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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播节目直播常态化是保持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的竞争需要。但广播直播（特别是以热线投诉为主的舆论监督节目）也有风险，社会思想多元、言论开放、情绪宣泄、敌对势力破坏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节目失控，出现导向性甚至政治性风险。不断提高节目主持人的政治、业务能力，正确引导听众情绪，一以贯之地培养听众理性使用媒体的习惯以及强化技术手段，就能做到既扬广播直播之优势，又可控制和规避直播风险，达到趋利避害之目的。
关键词：广播直播 差错分析 风险控制
在媒体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我们来讨论广播节目的直播问题，看似有点老生常谈，没能抓住当前广播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从如何看待广播直播和如何做好广播直播中，可以理清广播的比较优势、发展趋势以及办广播的理念等一系列问题，是广播发展的“牛鼻子”之一。
众所周知，广播电视直播具有实时、客观、现场感强等特点，可以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同步性、时效性。即使是报纸，为了体现时效性，也出现了晨报（早报）、午报、晚报等不同种类，目的是尽量缩短新闻发生与新闻发布之间的时差。但反观广播电视，作为与平面媒体竞争利器的直播节目，特别是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因种种原因却纷纷改为录播，十分可惜。
本文试以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为切入点，分析广播直播节目萎缩现象的原因，探讨强化广播直播的必要性，交流广播节目直播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
一、舆论监督直播节目萎缩现象及差错分析
广播的舆论监督，除新闻监督外，以板块形态表现的一般是指热线投诉类的节目，如各地的《行风热线》、《阳光热线》等。此类节目从出现之初，其生命力就体现在实时的直播基础之上。它除了直播状态的干群对话、主持人与听众交流外，还有一部分事先制作好的对既往投诉的答复反馈，但所有内容都建立在实时广播的基础上，即时性、贴近性都很强，深受听众欢迎和喜爱。但这类节目一旦掌控不好易在直播过程中出现导向性、政治性差错，原因有三：
一是听众思想多元造成的言论开放。随着社会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过去一些不能说、不敢说的话都可以拿到公开场合说了。尤其是草根平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有了品头论足的权力，在参与广播节目、投诉和提意见时，他们偶尔也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甚至激动起来口无遮拦。这些“出格”的言论一旦播出，覆水难收，社会影响比坊间怨言就扩大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就给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的安全隐患。毋庸讳言，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稳定因素，敌对势力、不满情绪、社会误解和生活挫折，等等。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曲解政策暂且不说，一些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挫折或遭到社会误解的人产生的一时激愤，说出的一些偏激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的话，都会给直播造成安全隐患，为媒体带来心理负担。
三是主持人把握能力欠缺造成技术性失误。主持人如何把控节目，如何引导话题，如何疏导听众情绪是主持人“软实力”的体现。来投诉的听众通常是遇到了不平之事、伤心之事、不解之事，需要主持人耐心倾听、平和疏导。但一些对自己工作性质没有清醒认识和不能正确定位的直播节目主持人，政治敏感性不强，往往对投诉者话题不加引导，放任自流，缺乏应有的管理。更有甚者还随着听众情绪的激动而激动，义愤填膺地评判是非，妄下结论，火上浇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诉者的激动情绪，造成节目走向失控。
导向性差错的出现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因素外，可能还会因人、因事、因时突发或偶发。尽管诱发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发生的规律无外乎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种。外部原因有故意和情绪失控两种，内部原因要复杂一点，涉及主持人的政治敏感度、业务素质、节目掌控能力以及对待群众投诉的责任心和态度等等。
二、广播节目直播必要性与竞争优势分析
首先，从媒体竞争角度说，广播节目直播非常必要。如今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电子书籍等第四代、第五代多媒体电子产品正以主流媒体姿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播作为竞争力偏弱的传统媒体，直播是优势之一，没有理由不去做。特别是以投诉咨询为主要内容特征的舆论监督类节目，采用录播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时序混乱，昨天投诉的问题今天才在广播中播出，有的甚至是几天后才播出。经常有听众头一天投诉完，本来第二天想听解决问题的反馈意见，结果听到的还是昨天的投诉内容，打电话说“你们播错了”。二是真实性打折，考虑到节目长度等原因，投诉者所说的原话往往经过剪辑，影响了原意的表达，有的甚至违背了原意，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另外，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也当然会因为节目的录播而大打折扣。
其次，从直播技术角度看，广播节目直播存在优势。电视直播除了庞大的直播车、笨重的摄录设备外，其信号传输必须依靠光缆、微波或卫星，不管哪种方式都得依赖大量的前期投入和设备支撑。同样，网络直播也需要摄录设备和信号传输通道的支持，何况网络媒体还有一些必要的文字转换环节，时效性上更差了一步。而广播直播只要记者到达现场，仅靠一部手机即可实时实地直播现场情况，做到与新闻事件的发展同步传播。而直播室的直播节目优势更加明显，以热线电话节目为例，记者甚至无需到场，主持人、嘉宾、听众三方仅通过在电话中对话，就可以完成对某一事件的投诉、调查了解、提出解决方案等过程的直播，这种成熟的直播模式已经成为与平面媒体竞争的独家优势。
第三，从实效性上看，广播节目直播更受欢迎。广播直播节目的实效性最显著的体现是在热线投诉类节目。但凡投诉者打进热线电话，主持人就会根据投诉问题的类型，帮助投诉者找到相关部门，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使投诉、询问、解答在节目中完成。广播直播这种开放性平台的“放大效应”，有利于纾解投诉者的不平之气，有利于政府部门以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赢得民心，获得双方共赢的实效。
三、如何控制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直播的风险
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在直播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规避可能出现的一些潜在风险呢？笔者认为可从五个方面强化提高： （一）强化主持人的政治意识，提高敏感性。这个话题看似有点老套，但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和不同的处理标准，所以必须继续强调。比如，有些问题以前敏感，现在不一定不能说。有些问题特定时间不能说，过段时间可以说，等等。这就需要主持人要保持足够的政治敏感，了解基本国情社情，能够准确判断具体事件对当前社会稳定的正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做到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坚决不说；能受理的问题热情受理，不能受理的要做好解释。
（二）提高主持人的业务素质，熟悉相关政策。群众投诉咨询的无非是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肯定都有相应的部门和相关政策。主持人只要抓住两点，就基本能满足做节目的需要。一是多到那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政府部门跑跑，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多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多了解他们的工作范围、工作内容。二是下功夫多跟踪了解新颁布的政策，如社保政策、医保政策、就业政策以及农村建房政策等等，一些简单明了的政策可以在节目中直接答复，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目的公信力，不要接到任何咨询投诉都用一句“我们与相关部门联系”来搪塞应付听众。
（三）培养群众感情，切实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投诉节目不是为做节目而做节目，它是媒体体现社会责任的一个平台，是媒体服务群众的一个窗口，也是媒体提高自身影响力的一条途径。因此，一定要耐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真心受理群众的每一件投诉，满腔热情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与问题，缓解群众的不平之气。同时，也要真心诚意地帮助相关部门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通过我们的努力，既为群众维护权益，又切实推动政府工作。
（四）加强情绪引导，培养听众理性使用媒体的习惯。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用媒体做了什么”比“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更重要。在政府部门日益重视善待媒体、善用媒体的今天，媒体人有责任引导、教育“桥梁”的另一端——人民群众学会理性使用媒体、善于使用媒体。让老百姓对媒体的认知，从发泄情绪的“渠道”，变为促进发展、解决问题的“平台”，这是媒体自身和节目主持人的职责。要通过媒体或主持人一以贯之的引导，逐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媒体并非“无所不能”，不能“包治百病”。只有在对媒体有了理性、正确认知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在“用媒体做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摒弃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才能心平气和少一些“发泄”。在这样的氛围下，媒体为人民群众经常使用、合理使用、正确使用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五）强化技术手段，从硬件上规避播出风险。其实，直播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导播室过滤、延时设备作用等技术手段加以规避和控制。当出现情绪失控、语言过激情况时，除了硬性切断、发挥延时设备作用外，最好的办法还是主持人选择恰当时机平缓拉下电话输入电平开关，同时压上主持人语言，及时恰当引导投诉人情绪，既避免投诉者的不当言论公开播出，又避免了节目内容上的突然中断。不论是采用哪种技术方式，首先是要求主持人（包括导播）注意力集中，其次是对设备熟悉，了解设备功能。当然，设备本身保持较高的技术指标很重要，它能随时发挥过滤、延时、叠压等功效。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广播电视台、上虞广播电视台）
（本文编辑：刘园丁）
关键词：广播直播 差错分析 风险控制
在媒体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我们来讨论广播节目的直播问题，看似有点老生常谈，没能抓住当前广播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从如何看待广播直播和如何做好广播直播中，可以理清广播的比较优势、发展趋势以及办广播的理念等一系列问题，是广播发展的“牛鼻子”之一。
众所周知，广播电视直播具有实时、客观、现场感强等特点，可以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同步性、时效性。即使是报纸，为了体现时效性，也出现了晨报（早报）、午报、晚报等不同种类，目的是尽量缩短新闻发生与新闻发布之间的时差。但反观广播电视，作为与平面媒体竞争利器的直播节目，特别是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因种种原因却纷纷改为录播，十分可惜。
本文试以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为切入点，分析广播直播节目萎缩现象的原因，探讨强化广播直播的必要性，交流广播节目直播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
一、舆论监督直播节目萎缩现象及差错分析
广播的舆论监督，除新闻监督外，以板块形态表现的一般是指热线投诉类的节目，如各地的《行风热线》、《阳光热线》等。此类节目从出现之初，其生命力就体现在实时的直播基础之上。它除了直播状态的干群对话、主持人与听众交流外，还有一部分事先制作好的对既往投诉的答复反馈，但所有内容都建立在实时广播的基础上，即时性、贴近性都很强，深受听众欢迎和喜爱。但这类节目一旦掌控不好易在直播过程中出现导向性、政治性差错，原因有三：
一是听众思想多元造成的言论开放。随着社会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过去一些不能说、不敢说的话都可以拿到公开场合说了。尤其是草根平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有了品头论足的权力，在参与广播节目、投诉和提意见时，他们偶尔也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甚至激动起来口无遮拦。这些“出格”的言论一旦播出，覆水难收，社会影响比坊间怨言就扩大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就给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的安全隐患。毋庸讳言，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稳定因素，敌对势力、不满情绪、社会误解和生活挫折，等等。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曲解政策暂且不说，一些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挫折或遭到社会误解的人产生的一时激愤，说出的一些偏激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的话，都会给直播造成安全隐患，为媒体带来心理负担。
三是主持人把握能力欠缺造成技术性失误。主持人如何把控节目，如何引导话题，如何疏导听众情绪是主持人“软实力”的体现。来投诉的听众通常是遇到了不平之事、伤心之事、不解之事，需要主持人耐心倾听、平和疏导。但一些对自己工作性质没有清醒认识和不能正确定位的直播节目主持人，政治敏感性不强，往往对投诉者话题不加引导，放任自流，缺乏应有的管理。更有甚者还随着听众情绪的激动而激动，义愤填膺地评判是非，妄下结论，火上浇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诉者的激动情绪，造成节目走向失控。
导向性差错的出现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因素外，可能还会因人、因事、因时突发或偶发。尽管诱发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发生的规律无外乎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种。外部原因有故意和情绪失控两种，内部原因要复杂一点，涉及主持人的政治敏感度、业务素质、节目掌控能力以及对待群众投诉的责任心和态度等等。
二、广播节目直播必要性与竞争优势分析
首先，从媒体竞争角度说，广播节目直播非常必要。如今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电子书籍等第四代、第五代多媒体电子产品正以主流媒体姿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播作为竞争力偏弱的传统媒体，直播是优势之一，没有理由不去做。特别是以投诉咨询为主要内容特征的舆论监督类节目，采用录播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时序混乱，昨天投诉的问题今天才在广播中播出，有的甚至是几天后才播出。经常有听众头一天投诉完，本来第二天想听解决问题的反馈意见，结果听到的还是昨天的投诉内容，打电话说“你们播错了”。二是真实性打折，考虑到节目长度等原因，投诉者所说的原话往往经过剪辑，影响了原意的表达，有的甚至违背了原意，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另外，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也当然会因为节目的录播而大打折扣。
其次，从直播技术角度看，广播节目直播存在优势。电视直播除了庞大的直播车、笨重的摄录设备外，其信号传输必须依靠光缆、微波或卫星，不管哪种方式都得依赖大量的前期投入和设备支撑。同样，网络直播也需要摄录设备和信号传输通道的支持，何况网络媒体还有一些必要的文字转换环节，时效性上更差了一步。而广播直播只要记者到达现场，仅靠一部手机即可实时实地直播现场情况，做到与新闻事件的发展同步传播。而直播室的直播节目优势更加明显，以热线电话节目为例，记者甚至无需到场，主持人、嘉宾、听众三方仅通过在电话中对话，就可以完成对某一事件的投诉、调查了解、提出解决方案等过程的直播，这种成熟的直播模式已经成为与平面媒体竞争的独家优势。
第三，从实效性上看，广播节目直播更受欢迎。广播直播节目的实效性最显著的体现是在热线投诉类节目。但凡投诉者打进热线电话，主持人就会根据投诉问题的类型，帮助投诉者找到相关部门，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使投诉、询问、解答在节目中完成。广播直播这种开放性平台的“放大效应”，有利于纾解投诉者的不平之气，有利于政府部门以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赢得民心，获得双方共赢的实效。
三、如何控制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直播的风险
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在直播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规避可能出现的一些潜在风险呢？笔者认为可从五个方面强化提高： （一）强化主持人的政治意识，提高敏感性。这个话题看似有点老套，但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和不同的处理标准，所以必须继续强调。比如，有些问题以前敏感，现在不一定不能说。有些问题特定时间不能说，过段时间可以说，等等。这就需要主持人要保持足够的政治敏感，了解基本国情社情，能够准确判断具体事件对当前社会稳定的正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做到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坚决不说；能受理的问题热情受理，不能受理的要做好解释。
（二）提高主持人的业务素质，熟悉相关政策。群众投诉咨询的无非是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肯定都有相应的部门和相关政策。主持人只要抓住两点，就基本能满足做节目的需要。一是多到那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政府部门跑跑，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多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多了解他们的工作范围、工作内容。二是下功夫多跟踪了解新颁布的政策，如社保政策、医保政策、就业政策以及农村建房政策等等，一些简单明了的政策可以在节目中直接答复，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目的公信力，不要接到任何咨询投诉都用一句“我们与相关部门联系”来搪塞应付听众。
（三）培养群众感情，切实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投诉节目不是为做节目而做节目，它是媒体体现社会责任的一个平台，是媒体服务群众的一个窗口，也是媒体提高自身影响力的一条途径。因此，一定要耐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真心受理群众的每一件投诉，满腔热情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与问题，缓解群众的不平之气。同时，也要真心诚意地帮助相关部门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通过我们的努力，既为群众维护权益，又切实推动政府工作。
（四）加强情绪引导，培养听众理性使用媒体的习惯。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用媒体做了什么”比“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更重要。在政府部门日益重视善待媒体、善用媒体的今天，媒体人有责任引导、教育“桥梁”的另一端——人民群众学会理性使用媒体、善于使用媒体。让老百姓对媒体的认知，从发泄情绪的“渠道”，变为促进发展、解决问题的“平台”，这是媒体自身和节目主持人的职责。要通过媒体或主持人一以贯之的引导，逐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媒体并非“无所不能”，不能“包治百病”。只有在对媒体有了理性、正确认知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在“用媒体做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摒弃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才能心平气和少一些“发泄”。在这样的氛围下，媒体为人民群众经常使用、合理使用、正确使用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五）强化技术手段，从硬件上规避播出风险。其实，直播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导播室过滤、延时设备作用等技术手段加以规避和控制。当出现情绪失控、语言过激情况时，除了硬性切断、发挥延时设备作用外，最好的办法还是主持人选择恰当时机平缓拉下电话输入电平开关，同时压上主持人语言，及时恰当引导投诉人情绪，既避免投诉者的不当言论公开播出，又避免了节目内容上的突然中断。不论是采用哪种技术方式，首先是要求主持人（包括导播）注意力集中，其次是对设备熟悉，了解设备功能。当然，设备本身保持较高的技术指标很重要，它能随时发挥过滤、延时、叠压等功效。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广播电视台、上虞广播电视台）
（本文编辑：刘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