家的性格特征、道德品质，而作家的这些特质又决定了文章的风格，“气”是借助了作家这个创作主体才将其本身的特点充分展现到了文章之中，也就是说，作家只不过是一个“气”与“风格”的中介，不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而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明确的“风格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布封强调作家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作家是作品能动的创造者，不是机械的模仿者，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性格在文章中的体现。在西方“风格论”中，作家并不是一个中介，而是直接体现风格的一个主体。这是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比较出的“风格”与“文气”的理论逻辑上的差异。
四、“文气”与“风格”差异的原因
从起源上看，西方文论一直以来都坚持着注重语言修辞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就明确地说明了优良的作风是以语言的准确性作为基础的。而在中国“文气说”主要产生于对人物品格的推崇和品评，从王充开始提供了“以气品人，以气论文”的理论论述，到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文气说”的理念也一直被沿用。
除此之外，造成差异的原因，还可归结为三点：
一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注重抽象的逻辑思维，汉语的时态、人称、性、数、格等很多方面都不像西方语言一样严格遵守各种逻辑关联。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通过加工创造，创作成为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许多诗是大量意象的堆积而成的作品，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直观审美，轻抽象分析，强调“悟性”。而在西方诗学中，强调条分缕析，讲求逻辑的严谨、缜密，注重细节的准确。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一个词语对于这个事物的界定的差异，“文气”與“风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尽相同的。
二是中西诗学的基本特征不同。中国诗学强调抒情言志，认为“书中要有我”，主张写出作家自己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悠久，《诗经》和《楚辞》就是抒情诗的开山始作，乐府、赋、六朝还有唐宋各个时期的诗歌都有强烈的抒情成分，而叙事成分相对缺乏。并且，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批评和美学的鉴赏也都十分注重以抒情诗作为解释或阐析的对象和理论依据。而西方诗学注重外在的模仿叙事。西方以叙事为主，虽然某些作品中也有抒情性的片段，但是都是处于一种非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在《诗学》中的理论叙述都是以史诗和戏剧为例的。西方文学主张模仿现实，注重模仿叙事就必然会注意时间、空间、用词准确性，想要典型地塑造现实的复制品，必然会注重语言修辞的运用。
三是中西不同的宗教、科学与伦理特征等文化形态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主张气生万物和气化万物的序列观，即是元气生万物或者元气是道与世间万物的中介，人与天通过气来相通。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相统一，万物处在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处于一致的生命过程里，这形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特征。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便提出了“物与神游”，强调在文学创作时人与自然的交汇融合。不仅如此，在中国，重纲常伦理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也与是西方的科学背道而驰。正是这些独特的思想内涵赋予了中国“文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意蕴，导致了“文气说”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涵与性质。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气说”和西方的“风格论”相似而又各有不同。二者都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因内而符外”观点，认为“文如其人”，作品能够体现作家秉性。但是中国“文气说”更讲究人品人格的塑造、讲求“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西方“风格论”更讲求艺术形式的特征和不同于“文气说”的理论逻辑。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0.
[2]歌德，威克纳格，柯勒律治，德·昆西著，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12：17-18，65.
[3]叶燮.原诗·外篇[M].凤凰出版社，2010：15.
[4]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页[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80-81.
作者简介
丁嘉阳，湖北民族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关键词：“文气”；“风格”；一致性；差异性
中西的文论家都就文学风格论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气说”历史悠久，并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位置。西方风格论的提出同样甚早，并也出现了许多对风格进行论述的文章。
一、“风格”与“文气”概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的来源，原本是古代哲学中的一个理念，其原始含义，一种说法是：元气生出一切事物，人之所以具有生命，便是秉承了自然之气，如“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另一种说法是：道生万物，而元气即是其中介，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其中的“一”就是指天地尚处于浑沌一体时的元气。而“文气”，也是一个囫囵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准确的解释，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内核：“是指作家从体格元气到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的总和，是作家在精神活动和实践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生理与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即是借用这种“气”将作家自身特质与作品相联系。即“气”决定了作家的内在特质，而这些特质通过文章展现出来，形成“文气”，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心画心声”的说法。
在西方“风格”论中，有这样的解释，“假如‘风格’一词更为明确地特别规定为语言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不能被割裂。被作家的心里特征所决定的风格的一部分，也就是风格的主观方面，风格好比一件附体的衣物，而衣物的褶皱和姿态是由衣服下肢体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风格”便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从文章语言的表现形态中，可以看到作家的精神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的一致性
中国“文气说”的基本特征与西方“风格论”的观点有其共通之处。西方风格论认为作家本身的气质及其所有的精神特质和其作品的风格面貌是基本一致的，“因内而符外”是“风格”论的基本的理念，布封提出的“风格即是人”也是该理念直观的体现。而中国“文气说”的內涵正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的观点，与西方“风格”的基本内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在艺术中作家的秉性是无法隐藏的，都是曝露于作品当中的。乔治·奥威尔语在《狄更斯评论集》中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当人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而这篇文章中又充斥着作者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那么读者就会觉得仿佛在书页的背后能够看到一个面孔，而这个面孔就是通过阅读文章读者所能“见”到的作者的面孔。相对应的观点叶燮读杜甫诗时也曾提出过：“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所以不管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中，都有读其作品，犹如见其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见解，这实际上也是“风格”论和“文气”说的精髓所在，不仅如此，这也是“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各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切入点。
但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文章与作者的心性并不完全一致，会有“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现象。如西晋时期的文人潘岳，本是一个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但在其文学作品中，却是以闲适高洁的形象出现。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有“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批评。其实这不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的文艺规律就消失了，而是因为作家所言之物，可以伪装修饰，“文气”与“风格”所指并不是其所言的内容，而是所言的格调。再加上作家的心性矛盾复杂，性格也有其多面性，这些纷繁复杂的心性不可一言以蔽之，“文”反映的在作家所有的心性当中不明显、不占主导的一个部分，所以出现“文不如其人”的现象。
三、“风格”与“文气”的差异性
尽管“文气”与“风格”有其基本的共通之处，但不可以将它们绝对等同，不管是从其学术概念、侧重点、文化理念、以及理论逻辑都能体现出其不同之处。
（一）“风格”与“文气”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从学术语概念上来说，“文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囫囵概念，具体来说，作家本身所具有个人特质我们称作为人体之气，古代文论中对人体之气的解释是说气在口为言，在眼为明，在耳为聪，作品的产生是作家的所有身心的投入和沉醉。“气”将人与文联系起来。读者阅读诗文，通过语言体会到作者的感情，把握到作者的气。有学者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先天的血气，“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才性、才气的前提。二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的才气，吸收并汇集了天地之间、宇宙自然、社会人文、各个时代以及道德伦理之气方才形成的。也就是孟子、韩愈等人所讲的“养气”，比如“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从作家的角度看，“气”不仅可以指生命的元气，也可指作家的性格气质，内在生理心理行为特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气”可以指作品的独特风格和其展现的气势。还有“气韵”“骨气”表示的审美特征和品格。
而风格是有其具体定义的，风格是语言的表现，是语言的表现形态，由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和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作品中在被作家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一部分为风格的主观方面，被作品中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的一部分就是风格的客观方面。所谓的“客观风格”严格地说，更近似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另一个术语“体”，“气”主要从作家的角度进行切入，强调的是作家内在的性格气质。而“体”是以文学作品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着眼点主要在于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而“客观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各种文学类型的风格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侧重点的差异
中国的“文气说”十分注重人品，讲求伟大的人格的塑造，认为“文气”是外见在作品中的人格。中国艺术论中有“文品即人品”的理论，上述“文气”概念中讲到了“气”的第二个层面即为“养气”，所谓“养气”，往往是与道德、修养相伴相生的。孟子首先提倡“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其实就变成了道德、人格、心性、品质等各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象征，通过养气而形成一个正派、高洁、符合道德伦理的人，即为正身，只有正身之后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西方“风格论”更重艺术形式特征，强调外在的语言形式。在西方文论中，修辞学与风格学之间常常出现混淆，可见风格论与语言修辞联系是极为紧密的。就如《文学风格论》中所言：“风格论并不具有象诗学和修辞学那样深刻的内容。它的对象是语言表现的外表，不是观念，不是材料，而只是外在形式——词汇的选择，句法的构造。”这足以展现出西方的“风格论”对于艺术形式特征的重视。
（三）“风格”与“文气”文化理念、理论逻辑的差异
在文化理念上，中国的“文气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伦理思想，而在西方的“风格论”中，有机统一体仅仅只是限于作品之内。中国哲学概念在“文气”是“元气”的移用和演绎，在中国，历代文论家论文气，不是孤立地论文或论人，而是把人、文与时代、社会、天地、宇宙、自然之气相连接。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成文。”（《白香山集》卷三《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所以，古人论文气，常常带有浓厚的神学神秘的色彩，体现了古人心中天人相通的整体观，这种文化理念是中国所独有且突出的人文特征，是西方风格论中没有涉及到的。
理论逻辑也就是“气”、“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简单地说，中国的“文气”说讲求的是“风格即气”，西方“风格”论强调的是“风格即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认为“气”决定了作家的性格特征、道德品质，而作家的这些特质又决定了文章的风格，“气”是借助了作家这个创作主体才将其本身的特点充分展现到了文章之中，也就是说，作家只不过是一个“气”与“风格”的中介，不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而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明确的“风格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布封强调作家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作家是作品能动的创造者，不是机械的模仿者，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性格在文章中的体现。在西方“风格论”中，作家并不是一个中介，而是直接体现风格的一个主体。这是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比较出的“风格”与“文气”的理论逻辑上的差异。
四、“文气”与“风格”差异的原因
从起源上看，西方文论一直以来都坚持着注重语言修辞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就明确地说明了优良的作风是以语言的准确性作为基础的。而在中国“文气说”主要产生于对人物品格的推崇和品评，从王充开始提供了“以气品人，以气论文”的理论论述，到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文气说”的理念也一直被沿用。
除此之外，造成差异的原因，还可归结为三点：
一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注重抽象的逻辑思维，汉语的时态、人称、性、数、格等很多方面都不像西方语言一样严格遵守各种逻辑关联。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通过加工创造，创作成为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许多诗是大量意象的堆积而成的作品，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直观审美，轻抽象分析，强调“悟性”。而在西方诗学中，强调条分缕析，讲求逻辑的严谨、缜密，注重细节的准确。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一个词语对于这个事物的界定的差异，“文气”與“风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尽相同的。
二是中西诗学的基本特征不同。中国诗学强调抒情言志，认为“书中要有我”，主张写出作家自己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悠久，《诗经》和《楚辞》就是抒情诗的开山始作，乐府、赋、六朝还有唐宋各个时期的诗歌都有强烈的抒情成分，而叙事成分相对缺乏。并且，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批评和美学的鉴赏也都十分注重以抒情诗作为解释或阐析的对象和理论依据。而西方诗学注重外在的模仿叙事。西方以叙事为主，虽然某些作品中也有抒情性的片段，但是都是处于一种非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在《诗学》中的理论叙述都是以史诗和戏剧为例的。西方文学主张模仿现实，注重模仿叙事就必然会注意时间、空间、用词准确性，想要典型地塑造现实的复制品，必然会注重语言修辞的运用。
三是中西不同的宗教、科学与伦理特征等文化形态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主张气生万物和气化万物的序列观，即是元气生万物或者元气是道与世间万物的中介，人与天通过气来相通。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相统一，万物处在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处于一致的生命过程里，这形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特征。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便提出了“物与神游”，强调在文学创作时人与自然的交汇融合。不仅如此，在中国，重纲常伦理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也与是西方的科学背道而驰。正是这些独特的思想内涵赋予了中国“文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意蕴，导致了“文气说”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涵与性质。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气说”和西方的“风格论”相似而又各有不同。二者都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因内而符外”观点，认为“文如其人”，作品能够体现作家秉性。但是中国“文气说”更讲究人品人格的塑造、讲求“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西方“风格论”更讲求艺术形式的特征和不同于“文气说”的理论逻辑。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0.
[2]歌德，威克纳格，柯勒律治，德·昆西著，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12：17-18，65.
[3]叶燮.原诗·外篇[M].凤凰出版社，2010：15.
[4]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页[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80-81.
作者简介
丁嘉阳，湖北民族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