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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托尼·朱特被称为人文学术界的“霍金”。这篇文章从他的著作《乡土式微》中摘取。这本书是作者身在病榻时于《纽约书评》连续刊载的回忆文章所集结成的作品。他说这本书是为大西洋和两岸的年轻人而写。这位已故历史学家饱含激情与愤慨地呼吁集体行动。他认为，当下社会人们太过沉溺于追求物质财富而变得对其他一切都冷漠无情。因此，他写道：“或许我们可以首先提醒自己和孩子，生活并非总是如此。我们30年的‘从经济角度’思考人生的生活方式并非人的天性。我们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30年来，我们一直试图把追求物质享受和自我利益当作美德。实际上，这种追求如今成为我们集体的目的意识。我们清楚事物的成本，却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我们不再质疑司法裁定或议会法案：它好吗？公平吗？正义吗？正确吗？会有助于塑造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吗？那些常常是政治问题，虽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学会再次提出问题。
当今生活的物质性和自私性并非人类的天性。今天看来属于“天性”的很多东西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热衷创造财富。崇拜私有化和私有经济领域，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伴随着这些的是这样一些论调：不加批判地崇拜不受限制的市场，蔑视公其领域，幻想经济永远增长。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2008年的危机提醒我们，没有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是其最糟糕的敌人：迟早会变成为自己贪婪的牺牲品，再次求助于国家前来救驾。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捡起碎片继续走老路，未来一些年我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想象其他选择的能力。这也是新变化。就在不久以前，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批评者（通常是认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但是，到了1970年代，这种辩论对双方来说都已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左右之争不过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实质完全一样。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钉子用来挂批评性的时事评论的钉子而已。
就左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与现状保持距离的方式。古典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对于过快变化的根深蒂固的厌恶让那些不愿意放弃老习惯的人感到自在。今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找不到立足点。
30年来，学生一直向我抱怨“对你们来说是容易的：你们这一代有理想，有观点，你们有信仰，相信能够做出改变。而我们（80后，90后，OO后）则一无所有。在很多方面，学生们的说法是对的。”对我们来说是容易，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对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是如此。上一次年轻人表达对自己生活空虚的沮丧出现在1920年代：历史学家说他们是“迷茫的一代”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迷茫，那并非因为缺少目标。与任何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交谈都会听到他们列出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焦虑。未来一代实际上为他们将要继承的世界感到担忧。与这些恐惧相伴的是普遍的沮丧：
“我们”知道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喜欢。但我们能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是对早先时代的态度的颠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在充满自信的激进派盛行的时代，年轻人豪气冲天。1960年代的典型特征就是过分自信：我们知道如何改造世界。正是这种无功受禄的傲慢部分解释了后来出现的反动派的激烈反扑。如果左派重新得势，他们可能会变得谦虚一些。毕竟，要解决问题，你就必须能够阐述问题是什么。
我的这本书《乡土式微》就是为大西洋和两岸的年轻人而写。美国读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我经常提到社会民主。这些在美国并不被常常提及。当记者和评论家鼓吹增加公共开支实现社会目标时，他们更可能把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批评家也送给他们这个标签，但这是令人困惑的。“自由主义者”是尊贵的、可敬的标签，我们理应感到自豪。但是，正如精心设计的外套一样，它掩盖的东西比展示的东西更多。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涉别人事务的人，是对异议态度和非传统行为表示宽容的人。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为个人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留下最大的空间。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与今天自封的“自由意志论者”有关，但是这个术语基本上是多余的。大部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乐意不干涉别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种混合体。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一样承诺文化和宗教的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党人相信为了公共善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美德。像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累进税以偿付公共服务开支和开展个人无法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许多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税收和公益事业是必要的恶，而社会民主党的美好社会版本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更大作用。
社会民主思想在美国并不讨人喜欢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目标之一是希望政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并不对我们的自由造成威胁。我想说的是，既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无法避免，我们不妨想想渴望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无论如何，20世纪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的精华有很多在实际上相当于欧洲人所说的社会民主，但这些政策却成为当今有人打着“缩小政府”和提高效率的幌子要求我们取消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如何去谈论它。
欧洲的两难困境有点不同。欧洲许多国家长期推行一种类似社会民主的政策：但它们忘了该如何宣传这些政策。当今的社会民主党人处于被动防守和疲于应付的境地。那些宣称欧洲模式过于昂贵，在经济上效率低下的批评家一路畅通无阻，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但是，像从前一样福利国家仍然受到受益者的欢迎：欧洲任何地方的选民都没有要求废除公共医疗服务、终止免费的或得到补贴的教育，或减少公共交通和其他基础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两边的传统智慧提出智挑战。当然，目标已经软化了许多。本世纪初，“华盛顿共识”占据支配地位。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会遇到经济学家或专家阐述消除管理措施、政府最小化和减税的好处。公共领域做的一切，私有的个人似乎都能够做得更好。 华盛顿共识在任何地方都得到意识形态拉拉队长的欢呼：从“爱尔兰奇迹”的投机商（“凯尔特虎”的不动产泡沫繁荣）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主义极端资本主义，无不如此。甚至“老欧洲”随后也不能幸免。欧盟的自由市场工程（所谓的“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充满热情的私有化计划都是证明法国批评家描述的新“单一思想”的证据。
今天，有部分人已经苏醒。为了避免国家的破产和银行整体的崩溃，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了明显的政策转型，实际上就是动用公款维持经济稳定，毫不犹豫地把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众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拜倒在米尔顿弗雷德曼及其芝加哥大学同事的崇拜者列队悔恨自己的恶行，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令人非常满意，但很难说是思想上的革命。相反，作为对奥巴马政府建议的反应，向凯恩斯经济学的转向不过是策略上的后撤。对新工党也可以这么说，它承诺于私有领域，具体地说就是伦敦金融市场。当然，危机的影响之一是浇灭了欧洲大陆民众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主要的受益者仍然是中间偏右的政党，他们曾非常热心地仿效华盛顿。
简而言之，强大国家和实行干涉政策的政府的现实需要是无可争议的事，不过，没有人“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人们显然仍不愿意根据集体利益或者原则为公共经济领域辩护。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欧洲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表现不佳，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市场崩溃，他们却无法应付自如，这一点实在引人注目。
若希望再次得到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日益加剧，阶级和种姓制度的不公不义，国内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塞了民主的血管。但是辨认出体制的缺点然后像处死耶稣的彼拉多那样对后果无动于衷地退却就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言论给左派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令人稍稍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基本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1914年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测到他们的世界会彻底崩溃，也没有预测到随后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引起恐惧。任何恐惧，无论是变革的恐惧还是衰落的恐惧、陌生人的恐惧、对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都会消磨公民社会所依赖的相互信任和依靠。
所有变化都具有破坏性。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景象足以让稳定的民主社会陷入动荡。气候变化可能造成更剧烈的后果。人们将被迫依靠国家的资源，他们将祈求政治领袖和代表的保护：人们会再次要求开放的社会封闭起来，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我们不再是从国家和市场之间而是在两种不同的国家之间做出选择。重新考虑政府的角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做，别人就会做。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经济衰退之时，我们从周围人身上看到的仍然是20世纪初期无可匹敌的个人财富。对奢侈消费品的奢华消费如房子、珠宝、汽车、衣服、技术玩具在过去几十年得到极大的扩展。在英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为个人财富的来源，这将扭曲我们赋予不同经济活动的价值。我们身边总有穷人也总有富人，但是和其他人比起来，富人们比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惹人注目。个人特权很容易理解和描述，但要表达我们的公共道德已经败坏到了何种程度却非常困难。私人财富，公共堕落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亚当·斯密
即使对穷人来说，贫困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是集体贫困的症状就在我们身边，破败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垮塌的桥梁、失败的学校、找不到工作、工资被克扣、缺乏保险等都显示出集体意志的失败。这些缺陷十分普遍，以至于我们已经不清楚该如何讨论哪里出了问题，更不知道如何改善了。不过，有些东西也太离谱了。为阿富汗徒劳的军事行动编制数百亿美元的美国预算，我们坦然面对，却对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的任何增加感到紧张不安和苦恼不已。
为了理解我们堕落的程度，必须首先承认我们身上已经发生的变化。从19世纪末期到19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更加平等了。多亏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提供的社会服务、真正不幸的人切实得到保障，现代民主社会消除了极端贫困或富有的情况。
当然，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基本平等的北欧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仍然差别明显，大西洋世界说英语的地区和大英帝国仍然在反思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受到平等观念的影响，只不过方式各异而已。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极端的不平等，要求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个人生活的不足。
过去30年，我们把这一切都扔了。当然，随着国家的不同，“我们”也不一样。最极端形式的个人特权和公共冷漠重新出现在美国和英国。两国成为热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中心。虽然众多不同国家如新西兰、丹麦、法国、巴西等表达对解除管制的间歇性兴趣，但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在过去30年里坚定不移地承诺于解除几十年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21.2%的美国国民收入集中在1%的人手中。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拿回家的工资和其他收入大概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普通工人工资的66倍。而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900倍。实际上。据估计沃尔玛创始人家族在2005年的财富是大约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口中下层的40%的人即一亿两千万人的财富总和。
无论是在收入还是在财富、教育和生活变化等方面，英国现在也比192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人孩子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自1973年以来，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人拿回家的收入的不平等差距的扩大比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在1977年到2007年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机会要么工资非常高，要么工资非常低。
其后果非常明显。代际流动性出现了崩溃：与其父母、祖父母不同，当今英国和美国的孩子很少期待自己的生活条件会有很大的改观。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劣势转变为健康状况恶化、失去教育机会、越来越熟悉的穷困症状：酗酒、过度肥胖、赌博、轻微犯罪等。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失掉了曾有的技能，逐渐成为经济上的多余人。伴随而来的常常是焦虑和压力，更不要提疾病和早逝了。 收入差距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患上心理疾病的频率与英美两国的收入差距有密切关系，但这两者在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没有相关关系。甚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和信赖也与收入差距有负相关关系。从1983年到2001年，英国、美国、爱尔兰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增加，这三个国家的个人自身利益不受任何限制管理的教条被严格认真地应用在公共政策中。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现不信任的类似增加。
甚至在有些国家内部，在影响人们的生活方面不平等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在美国，身体健康和寿命长短的机会与你的收入有密切关系：富人居住区的居民寿命更长，生活更好。美国贫穷州的年轻妇女更容易在10多岁时怀孕，与富裕地区相比，孩子更容易夭折。同样的，与父母有稳定的中等水平的收入，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贫困地区的孩子更容易辍学。至于仍在上学的穷孩子，学习差，成绩不好，找到的工作更不满意，待遇更低。
不平等不仅本身惹人讨厌，而且显然与病理学社会问题相关，除非我们找准背后的病因，否则就不能指望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在很多方面，英美都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严重是有原因的。这些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肥胖症比例、营养不良、少女怀孕、吸毒、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焦虑等等。
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国家无论贫富，这个说法似乎都适用。真正重要的不是国家多富裕而是其不平等程度有多大。因此，按人均国民收入和GDP来说，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瑞典和芬兰的最富裕者和最贫穷者的差距最小，而在生活幸福的种种指标方面，它们持续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相反，美国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这些指标上总是很低。我们花在医疗保险上的钱很多，但美国的人均寿命仍然低于波斯尼亚，仅仅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
不平等具有腐蚀性，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别的影响需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人们对地位和利益的竞争很快就会变得激烈。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财富多少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优越感或自卑感。人们对社会等级下层的偏见会日益僵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弱势群体的病理学症状会越发明显。不受任何管制的发财造成的后果确实很苦涩。
1970年代.人生的意义就是发财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发财提供方便的观点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不仅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连最强烈捍卫资本主义的许多人也会对此嗤之以鼻。战后几十年，人们对财富本身的相对冷漠迅速蔓延。在1949年英国学校进行的调查中，男孩子越聪明，他越可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收入合理的职业，而不是单纯追求高收入的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除了寻找利润丰厚的工作之外很难再想象其他东西。
对培养出的沉溺于追求物质财富对其他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一代人.我们该如何纠正呢？或许我们可以首先提醒自己和孩子，生活并非总是如此。我们30年的“从经济角度”思考人生的生活方式并非人的天性。我们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摘自《乡土式微》
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30年来，我们一直试图把追求物质享受和自我利益当作美德。实际上，这种追求如今成为我们集体的目的意识。我们清楚事物的成本，却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我们不再质疑司法裁定或议会法案：它好吗？公平吗？正义吗？正确吗？会有助于塑造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吗？那些常常是政治问题，虽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学会再次提出问题。
当今生活的物质性和自私性并非人类的天性。今天看来属于“天性”的很多东西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热衷创造财富。崇拜私有化和私有经济领域，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伴随着这些的是这样一些论调：不加批判地崇拜不受限制的市场，蔑视公其领域，幻想经济永远增长。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2008年的危机提醒我们，没有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是其最糟糕的敌人：迟早会变成为自己贪婪的牺牲品，再次求助于国家前来救驾。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捡起碎片继续走老路，未来一些年我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想象其他选择的能力。这也是新变化。就在不久以前，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批评者（通常是认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但是，到了1970年代，这种辩论对双方来说都已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左右之争不过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实质完全一样。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钉子用来挂批评性的时事评论的钉子而已。
就左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与现状保持距离的方式。古典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对于过快变化的根深蒂固的厌恶让那些不愿意放弃老习惯的人感到自在。今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找不到立足点。
30年来，学生一直向我抱怨“对你们来说是容易的：你们这一代有理想，有观点，你们有信仰，相信能够做出改变。而我们（80后，90后，OO后）则一无所有。在很多方面，学生们的说法是对的。”对我们来说是容易，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对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是如此。上一次年轻人表达对自己生活空虚的沮丧出现在1920年代：历史学家说他们是“迷茫的一代”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迷茫，那并非因为缺少目标。与任何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交谈都会听到他们列出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焦虑。未来一代实际上为他们将要继承的世界感到担忧。与这些恐惧相伴的是普遍的沮丧：
“我们”知道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喜欢。但我们能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是对早先时代的态度的颠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在充满自信的激进派盛行的时代，年轻人豪气冲天。1960年代的典型特征就是过分自信：我们知道如何改造世界。正是这种无功受禄的傲慢部分解释了后来出现的反动派的激烈反扑。如果左派重新得势，他们可能会变得谦虚一些。毕竟，要解决问题，你就必须能够阐述问题是什么。
我的这本书《乡土式微》就是为大西洋和两岸的年轻人而写。美国读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我经常提到社会民主。这些在美国并不被常常提及。当记者和评论家鼓吹增加公共开支实现社会目标时，他们更可能把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批评家也送给他们这个标签，但这是令人困惑的。“自由主义者”是尊贵的、可敬的标签，我们理应感到自豪。但是，正如精心设计的外套一样，它掩盖的东西比展示的东西更多。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涉别人事务的人，是对异议态度和非传统行为表示宽容的人。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为个人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留下最大的空间。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与今天自封的“自由意志论者”有关，但是这个术语基本上是多余的。大部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乐意不干涉别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种混合体。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一样承诺文化和宗教的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党人相信为了公共善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美德。像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累进税以偿付公共服务开支和开展个人无法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许多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税收和公益事业是必要的恶，而社会民主党的美好社会版本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更大作用。
社会民主思想在美国并不讨人喜欢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目标之一是希望政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并不对我们的自由造成威胁。我想说的是，既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无法避免，我们不妨想想渴望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无论如何，20世纪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的精华有很多在实际上相当于欧洲人所说的社会民主，但这些政策却成为当今有人打着“缩小政府”和提高效率的幌子要求我们取消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如何去谈论它。
欧洲的两难困境有点不同。欧洲许多国家长期推行一种类似社会民主的政策：但它们忘了该如何宣传这些政策。当今的社会民主党人处于被动防守和疲于应付的境地。那些宣称欧洲模式过于昂贵，在经济上效率低下的批评家一路畅通无阻，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但是，像从前一样福利国家仍然受到受益者的欢迎：欧洲任何地方的选民都没有要求废除公共医疗服务、终止免费的或得到补贴的教育，或减少公共交通和其他基础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两边的传统智慧提出智挑战。当然，目标已经软化了许多。本世纪初，“华盛顿共识”占据支配地位。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会遇到经济学家或专家阐述消除管理措施、政府最小化和减税的好处。公共领域做的一切，私有的个人似乎都能够做得更好。 华盛顿共识在任何地方都得到意识形态拉拉队长的欢呼：从“爱尔兰奇迹”的投机商（“凯尔特虎”的不动产泡沫繁荣）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主义极端资本主义，无不如此。甚至“老欧洲”随后也不能幸免。欧盟的自由市场工程（所谓的“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充满热情的私有化计划都是证明法国批评家描述的新“单一思想”的证据。
今天，有部分人已经苏醒。为了避免国家的破产和银行整体的崩溃，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了明显的政策转型，实际上就是动用公款维持经济稳定，毫不犹豫地把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众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拜倒在米尔顿弗雷德曼及其芝加哥大学同事的崇拜者列队悔恨自己的恶行，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令人非常满意，但很难说是思想上的革命。相反，作为对奥巴马政府建议的反应，向凯恩斯经济学的转向不过是策略上的后撤。对新工党也可以这么说，它承诺于私有领域，具体地说就是伦敦金融市场。当然，危机的影响之一是浇灭了欧洲大陆民众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主要的受益者仍然是中间偏右的政党，他们曾非常热心地仿效华盛顿。
简而言之，强大国家和实行干涉政策的政府的现实需要是无可争议的事，不过，没有人“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人们显然仍不愿意根据集体利益或者原则为公共经济领域辩护。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欧洲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表现不佳，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市场崩溃，他们却无法应付自如，这一点实在引人注目。
若希望再次得到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日益加剧，阶级和种姓制度的不公不义，国内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塞了民主的血管。但是辨认出体制的缺点然后像处死耶稣的彼拉多那样对后果无动于衷地退却就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言论给左派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令人稍稍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基本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1914年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测到他们的世界会彻底崩溃，也没有预测到随后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引起恐惧。任何恐惧，无论是变革的恐惧还是衰落的恐惧、陌生人的恐惧、对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都会消磨公民社会所依赖的相互信任和依靠。
所有变化都具有破坏性。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景象足以让稳定的民主社会陷入动荡。气候变化可能造成更剧烈的后果。人们将被迫依靠国家的资源，他们将祈求政治领袖和代表的保护：人们会再次要求开放的社会封闭起来，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我们不再是从国家和市场之间而是在两种不同的国家之间做出选择。重新考虑政府的角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做，别人就会做。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经济衰退之时，我们从周围人身上看到的仍然是20世纪初期无可匹敌的个人财富。对奢侈消费品的奢华消费如房子、珠宝、汽车、衣服、技术玩具在过去几十年得到极大的扩展。在英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为个人财富的来源，这将扭曲我们赋予不同经济活动的价值。我们身边总有穷人也总有富人，但是和其他人比起来，富人们比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惹人注目。个人特权很容易理解和描述，但要表达我们的公共道德已经败坏到了何种程度却非常困难。私人财富，公共堕落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亚当·斯密
即使对穷人来说，贫困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是集体贫困的症状就在我们身边，破败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垮塌的桥梁、失败的学校、找不到工作、工资被克扣、缺乏保险等都显示出集体意志的失败。这些缺陷十分普遍，以至于我们已经不清楚该如何讨论哪里出了问题，更不知道如何改善了。不过，有些东西也太离谱了。为阿富汗徒劳的军事行动编制数百亿美元的美国预算，我们坦然面对，却对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的任何增加感到紧张不安和苦恼不已。
为了理解我们堕落的程度，必须首先承认我们身上已经发生的变化。从19世纪末期到19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更加平等了。多亏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提供的社会服务、真正不幸的人切实得到保障，现代民主社会消除了极端贫困或富有的情况。
当然，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基本平等的北欧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仍然差别明显，大西洋世界说英语的地区和大英帝国仍然在反思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受到平等观念的影响，只不过方式各异而已。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极端的不平等，要求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个人生活的不足。
过去30年，我们把这一切都扔了。当然，随着国家的不同，“我们”也不一样。最极端形式的个人特权和公共冷漠重新出现在美国和英国。两国成为热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中心。虽然众多不同国家如新西兰、丹麦、法国、巴西等表达对解除管制的间歇性兴趣，但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在过去30年里坚定不移地承诺于解除几十年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21.2%的美国国民收入集中在1%的人手中。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拿回家的工资和其他收入大概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普通工人工资的66倍。而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900倍。实际上。据估计沃尔玛创始人家族在2005年的财富是大约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口中下层的40%的人即一亿两千万人的财富总和。
无论是在收入还是在财富、教育和生活变化等方面，英国现在也比192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人孩子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自1973年以来，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人拿回家的收入的不平等差距的扩大比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在1977年到2007年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机会要么工资非常高，要么工资非常低。
其后果非常明显。代际流动性出现了崩溃：与其父母、祖父母不同，当今英国和美国的孩子很少期待自己的生活条件会有很大的改观。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劣势转变为健康状况恶化、失去教育机会、越来越熟悉的穷困症状：酗酒、过度肥胖、赌博、轻微犯罪等。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失掉了曾有的技能，逐渐成为经济上的多余人。伴随而来的常常是焦虑和压力，更不要提疾病和早逝了。 收入差距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患上心理疾病的频率与英美两国的收入差距有密切关系，但这两者在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没有相关关系。甚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和信赖也与收入差距有负相关关系。从1983年到2001年，英国、美国、爱尔兰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增加，这三个国家的个人自身利益不受任何限制管理的教条被严格认真地应用在公共政策中。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现不信任的类似增加。
甚至在有些国家内部，在影响人们的生活方面不平等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在美国，身体健康和寿命长短的机会与你的收入有密切关系：富人居住区的居民寿命更长，生活更好。美国贫穷州的年轻妇女更容易在10多岁时怀孕，与富裕地区相比，孩子更容易夭折。同样的，与父母有稳定的中等水平的收入，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贫困地区的孩子更容易辍学。至于仍在上学的穷孩子，学习差，成绩不好，找到的工作更不满意，待遇更低。
不平等不仅本身惹人讨厌，而且显然与病理学社会问题相关，除非我们找准背后的病因，否则就不能指望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在很多方面，英美都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严重是有原因的。这些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肥胖症比例、营养不良、少女怀孕、吸毒、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焦虑等等。
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国家无论贫富，这个说法似乎都适用。真正重要的不是国家多富裕而是其不平等程度有多大。因此，按人均国民收入和GDP来说，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瑞典和芬兰的最富裕者和最贫穷者的差距最小，而在生活幸福的种种指标方面，它们持续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相反，美国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这些指标上总是很低。我们花在医疗保险上的钱很多，但美国的人均寿命仍然低于波斯尼亚，仅仅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
不平等具有腐蚀性，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别的影响需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人们对地位和利益的竞争很快就会变得激烈。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财富多少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优越感或自卑感。人们对社会等级下层的偏见会日益僵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弱势群体的病理学症状会越发明显。不受任何管制的发财造成的后果确实很苦涩。
1970年代.人生的意义就是发财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发财提供方便的观点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不仅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连最强烈捍卫资本主义的许多人也会对此嗤之以鼻。战后几十年，人们对财富本身的相对冷漠迅速蔓延。在1949年英国学校进行的调查中，男孩子越聪明，他越可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收入合理的职业，而不是单纯追求高收入的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除了寻找利润丰厚的工作之外很难再想象其他东西。
对培养出的沉溺于追求物质财富对其他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一代人.我们该如何纠正呢？或许我们可以首先提醒自己和孩子，生活并非总是如此。我们30年的“从经济角度”思考人生的生活方式并非人的天性。我们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摘自《乡土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