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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66岁的作家残雪在国内最受关注的时刻。
截至10月10日，在英国博彩公司NicerOdds发布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残雪排在第13位。最高排名时，她位列第三位。早在八年前，残雪也曾注意到自己登上过一份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但当时并未在国内引起关注。
9月28日，残雪在西双版纳的家中写作新书，关注到网上的赔率榜名单。她发邮件给合作十年的图书责任编辑陈小真，写道：“又进一次榜单，虽然可能没希望获奖，但对作品是不错的宣传。”几天里，陈小真不断收到书店的反馈，“残雪的小说预售都卖光了，得赶紧加印，”他感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作家残雪了。”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评价她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我肯定高兴，诺贝尔文学奖有开放和进步的姿态，还是不错的。像我这种文学，写的人很少，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残雪对记者说，“有些意外，排名搞到前面去了，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每天在这里写作。”
在国内文学圈，残雪认为自己是个“异类”。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她已出版超过60部作品，但从未获得过国内任何权威的文学奖项，作品在豆瓣上仅有几条评论。
在国外，早在1987年，她的多篇小说就登载在美国文学期刊《形态》上，后续有超过600万字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是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四年前，残雪获得国外多项文学奖提名，并斩获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唯一的中国作家。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书店里，中国文学栏目下，残雪的作品总摆放在醒目位置。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汪修荣微博评论道，“残雪已经在文坛战斗了几十年，即使中文系毕业读过她的作品也不多，文本比较考验人的耐心。”
残雪坦言，她的小说排斥一般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从不写这个世界里的事，而是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属于人的原始欲望。”
另一方面，残雪刻意与其他作家保持距离。“现在哪还有什么先锋文学，越来越没有个性，”她直言不讳地评价其他作家，“这些不争气的家伙，如果年轻作者不跟他们拉帮结派，就甭想靠写作维持生活。”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安全岛”，不与他人过多“直接联系”，但她并未完全脱离生活，她看报纸和互联网，开通了博客，前几日发文时调侃，“红色着重号是老年人不会操作电脑形成的，阅读时不要管它们”。也最常用邮件与读者交流阅读感受，几年里陈小真与她的往来邮件超过八百封。
她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维持着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身份，最终依靠着作品，“没人再同我为难”。
但她又渴望基于作品本身的交流。“我的古怪作品是向一切关心精神事物的读者敞开，我总急于将自己的新奇念头告诉我的姊妹和那几个朋友”。每次与一位学者或读者深入交流完，她会整理出文稿，发邮件给陈小真，标出其中对她作品的欣赏语句，欣喜地询问：“这篇访谈能作为书的封底吗？”
9月的西双版纳时常雾气蒙蒙，山边的小区高楼笼罩其中，仅有零零星星的住户。残雪住在高层，窗外是层层青山，她有严重的风湿和过敏，从北京搬来两年多，温暖的气候与清新的空气让她的身体“舒服多了”，每日写作的时间能在50分钟，写800到1000字。
残雪每天的写作形成了一套刻板的规律，年轻时总在跑步后写作一小时左右，“思维最活跃”。她的一天被划分成一个个时间段。她会在六点多起床，绕着小区外慢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吃过早饭，清理房间，九点钟开始工作，她会学习两三个小时英语，有时翻着厚字典阅读哲学或文学原著。下午四点，是她和丈夫的散步时间。
她大多在晚上写作，“当一股强烈却模糊的情绪出现时，创作就开始了”，她在桌上铺开笔记本，静坐两三分钟，“第一句带出第二句，然后第三句……”她会在一张纸的第一行中间写下标题，一段一段往下写，很少有涂改。
“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一点，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她描述这是一种“自动写作”过程，她认为自己是完全跟着笔走的作家，“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她的丈夫会帮她将手稿录入到电脑里，他熟练用五笔打字，打完后会仔细校对几遍，再将手稿整齐码放在木质收纳箱中，存放在专门的柜子里。文稿传到陈小真手里时，“页面非常干净，排版整齐，少有错字。”
在她的作品中，人物被她视为自己的某个部分的化身，“所有人物都有我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她说，但人物又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参照，“彻底地想象而来”。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一个人坐着时，她幻想家里起火，到处是烟，她搀扶着生病的外婆，冲破阻碍，跑出房间。也会幻想，半夜被老虎追，她拼命往前跑，跑到一处悬崖，闭上眼勇敢地往下跳。
外婆时常给她讲民间的鬼故事，她的故事里总绕不开老家永州。她的散文集里全是以长沙为背景，她话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口音，“家乡是魂牵梦萦，到死都变不了的背景”。
她的哥哥鄧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她三十多年的老读者，评价说，“读她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父亲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婚后父母都在《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工作，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和外婆住在报社分配的一栋大房子里。残雪自称，“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1957年，父亲被从报社社长贬到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守周围的柑橘园。1959年，母亲也被下放衡山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报社资料室工作。 邓晓芒回忆道，父亲从图书馆或者母亲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我们兄弟姐妹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人手一本在看，“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在残雪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她经常在一旁望着他，“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总是多么惬意和自足”。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残雪的外婆和弟弟相继去世后，她一遍遍尝试在梦里搭建与弟弟重逢的场景，她写成日记和一些小的文字片段。她写道，写作就是在演不可能的事，“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
后来，残雪开始看父亲的马列哲学书，经常与邓晓芒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邓晓芒回忆，“后面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当前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暂时把哲学放一放。”
她白天得去街道工厂当工人，晚上从广播里听两个小时的“英语900句”，而后她当上了中学英语代课老师，并开始试着做些英文文学原著翻译。
她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看完要消沉几天，被安娜的死亡境界吸引，那是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幻想。”
接触到卡夫卡与但丁的作品时，她已进入了婚姻，和丈夫开了一间裁缝铺，买了裁剪书自学裁剪与缝纫，每天需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裁缝铺里生意越来越好，她请了几位学徒，她可以一边做着家务，一边阅读卡夫卡的《城堡》。那一段时间，她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情绪，她坐在缝纫机旁，一字一句开始写下来，在嘈杂的环境中，完成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她依靠写作能够养活家庭时，她把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丈夫，“以潜心创作”。
残雪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底层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自己就是底层人，在底层干了些年头。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热爱日常生活的”。
“写实的写法不过瘾，心里有些东西说不出来”。最初创作小说时，残雪并不知道要怎么写。
她提出质疑，“一个个汉字为什么要代表这些公认的、明确的意思。”她试图叛逆现有的中国文学经典的表达方式，创造自己的语言，“给读者一些奇妙的体验”。譬如，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她把经典的文学作品《茶花女》完全翻新。
她尝试书写脑海中强烈的情绪，在她创作的小说里，传统的伦理关系被一一瓦解，人物总处于黑暗和封闭的空间中，对抗又被打倒，再对抗又被打倒，无法挣脱。
意象被赋予新的维度，感官体验也被放大。她在小说里描写“梦”，却不仅仅是梦，内含生活矛盾的张力;她写“冰”，它可以冷硬，也可以爆炸，迸出火花;她也写人变成肥皂水，写血管里打鼓的蚯蚓，写老鼠、蛾子、白蚁、蟋蟀和绿色的毛虫……
她在电话里对记者笑稱，“这些既神秘又可怕，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面孔，童年时很好玩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对她每本书都撰写追踪评论的日本作家日野启三在评论里提到，“那是童话的世界啊，很多成年人认为脏、丑、恶心，读不下去，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
“感觉这样写最高级、最过瘾、最痛快，”残雪和几位持同样观点的作家称这样的写法为“新实验”文学，“写作深入的是人灵魂的本质，解剖自我，深入自我，以提升人性、拯救自身为最高的目标”。
“这种追求是超越阶级、国界、人种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残雪笑称，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学。
时常有人将残雪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对比，指出相似性。她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结构在其中，我是凭空杜撰，照想象和直觉写作。”
她不否认自己的创作师承西方文学，她认为，具备了东方文化传统的优势，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才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一次突围，也是对卡夫卡、但丁等人的超越，“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走得更远。”
“正是因为近年来，国际上我这个门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才受到西方学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他们同样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但是读者还没有起来，这些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未来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读者会越来越重视“新实验”文学。
一位二十岁的中国女孩看了残雪的小说《变迁》，曾寄来一篇三千字评论，她认为这篇表面十分阴郁甚至黑暗的作品，带给她“澄明”的感受。残雪感慨道，“知残雪者，青年也。”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残雪文学回忆录》《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精彩的较量——怀念我的父亲邓钧洪》《趋光运动》《于天上看见深渊》）
截至10月10日，在英国博彩公司NicerOdds发布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残雪排在第13位。最高排名时，她位列第三位。早在八年前，残雪也曾注意到自己登上过一份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但当时并未在国内引起关注。
9月28日，残雪在西双版纳的家中写作新书，关注到网上的赔率榜名单。她发邮件给合作十年的图书责任编辑陈小真，写道：“又进一次榜单，虽然可能没希望获奖，但对作品是不错的宣传。”几天里，陈小真不断收到书店的反馈，“残雪的小说预售都卖光了，得赶紧加印，”他感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作家残雪了。”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评价她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我肯定高兴，诺贝尔文学奖有开放和进步的姿态，还是不错的。像我这种文学，写的人很少，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残雪对记者说，“有些意外，排名搞到前面去了，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每天在这里写作。”
在国内文学圈，残雪认为自己是个“异类”。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她已出版超过60部作品，但从未获得过国内任何权威的文学奖项，作品在豆瓣上仅有几条评论。
在国外，早在1987年，她的多篇小说就登载在美国文学期刊《形态》上，后续有超过600万字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是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四年前，残雪获得国外多项文学奖提名，并斩获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唯一的中国作家。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书店里，中国文学栏目下，残雪的作品总摆放在醒目位置。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汪修荣微博评论道，“残雪已经在文坛战斗了几十年，即使中文系毕业读过她的作品也不多，文本比较考验人的耐心。”
残雪坦言，她的小说排斥一般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从不写这个世界里的事，而是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属于人的原始欲望。”
另一方面，残雪刻意与其他作家保持距离。“现在哪还有什么先锋文学，越来越没有个性，”她直言不讳地评价其他作家，“这些不争气的家伙，如果年轻作者不跟他们拉帮结派，就甭想靠写作维持生活。”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安全岛”，不与他人过多“直接联系”，但她并未完全脱离生活，她看报纸和互联网，开通了博客，前几日发文时调侃，“红色着重号是老年人不会操作电脑形成的，阅读时不要管它们”。也最常用邮件与读者交流阅读感受，几年里陈小真与她的往来邮件超过八百封。
她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维持着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身份，最终依靠着作品，“没人再同我为难”。
但她又渴望基于作品本身的交流。“我的古怪作品是向一切关心精神事物的读者敞开，我总急于将自己的新奇念头告诉我的姊妹和那几个朋友”。每次与一位学者或读者深入交流完，她会整理出文稿，发邮件给陈小真，标出其中对她作品的欣赏语句，欣喜地询问：“这篇访谈能作为书的封底吗？”
9月的西双版纳时常雾气蒙蒙，山边的小区高楼笼罩其中，仅有零零星星的住户。残雪住在高层，窗外是层层青山，她有严重的风湿和过敏，从北京搬来两年多，温暖的气候与清新的空气让她的身体“舒服多了”，每日写作的时间能在50分钟，写800到1000字。
残雪每天的写作形成了一套刻板的规律，年轻时总在跑步后写作一小时左右，“思维最活跃”。她的一天被划分成一个个时间段。她会在六点多起床，绕着小区外慢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吃过早饭，清理房间，九点钟开始工作，她会学习两三个小时英语，有时翻着厚字典阅读哲学或文学原著。下午四点，是她和丈夫的散步时间。
她大多在晚上写作，“当一股强烈却模糊的情绪出现时，创作就开始了”，她在桌上铺开笔记本，静坐两三分钟，“第一句带出第二句，然后第三句……”她会在一张纸的第一行中间写下标题，一段一段往下写，很少有涂改。
“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一点，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她描述这是一种“自动写作”过程，她认为自己是完全跟着笔走的作家，“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她的丈夫会帮她将手稿录入到电脑里，他熟练用五笔打字，打完后会仔细校对几遍，再将手稿整齐码放在木质收纳箱中，存放在专门的柜子里。文稿传到陈小真手里时，“页面非常干净，排版整齐，少有错字。”
在她的作品中，人物被她视为自己的某个部分的化身，“所有人物都有我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她说，但人物又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参照，“彻底地想象而来”。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一个人坐着时，她幻想家里起火，到处是烟，她搀扶着生病的外婆，冲破阻碍，跑出房间。也会幻想，半夜被老虎追，她拼命往前跑，跑到一处悬崖，闭上眼勇敢地往下跳。
外婆时常给她讲民间的鬼故事，她的故事里总绕不开老家永州。她的散文集里全是以长沙为背景，她话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口音，“家乡是魂牵梦萦，到死都变不了的背景”。
她的哥哥鄧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她三十多年的老读者，评价说，“读她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父亲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婚后父母都在《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工作，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和外婆住在报社分配的一栋大房子里。残雪自称，“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1957年，父亲被从报社社长贬到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守周围的柑橘园。1959年，母亲也被下放衡山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报社资料室工作。 邓晓芒回忆道，父亲从图书馆或者母亲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我们兄弟姐妹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人手一本在看，“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在残雪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她经常在一旁望着他，“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总是多么惬意和自足”。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残雪的外婆和弟弟相继去世后，她一遍遍尝试在梦里搭建与弟弟重逢的场景，她写成日记和一些小的文字片段。她写道，写作就是在演不可能的事，“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
后来，残雪开始看父亲的马列哲学书，经常与邓晓芒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邓晓芒回忆，“后面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当前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暂时把哲学放一放。”
她白天得去街道工厂当工人，晚上从广播里听两个小时的“英语900句”，而后她当上了中学英语代课老师，并开始试着做些英文文学原著翻译。
她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看完要消沉几天，被安娜的死亡境界吸引，那是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幻想。”
接触到卡夫卡与但丁的作品时，她已进入了婚姻，和丈夫开了一间裁缝铺，买了裁剪书自学裁剪与缝纫，每天需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裁缝铺里生意越来越好，她请了几位学徒，她可以一边做着家务，一边阅读卡夫卡的《城堡》。那一段时间，她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情绪，她坐在缝纫机旁，一字一句开始写下来，在嘈杂的环境中，完成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她依靠写作能够养活家庭时，她把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丈夫，“以潜心创作”。
残雪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底层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自己就是底层人，在底层干了些年头。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热爱日常生活的”。
“写实的写法不过瘾，心里有些东西说不出来”。最初创作小说时，残雪并不知道要怎么写。
她提出质疑，“一个个汉字为什么要代表这些公认的、明确的意思。”她试图叛逆现有的中国文学经典的表达方式，创造自己的语言，“给读者一些奇妙的体验”。譬如，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她把经典的文学作品《茶花女》完全翻新。
她尝试书写脑海中强烈的情绪，在她创作的小说里，传统的伦理关系被一一瓦解，人物总处于黑暗和封闭的空间中，对抗又被打倒，再对抗又被打倒，无法挣脱。
意象被赋予新的维度，感官体验也被放大。她在小说里描写“梦”，却不仅仅是梦，内含生活矛盾的张力;她写“冰”，它可以冷硬，也可以爆炸，迸出火花;她也写人变成肥皂水，写血管里打鼓的蚯蚓，写老鼠、蛾子、白蚁、蟋蟀和绿色的毛虫……
她在电话里对记者笑稱，“这些既神秘又可怕，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面孔，童年时很好玩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对她每本书都撰写追踪评论的日本作家日野启三在评论里提到，“那是童话的世界啊，很多成年人认为脏、丑、恶心，读不下去，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
“感觉这样写最高级、最过瘾、最痛快，”残雪和几位持同样观点的作家称这样的写法为“新实验”文学，“写作深入的是人灵魂的本质，解剖自我，深入自我，以提升人性、拯救自身为最高的目标”。
“这种追求是超越阶级、国界、人种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残雪笑称，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学。
时常有人将残雪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对比，指出相似性。她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结构在其中，我是凭空杜撰，照想象和直觉写作。”
她不否认自己的创作师承西方文学，她认为，具备了东方文化传统的优势，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才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一次突围，也是对卡夫卡、但丁等人的超越，“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走得更远。”
“正是因为近年来，国际上我这个门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才受到西方学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他们同样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但是读者还没有起来，这些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未来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读者会越来越重视“新实验”文学。
一位二十岁的中国女孩看了残雪的小说《变迁》，曾寄来一篇三千字评论，她认为这篇表面十分阴郁甚至黑暗的作品，带给她“澄明”的感受。残雪感慨道，“知残雪者，青年也。”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残雪文学回忆录》《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精彩的较量——怀念我的父亲邓钧洪》《趋光运动》《于天上看见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