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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
（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
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
（二）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太宗“哀其死而有功”，免其死，废为庶人，流徙钦州。事后太宗下诏罪己，认为自己犯了三条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以后高官多有因赃下狱者，如功臣庞相寿、皇叔李道宗等。后世评价贞观时认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末政治之腐败，深感贪污之弊端如不革除，吏治无法清明，百姓生活不会安宁，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尤为严厉。如他发现各府、县往往用盖好印信的空白帐目作假，便下令将各地衙门中掌管印信的官员全部处死；又发现户部有贪污现象，下令将户部侍郎及涉嫌官吏全部处死，且规定官吏赃至60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警示后人。
（三）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
历代封建明君都非常注意用人问题。在他们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第二项要求就是“精契正直”，“精廉勿谤”，反对官员“贱士而贵货币”。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称职”者加一级，有官缺时优先晋升。凡属贪、酷、浮躁等不合格者，轻则罢官，重则终身禁锢或斩首弃市。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封建王朝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唐朝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廉洁俭朴，当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时，只见他家四面围墙矮陋，床上铺着破旧的竹席，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皇帝甚是感动，立即赐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明初廉吏方克勤在济宁府任职时清廉自守，政绩斐然，朱元璋称赞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并召入朝中做官。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扶田文镜因惩贪除暴招来参劾，有人给他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核实各款皆虚，除将诬告者严惩外，还以田文镜“忠诚体国，公正廉明”升为总督，树立为官吏楷模。
（四）建立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明清时期改为都察院），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地方为州刺史（宋代改为通判）。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开始，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从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顾炎武：《日知录》）明清时期常用新科状元、进士充任监察史巡视地方，借其初登殿堂，敢作敢为，且在朝中没有“裙带”关系，敢于查处官吏的腐败行为。
对监察机构的重要性，古代的一些贤明君主也多有评价。元世祖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院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也。”（《元史·世祖纪》），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说：“国家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纲纪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洪武实录》卷70）从封建社会多年的吏治实践来看，监察机构为纠举不洁，惩恶扬善，澄清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加强廉政教育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
古代国家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私塾、乡学到国子监，学校教育制度之完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属于前列。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写了篇《训俭示廉》的家训，教育儿子：“俭，德之兴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室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将来“居官必贿”。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對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为臣贪，必丧其身。”唐太宗这样告诫群臣说：“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要百官“深思此言”。他还打比方说，鸟栖于林，鱼藏于水，还是被人捉拿，都是它们贪吃诱饵的缘故。“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贞观政要·贪鄙）谕劝百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说：“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洪武实录》卷30） （六）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的廉政制度
古代的封建王朝还创立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制度，如官员回避制度、轮调制度以及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官员回避制度。它初创于汉代，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并不断完善，到明清时期实行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等众多的回避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或徇私枉法。
二、几点启示
抛开古代社会的廉政动机不谈，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时期，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举措，对于吏治的清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反腐倡廉措施必须周密具体。廉政措施约束的对象是官吏的不廉洁行为，虽然为官者都懂得廉是贪非的道理，但是贪官污吏却屡禁不绝。当一些官吏为贪欲支配时，能够阻止它们腐败行为的就是严密的措施。反腐倡廉措施的细腻化可以防止贪官钻法律空子，它明确告之官员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为罪什么为非罪，罪当何罚，促使官员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措施的周密具体，使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第二，治贪必须从重从严。中国封建社会的治贪措施以从重从严为特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与盗窃罪、抢劫罪相比，在所得财物相等的情况下，对贪赃的处罚要严厉得多，绝不手软，以此严正吏治，清廉官风。其二，从细微处着手治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中国古代社会对贪赃枉法的规定有的非常严格、细微，无论是直接接受对方的财物还是间接接受对方的财物，无论是事前接受他人的财物还是事后接受他人的财物，不论接受财物的数量多少，统统构成犯罪。就是利用人情托请，利用职位使用、占有他人或公共财物，亦构成犯罪。治贪从严对于防范贪污等违法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加强监察是廉政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组织体系完备，上下实行垂直统辖领导，因而避免了中央部门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干扰。监察官员政治地位突出，行权自主独立。自秦朝建立监察制度以来就以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银印青绶，凡属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参与监察，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同时在监察机构内部职能明确，上下各司其职，进而保证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员的有效监督。监察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反腐倡廉措施取得成效提供了保障。
在积极借鉴中国封建社会反腐倡廉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中国封建社会在此方面留下的沉重教训：尽管治吏惩贪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但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腐败却屡禁不止，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一个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究其原因还在于封建的专制制度。在专制的社会中，君主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依靠这种权力至多能抑制权力以外的腐败，却不能抑制权力本身的腐败。在人治社会里，君主是否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主观意志和道德品质。历代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做到生活俭朴，少事兴作，从善如流，是由于他们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到王朝的后期昏君、暴君登场，随着追求奢侈享乐的不断升级，腐败现象就在所难免了。正是如此，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反腐倡廉措施相当完备，但是这些详尽而又严厉的措施因没能贯穿始终，最终没能拯救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國封建社会治贪而又亡于贪的教训说明，反腐倡廉要从法治开始。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积极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廉政经验，才能使廉政制度更加完善；只有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廉政建设走向成功。
（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
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
（二）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太宗“哀其死而有功”，免其死，废为庶人，流徙钦州。事后太宗下诏罪己，认为自己犯了三条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以后高官多有因赃下狱者，如功臣庞相寿、皇叔李道宗等。后世评价贞观时认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末政治之腐败，深感贪污之弊端如不革除，吏治无法清明，百姓生活不会安宁，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尤为严厉。如他发现各府、县往往用盖好印信的空白帐目作假，便下令将各地衙门中掌管印信的官员全部处死；又发现户部有贪污现象，下令将户部侍郎及涉嫌官吏全部处死，且规定官吏赃至60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警示后人。
（三）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
历代封建明君都非常注意用人问题。在他们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第二项要求就是“精契正直”，“精廉勿谤”，反对官员“贱士而贵货币”。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称职”者加一级，有官缺时优先晋升。凡属贪、酷、浮躁等不合格者，轻则罢官，重则终身禁锢或斩首弃市。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封建王朝还非常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唐朝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廉洁俭朴，当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时，只见他家四面围墙矮陋，床上铺着破旧的竹席，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皇帝甚是感动，立即赐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明初廉吏方克勤在济宁府任职时清廉自守，政绩斐然，朱元璋称赞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并召入朝中做官。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扶田文镜因惩贪除暴招来参劾，有人给他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核实各款皆虚，除将诬告者严惩外，还以田文镜“忠诚体国，公正廉明”升为总督，树立为官吏楷模。
（四）建立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明清时期改为都察院），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地方为州刺史（宋代改为通判）。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开始，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从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顾炎武：《日知录》）明清时期常用新科状元、进士充任监察史巡视地方，借其初登殿堂，敢作敢为，且在朝中没有“裙带”关系，敢于查处官吏的腐败行为。
对监察机构的重要性，古代的一些贤明君主也多有评价。元世祖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院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也。”（《元史·世祖纪》），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说：“国家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纲纪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洪武实录》卷70）从封建社会多年的吏治实践来看，监察机构为纠举不洁，惩恶扬善，澄清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加强廉政教育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
古代国家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私塾、乡学到国子监，学校教育制度之完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属于前列。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写了篇《训俭示廉》的家训，教育儿子：“俭，德之兴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室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将来“居官必贿”。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對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为臣贪，必丧其身。”唐太宗这样告诫群臣说：“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要百官“深思此言”。他还打比方说，鸟栖于林，鱼藏于水，还是被人捉拿，都是它们贪吃诱饵的缘故。“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贞观政要·贪鄙）谕劝百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说：“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洪武实录》卷30） （六）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的廉政制度
古代的封建王朝还创立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制度，如官员回避制度、轮调制度以及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官员回避制度。它初创于汉代，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并不断完善，到明清时期实行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等众多的回避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或徇私枉法。
二、几点启示
抛开古代社会的廉政动机不谈，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时期，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举措，对于吏治的清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反腐倡廉措施必须周密具体。廉政措施约束的对象是官吏的不廉洁行为，虽然为官者都懂得廉是贪非的道理，但是贪官污吏却屡禁不绝。当一些官吏为贪欲支配时，能够阻止它们腐败行为的就是严密的措施。反腐倡廉措施的细腻化可以防止贪官钻法律空子，它明确告之官员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为罪什么为非罪，罪当何罚，促使官员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措施的周密具体，使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第二，治贪必须从重从严。中国封建社会的治贪措施以从重从严为特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与盗窃罪、抢劫罪相比，在所得财物相等的情况下，对贪赃的处罚要严厉得多，绝不手软，以此严正吏治，清廉官风。其二，从细微处着手治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中国古代社会对贪赃枉法的规定有的非常严格、细微，无论是直接接受对方的财物还是间接接受对方的财物，无论是事前接受他人的财物还是事后接受他人的财物，不论接受财物的数量多少，统统构成犯罪。就是利用人情托请，利用职位使用、占有他人或公共财物，亦构成犯罪。治贪从严对于防范贪污等违法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加强监察是廉政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组织体系完备，上下实行垂直统辖领导，因而避免了中央部门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干扰。监察官员政治地位突出，行权自主独立。自秦朝建立监察制度以来就以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银印青绶，凡属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参与监察，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同时在监察机构内部职能明确，上下各司其职，进而保证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员的有效监督。监察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反腐倡廉措施取得成效提供了保障。
在积极借鉴中国封建社会反腐倡廉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中国封建社会在此方面留下的沉重教训：尽管治吏惩贪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但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腐败却屡禁不止，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一个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究其原因还在于封建的专制制度。在专制的社会中，君主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依靠这种权力至多能抑制权力以外的腐败，却不能抑制权力本身的腐败。在人治社会里，君主是否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主观意志和道德品质。历代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做到生活俭朴，少事兴作，从善如流，是由于他们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到王朝的后期昏君、暴君登场，随着追求奢侈享乐的不断升级，腐败现象就在所难免了。正是如此，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反腐倡廉措施相当完备，但是这些详尽而又严厉的措施因没能贯穿始终，最终没能拯救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國封建社会治贪而又亡于贪的教训说明，反腐倡廉要从法治开始。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积极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廉政经验，才能使廉政制度更加完善；只有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廉政建设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