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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国之春，潮汕海边，因工作机缘，得知这个“丝绸之路非遗文化探寻”项目时，毫不犹豫地向主办方推荐了洮砚。一方面，它产自我的家乡卓尼，自己比较熟悉这个文化。另一方面，做这个项目，在老家有人脉资源，办事儿方便一点。当然，如果非要说一个高大上的理由，可能就是心底挥之不去那一份故土情怀吧！这份情怀，出门久了，年岁增长，日趋浓郁。
北方七月，亦是酷暑难耐。同行诸君三十余人，自兰州出发奔赴卓尼，归乡之旅，心绪难平。近乡情更怯，加上连日操劳，就把所有的邪火，都集中在嗓子眼儿上。一遇事就无法淡定的秉性里，我就带着一个沙哑的喉咙回老家了。
同样是这一份不够淡定，居然让我在家门口数次迷路——在抵达县城的那个中午，正在修建一新的小城西头，我居然找不到顺利进入故乡的路口。
循声问路，几经周折，抵达居所时，守候了一中午的母亲、妹妹和两位甥儿提来的地方时令小吃“麦索”，已经有点发干了。
次日一早，在县城经营洮砚公司的牛兄，开着私家车带我们向洮砚乡出发。这个唯一用“洮砚”命名的乡镇，境内有著名的水泉湾和喇嘛崖。这两个不大的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出产洮砚石优质石料的宋代老坑和明代老坑。
车子路过我家村头，四野寂静，烈日下的庄稼，一脸倦容。一垄垄梯田，在黑土地里裸露着旱天的贫瘠。路过的村庄破败依旧，这里仿佛就是一块被时光遗忘了的土地。
山间公路，崎岖颠簸，了无诗意。走走停停，百八十里地，竟然用了整整五个小时。偶尔路遇的艰险，更是让团队伙伴时有惊悚。
这就是家乡。活生生的家乡。
即便在我们的笔下，把她描述得胜似天堂。但是，当你站上地头，就会发现，她有多富庶，就有多贫瘠；她有多丰满，就有多干瘪；她有多幸福，就有多寒酸；她有多美丽，就有多丑陋。
一如我们的母亲，安详的村庄，就这么真实地裸露着朴素，无须掩饰，没有矫情。
这是我第二次来洮砚乡了。上一次是三十三年前。
那年，我六岁半，跟随母亲来探望在这里做医生的父亲。回去的那个秋天，我就上学了。
路在坎坷崎岖中慢慢延伸着，无所谓熟悉，亦没有陌生。
在大家准备放弃等待的时候，跨过长长的水库大桥，一个明亮的小镇，就在眼前伫立。
正午的太阳下，一身农民装束的银发紫脸老人，站在满街道铺开的麦秆那头，朴实无华——他就是被尊称为“李爷”的李茂棣，艺名“金疙瘩”，是洮砚雕刻技艺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在业界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
通往李爷家村子的路在翻修，车过不去。71岁的他，是一大早从距镇子十数里外的峡地村步行过来的。老人的脚下，手工纳制的布鞋上，沾满泥土。
老人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的。如果在街头遇到，必然是错过去了。
作为父亲的授艺恩师，三十三年前，我应该在这里见过他老人家的。而且，我还曾以他老人家为故事原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在那个名叫《广场》的小故事里，两代制砚艺人，在经济大潮里诉说着恪守和迷失，演绎着眷恋和背离。
小说里的师父，是生动的、清晰的、熟知的。
眼前面的李爷，是木讷的、模糊的、陌生的。
也许，这才是本真，这才是生活。
简单地打过招呼，老人抱着胳膊钻进牛兄的车里去了，他们非常熟知。
继续在山间蜿蜒前行，路愈发陡峭和狭窄。惟有峡谷里的洮水，被拦截在大坝里，静谧如一面镜子，掩映着所有的秘密。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石崖，在一汪碧绿河水的掩映下，恍若一个美丽的传说，安静地伫立在破败的公路尽头。
这里，我也应该是来过的。可三十三年后的记忆里，居然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查找的痕迹。
采访非常顺利。老人用一辈子的人生智慧和半辈子的从业经验，给我们娓娓道来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在遥远的传说中，这里就是洮砚的祖师卢喇嘛诵经修身、传授刻砚技艺的地方。
在遥远的传说中，洮砚的祖师卢喇嘛，原来是一个屯边的军士。他在洮水边无意间发现的这块碧绿石头，千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案头牍上的一方雅致，成就了藏地到中原的一段传奇。
生于斯长于斯的李爷，从17岁开始，就在和石头打交道。从采石、卖石，到雕刻、研究，再到授徒、传艺，他是一个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从未离开，不言放弃。他已经和这块石头形影不离，他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那年，应该是1958年。为了给地方经济和群众收入添砖加瓦，胆大心细、年轻气盛的“金疙瘩”，一个人先后点燃70余个炸药包，炸掉了覆盖在喇嘛崖山体表面的杂石层，让深藏山体内部的洮砚石重见天日，让宋代老坑、明代老坑重新成为砚工们采石谋利的福地。
那年，应该是1958年。那天午后，蹲在自己挖出来的一大堆沉默的石头面前，打小喜欢画画的李茂棣更加沉默！在他的记忆里，有老人们传授下来刻“砚瓦”的故事。在他的心高气傲里，不甘心一辈子做个挖石头、贩石头的粗人。
他立志学习雕刻“砚瓦”，延续这段断裂了的历史！
倔强的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和嘲讽，揣着卖石头赚来的血汗钱，在洮河两岸到处寻访能工巧匠。后来，终于让他在岷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会刻石头的老艺人赵兴和。他把老人家接到洮砚乡的家中，每月付给他70元的工资，好吃好喝供养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别人继续在采石头贩石头赚钱，而他潜下心来习得了濒临失传的洮砚雕刻技艺。
李爷说，那时候，我们这儿的公家人，最高的工资也就80来块钱。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后背着洮砚出门找销路的第一批艺人，他在岷县的几次悲惨经历，也差点让硬汉子“金疙瘩”血本无归。
半个甲子的岁月，就这样在温润的石头“沙沙”的打磨声里远去了。半个甲子的岁月，让那个倔强的少年，成为一代宗师。 71岁的李爷培养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近2000人。其中，有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17人。而他始终用谦逊的口吻反复强调，他是一个农民，没有文化，没有雕刻好砚瓦，他对不起砚石。
今天，李爷听到外面很多人打着他的旗号，冒着他的名号，让一块块似是而非的石头在市场上沉浮。他愤怒的面容，宛若一头狮子，在洮河边咆哮：还有人用机器刻砚瓦！这是糟蹋！对砚瓦的糟蹋！对艺术的糟蹋！
激动的言语和正午的太阳交织在一起，打在那些零落的杂石堆上，让突兀的崖头愈发突兀。
站在这个过度开采、日渐荒芜的崖头，不禁要问：再过五十年，喇嘛崖下的那些砚工们，还会在吗？从老坑深处，冒着生命危险背出来几块石头的采石人还会在吗？洮砚小镇上，打磨石头的细腻声音还会在吗？
那个时候，洮砚，还会在吗？！
突然想到三十三年前，未及而立的父亲，那个在一次公考后凭借勤勉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赤脚医生，在进入公职的第二年夏天，就慕名投到了李爷门下。
父亲说，当年他拜上门时，李爷一声没吭。听明缘由后，转身扔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砚石原料，让他三天后来见。
第三天一大早，父亲交给李爷的那块打磨平整的石头，应该就是他的“投名状”了。
那个时候，父亲年轻俊朗的脸上，应该带着意气奋发的刚毅。
三年后，做中医的父亲，在调离洮砚乡时，医术和刻技，都有了精进。
这个细节，后来也被我写进了那个散文一样忧伤的小说里。
采访间隙，和李爷坐在崖下的阴凉里唠家常。他说去年去县城，还见到了我父亲。他们一起吃了几杯酒，我父亲也老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今年夏天，63岁的父亲，从老家捎来了几方给亲友们刻制的名章。偷偷和20年前给我刻制的印章比较了一下，功夫是散了……
在我有限的洮砚知识里，以鹦鹉绿为主色调的洮砚，必须是带有一抹“黄膘”的。
父亲说，艺无止境。带着褐黄色石皮的砚台，就是在残缺美的昭示里，延续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
今天，满头银丝的李爷告诉我们，他对洮砚雕刻技艺的领悟，就是“随心砚”。也就是将洮砚石的天然造型和雕刻艺术的独具一格结合起来，诞生一方方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我想，那是从心里面诞生的艺术精品。
那上面的色彩，是从大山的心里染出来的色彩；那上面的纹路，是从洮河的心里流出来的纹路；那上面的线条，是从岁月的心里绘下来的线条；那上面的图案，就是从人类的心里，拓出来的通灵符号。
跟着李爷，沿着洮河岸边的陡峭山路向下行走，乱石横呈的崎岖小道尽头，就是传说中的宋坑了。
脚下，不时有小石滚落河里，溅起圈圈涟漪，复又归于平静。
这是个废弃的坑洞。好的石料被开采完了，留下的坑洞太深，太危险。
李爷告诉我们，采石是非常辛苦的一门活计——在窄窄的坑道里，蜷缩着采下石头，然后背着石头，从里面趴出来。而大多坑洞由于年代久远，动辄还有塌方的危险。很多采石人，也因此落下了残疾。
说话的间隙，他随手将半瓶水浇在几块石头上，给我们仔细讲解着每块石质的优劣。
明亮的阳光，映在李爷的头顶，银光闪闪。
在李爷的记忆里，最痛心的，不是当年累死累活的采石岁月，不是当年几十方洮砚不翼而飞的旅途遭遇，而是在这个坑洞里，他错肩而过的那一块石料。
他说，当时在坑洞深处发现那块石料时，欣喜若狂。
可是，因为石料太大，加上天又黑了，就没能弄出来。
第二天，他一大早下到坑洞里时，石头不翼而飞，地上有石头的碎痕——显然，精美的石料，被人连夜砸开盗走了！
他说，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好的石头。
他说，这辈子，想起这事儿就心疼！
——在我们身后，黝黑的坑洞，宛若深邃的眼睛，从遥远的宋代，一直凝视着未来。
上山的时候，在荆棘丛里，发现了几株盛开的山丹。那一枝独秀的红艳，宛若一颗滴血的心。
李爷告诉我们，另一个还能出料的老坑，政府承包给了开发公司，大规模的开采已经开始了。
老人家无奈的眼神里，我听到了机器时代轰鸣的马达声，宛若丧钟。
也许，大批量的开采开发，会让乡亲们来回往返的这条小路，宽敞好走一点吧。
可是，即便是拓宽了所有的路，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到小镇上，时光已经过午。
恰逢秋收打碾的季节，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摊开的庄稼。
来来往往的车辆，互相挤让着通过。车轮滚滚里，一年的收成，就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我知道，这样打碾出来的粮食，来年是做不成种子儿的。
这些被碾碎了心脏的粮食，只能淘干净了磨面吃掉。
街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小饭馆，不是歇业，就是缺料。三十来人的午饭，在这里竟然成了个大问题。
好不容易在街头找到一家能承受的卤肉面馆，急匆匆地让老板切肉、炒面，一拨一拨地吃下去，竟然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跑到饭馆后堂督促的时候，发现年轻的胖老板有点面熟。仔细端详，竟然是一个远方亲戚。
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胖胖的老板给他的小女儿说，刚才那个人，你应该叫他爷爷。
哦！在故乡的大地上，我正在慢慢老去。
等饭的间隙，沿着小街走去。镇子上临街的房屋，大多是出售洮砚的商铺。
驻足的一家，年轻的艺人告诉我们，到这里来的，除了书法和雕刻爱好者，偶尔也有其他游人。而他在网络上卖掉的砚台，是店里的几十倍。
沿着小小的街道继续前行，我已经找不到父亲工作过的那个卫生院了。想问问路边歇脚的大娘。顿了顿，又打消了念头——三十三年前，她应该还没嫁到这个地方吧？
再说，即便问到了，又能如何呢？！
当年小院里的平房，必定是早已修成小楼了；当年取水的压井，必定是早已改成自来水了；当年偷过苹果的那株树，必定也早已砍成柴火了……
三十三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漫长得足以让一个人的记忆，逐渐枯萎。漫长得足以让父亲的痕迹，慢慢消散在风中。
站在这里，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闷热的午后，粮站的铁门前，一地的牛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虻。
那么多的牛虻，三十三年后，偶尔还会飞到我的梦里。
夕阳西下，返程尚远。
我们和李爷道别，他又得步行十数里路回家了。
想到下一次再来，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和李爷告别的时候，我刻意拥抱了一下老人家。
他略显僵硬的身板，提醒我，这样的矫情，有多么多余！
老人家托随行的牛兄捎话给我，说我们T恤上的图案不错，能不能给他留上一件。
他说，那两条鱼很像洮河里的麻点鱼。
他说，他要把两条鱼刻在砚台上。
那个图案，是藏传佛教八吉祥（扎西达杰）中的双鱼，藏语叫“赛聂”，象征佛陀之慧眼。
鱼行水中，畅通无碍。
喻示超越世间，自由阔达，得以解脱。
北方七月，亦是酷暑难耐。同行诸君三十余人，自兰州出发奔赴卓尼，归乡之旅，心绪难平。近乡情更怯，加上连日操劳，就把所有的邪火，都集中在嗓子眼儿上。一遇事就无法淡定的秉性里，我就带着一个沙哑的喉咙回老家了。
同样是这一份不够淡定，居然让我在家门口数次迷路——在抵达县城的那个中午，正在修建一新的小城西头，我居然找不到顺利进入故乡的路口。
循声问路，几经周折，抵达居所时，守候了一中午的母亲、妹妹和两位甥儿提来的地方时令小吃“麦索”，已经有点发干了。
次日一早，在县城经营洮砚公司的牛兄，开着私家车带我们向洮砚乡出发。这个唯一用“洮砚”命名的乡镇，境内有著名的水泉湾和喇嘛崖。这两个不大的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出产洮砚石优质石料的宋代老坑和明代老坑。
车子路过我家村头，四野寂静，烈日下的庄稼，一脸倦容。一垄垄梯田，在黑土地里裸露着旱天的贫瘠。路过的村庄破败依旧，这里仿佛就是一块被时光遗忘了的土地。
山间公路，崎岖颠簸，了无诗意。走走停停，百八十里地，竟然用了整整五个小时。偶尔路遇的艰险，更是让团队伙伴时有惊悚。
这就是家乡。活生生的家乡。
即便在我们的笔下，把她描述得胜似天堂。但是，当你站上地头，就会发现，她有多富庶，就有多贫瘠；她有多丰满，就有多干瘪；她有多幸福，就有多寒酸；她有多美丽，就有多丑陋。
一如我们的母亲，安详的村庄，就这么真实地裸露着朴素，无须掩饰，没有矫情。
这是我第二次来洮砚乡了。上一次是三十三年前。
那年，我六岁半，跟随母亲来探望在这里做医生的父亲。回去的那个秋天，我就上学了。
路在坎坷崎岖中慢慢延伸着，无所谓熟悉，亦没有陌生。
在大家准备放弃等待的时候，跨过长长的水库大桥，一个明亮的小镇，就在眼前伫立。
正午的太阳下，一身农民装束的银发紫脸老人，站在满街道铺开的麦秆那头，朴实无华——他就是被尊称为“李爷”的李茂棣，艺名“金疙瘩”，是洮砚雕刻技艺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在业界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
通往李爷家村子的路在翻修，车过不去。71岁的他，是一大早从距镇子十数里外的峡地村步行过来的。老人的脚下，手工纳制的布鞋上，沾满泥土。
老人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的。如果在街头遇到，必然是错过去了。
作为父亲的授艺恩师，三十三年前，我应该在这里见过他老人家的。而且，我还曾以他老人家为故事原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在那个名叫《广场》的小故事里，两代制砚艺人，在经济大潮里诉说着恪守和迷失，演绎着眷恋和背离。
小说里的师父，是生动的、清晰的、熟知的。
眼前面的李爷，是木讷的、模糊的、陌生的。
也许，这才是本真，这才是生活。
简单地打过招呼，老人抱着胳膊钻进牛兄的车里去了，他们非常熟知。
继续在山间蜿蜒前行，路愈发陡峭和狭窄。惟有峡谷里的洮水，被拦截在大坝里，静谧如一面镜子，掩映着所有的秘密。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石崖，在一汪碧绿河水的掩映下，恍若一个美丽的传说，安静地伫立在破败的公路尽头。
这里，我也应该是来过的。可三十三年后的记忆里，居然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查找的痕迹。
采访非常顺利。老人用一辈子的人生智慧和半辈子的从业经验，给我们娓娓道来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在遥远的传说中，这里就是洮砚的祖师卢喇嘛诵经修身、传授刻砚技艺的地方。
在遥远的传说中，洮砚的祖师卢喇嘛，原来是一个屯边的军士。他在洮水边无意间发现的这块碧绿石头，千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案头牍上的一方雅致，成就了藏地到中原的一段传奇。
生于斯长于斯的李爷，从17岁开始，就在和石头打交道。从采石、卖石，到雕刻、研究，再到授徒、传艺，他是一个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从未离开，不言放弃。他已经和这块石头形影不离，他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那年，应该是1958年。为了给地方经济和群众收入添砖加瓦，胆大心细、年轻气盛的“金疙瘩”，一个人先后点燃70余个炸药包，炸掉了覆盖在喇嘛崖山体表面的杂石层，让深藏山体内部的洮砚石重见天日，让宋代老坑、明代老坑重新成为砚工们采石谋利的福地。
那年，应该是1958年。那天午后，蹲在自己挖出来的一大堆沉默的石头面前，打小喜欢画画的李茂棣更加沉默！在他的记忆里，有老人们传授下来刻“砚瓦”的故事。在他的心高气傲里，不甘心一辈子做个挖石头、贩石头的粗人。
他立志学习雕刻“砚瓦”，延续这段断裂了的历史！
倔强的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和嘲讽，揣着卖石头赚来的血汗钱，在洮河两岸到处寻访能工巧匠。后来，终于让他在岷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会刻石头的老艺人赵兴和。他把老人家接到洮砚乡的家中，每月付给他70元的工资，好吃好喝供养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别人继续在采石头贩石头赚钱，而他潜下心来习得了濒临失传的洮砚雕刻技艺。
李爷说，那时候，我们这儿的公家人，最高的工资也就80来块钱。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后背着洮砚出门找销路的第一批艺人，他在岷县的几次悲惨经历，也差点让硬汉子“金疙瘩”血本无归。
半个甲子的岁月，就这样在温润的石头“沙沙”的打磨声里远去了。半个甲子的岁月，让那个倔强的少年，成为一代宗师。 71岁的李爷培养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近2000人。其中，有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17人。而他始终用谦逊的口吻反复强调，他是一个农民，没有文化，没有雕刻好砚瓦，他对不起砚石。
今天，李爷听到外面很多人打着他的旗号，冒着他的名号，让一块块似是而非的石头在市场上沉浮。他愤怒的面容，宛若一头狮子，在洮河边咆哮：还有人用机器刻砚瓦！这是糟蹋！对砚瓦的糟蹋！对艺术的糟蹋！
激动的言语和正午的太阳交织在一起，打在那些零落的杂石堆上，让突兀的崖头愈发突兀。
站在这个过度开采、日渐荒芜的崖头，不禁要问：再过五十年，喇嘛崖下的那些砚工们，还会在吗？从老坑深处，冒着生命危险背出来几块石头的采石人还会在吗？洮砚小镇上，打磨石头的细腻声音还会在吗？
那个时候，洮砚，还会在吗？！
突然想到三十三年前，未及而立的父亲，那个在一次公考后凭借勤勉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赤脚医生，在进入公职的第二年夏天，就慕名投到了李爷门下。
父亲说，当年他拜上门时，李爷一声没吭。听明缘由后，转身扔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砚石原料，让他三天后来见。
第三天一大早，父亲交给李爷的那块打磨平整的石头，应该就是他的“投名状”了。
那个时候，父亲年轻俊朗的脸上，应该带着意气奋发的刚毅。
三年后，做中医的父亲，在调离洮砚乡时，医术和刻技，都有了精进。
这个细节，后来也被我写进了那个散文一样忧伤的小说里。
采访间隙，和李爷坐在崖下的阴凉里唠家常。他说去年去县城，还见到了我父亲。他们一起吃了几杯酒，我父亲也老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今年夏天，63岁的父亲，从老家捎来了几方给亲友们刻制的名章。偷偷和20年前给我刻制的印章比较了一下，功夫是散了……
在我有限的洮砚知识里，以鹦鹉绿为主色调的洮砚，必须是带有一抹“黄膘”的。
父亲说，艺无止境。带着褐黄色石皮的砚台，就是在残缺美的昭示里，延续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
今天，满头银丝的李爷告诉我们，他对洮砚雕刻技艺的领悟，就是“随心砚”。也就是将洮砚石的天然造型和雕刻艺术的独具一格结合起来，诞生一方方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我想，那是从心里面诞生的艺术精品。
那上面的色彩，是从大山的心里染出来的色彩；那上面的纹路，是从洮河的心里流出来的纹路；那上面的线条，是从岁月的心里绘下来的线条；那上面的图案，就是从人类的心里，拓出来的通灵符号。
跟着李爷，沿着洮河岸边的陡峭山路向下行走，乱石横呈的崎岖小道尽头，就是传说中的宋坑了。
脚下，不时有小石滚落河里，溅起圈圈涟漪，复又归于平静。
这是个废弃的坑洞。好的石料被开采完了，留下的坑洞太深，太危险。
李爷告诉我们，采石是非常辛苦的一门活计——在窄窄的坑道里，蜷缩着采下石头，然后背着石头，从里面趴出来。而大多坑洞由于年代久远，动辄还有塌方的危险。很多采石人，也因此落下了残疾。
说话的间隙，他随手将半瓶水浇在几块石头上，给我们仔细讲解着每块石质的优劣。
明亮的阳光，映在李爷的头顶，银光闪闪。
在李爷的记忆里，最痛心的，不是当年累死累活的采石岁月，不是当年几十方洮砚不翼而飞的旅途遭遇，而是在这个坑洞里，他错肩而过的那一块石料。
他说，当时在坑洞深处发现那块石料时，欣喜若狂。
可是，因为石料太大，加上天又黑了，就没能弄出来。
第二天，他一大早下到坑洞里时，石头不翼而飞，地上有石头的碎痕——显然，精美的石料，被人连夜砸开盗走了！
他说，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好的石头。
他说，这辈子，想起这事儿就心疼！
——在我们身后，黝黑的坑洞，宛若深邃的眼睛，从遥远的宋代，一直凝视着未来。
上山的时候，在荆棘丛里，发现了几株盛开的山丹。那一枝独秀的红艳，宛若一颗滴血的心。
李爷告诉我们，另一个还能出料的老坑，政府承包给了开发公司，大规模的开采已经开始了。
老人家无奈的眼神里，我听到了机器时代轰鸣的马达声，宛若丧钟。
也许，大批量的开采开发，会让乡亲们来回往返的这条小路，宽敞好走一点吧。
可是，即便是拓宽了所有的路，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到小镇上，时光已经过午。
恰逢秋收打碾的季节，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摊开的庄稼。
来来往往的车辆，互相挤让着通过。车轮滚滚里，一年的收成，就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我知道，这样打碾出来的粮食，来年是做不成种子儿的。
这些被碾碎了心脏的粮食，只能淘干净了磨面吃掉。
街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小饭馆，不是歇业，就是缺料。三十来人的午饭，在这里竟然成了个大问题。
好不容易在街头找到一家能承受的卤肉面馆，急匆匆地让老板切肉、炒面，一拨一拨地吃下去，竟然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跑到饭馆后堂督促的时候，发现年轻的胖老板有点面熟。仔细端详，竟然是一个远方亲戚。
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胖胖的老板给他的小女儿说，刚才那个人，你应该叫他爷爷。
哦！在故乡的大地上，我正在慢慢老去。
等饭的间隙，沿着小街走去。镇子上临街的房屋，大多是出售洮砚的商铺。
驻足的一家，年轻的艺人告诉我们，到这里来的，除了书法和雕刻爱好者，偶尔也有其他游人。而他在网络上卖掉的砚台，是店里的几十倍。
沿着小小的街道继续前行，我已经找不到父亲工作过的那个卫生院了。想问问路边歇脚的大娘。顿了顿，又打消了念头——三十三年前，她应该还没嫁到这个地方吧？
再说，即便问到了，又能如何呢？！
当年小院里的平房，必定是早已修成小楼了；当年取水的压井，必定是早已改成自来水了；当年偷过苹果的那株树，必定也早已砍成柴火了……
三十三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漫长得足以让一个人的记忆，逐渐枯萎。漫长得足以让父亲的痕迹，慢慢消散在风中。
站在这里，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闷热的午后，粮站的铁门前，一地的牛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虻。
那么多的牛虻，三十三年后，偶尔还会飞到我的梦里。
夕阳西下，返程尚远。
我们和李爷道别，他又得步行十数里路回家了。
想到下一次再来，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和李爷告别的时候，我刻意拥抱了一下老人家。
他略显僵硬的身板，提醒我，这样的矫情，有多么多余！
老人家托随行的牛兄捎话给我，说我们T恤上的图案不错，能不能给他留上一件。
他说，那两条鱼很像洮河里的麻点鱼。
他说，他要把两条鱼刻在砚台上。
那个图案，是藏传佛教八吉祥（扎西达杰）中的双鱼，藏语叫“赛聂”，象征佛陀之慧眼。
鱼行水中，畅通无碍。
喻示超越世间，自由阔达，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