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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我们总共进行了五次玉帛之路考察，我现在为大家做一个汇报与总结。
我们的考察活动整体秉持着“新探索新发现，重讲中国故事”的宗旨，在新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下展开。主要理论是将文化分为两个传统，即没有文字的大传统和由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文字的东西毕竟只有2000～3000年的历史，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类则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应该用2000～3000年的文字来限制探索人类发展源流的目光。大、小传统理论的重点就在于重新认识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认识的方法主要在调查，我们需要依靠文物、实物来重新解读历史。相对应的新方法就是“四重证据法”，分别为一重证据——传世文献;二重证据——出土汉简、甲骨文、金文等没有进入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民间的、口头的文化，如在我们本次考察过程中，采访、收集到的由老驼客口述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驼道等;第四重证据——文物，包括出土文物、博物馆藏文物以及实地考察发现的文物。四重证据法需要重新进入文化背景，与我们过去的读书识字，从书本中找学问、找历史，在境界上有很大的区别。
这五次考察的项目背景有二，分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011～2015）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子项目“草原玉石之路”。前者是文科建设中具有先锋作用的新学科，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其多民族文化是如何聚合的。考察后，我们发现了某种被神圣化了的，需要远距离开采、运输的物资形成了华夏王权的概念，也就是“玉石（之路）”。后者是今年立项，并委托给内蒙古社科院的项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进行的这几次调查都是由高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与科研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地方政府协同创新，共同实施完成的。
关于“玉石之路”研究的源起，最早要追溯到1989年我们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的13个特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鉴于此种偏见，文学人类学派的西部青年学者提出了“重开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构想。2005年，我受聘为兰州大学讲席教授，同年，文学人类学派启动了西部文化的田野调查。2008年，我根据前几年的调查结果完成并出版《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批判了几千年来的中原中心主义，揭示出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因果关系。
中国神话是文学、历史、哲学共同的源头，都围绕着圣山“昆仑”展开。昆仑山，被认为是天神降临人间的第一站——帝之下都（《山海经》），而昆仑的特点就是出美玉。众所周知，中国人向往昆仑。那么，昆仑神话是如何将自身与中原王权联系起来的？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也就是找到了研究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关键门径，即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考古发现，齐家文化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发展出了庞大的玉礼器体系，并被后来的夏商周承袭。但是，中原王朝中心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中原以外的西域很少被提及，尤其是无文字以前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时代，我们除了考古发掘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新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其与华夏文明源流的关系。也正是根据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小传统的理论，也就是2013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用甲骨文记载的华夏文化的源流大约是3000年，用玉礼器表达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大约是8000年，因此我们认为，文字的是派生的，玉石雕刻则是先行的。2015年新出版的《图说华夏文明发生史》解读了8000年来玉文化延续不断传承发展的现象。同时，2013年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也已于2015年4月出版。榆林石峁遗址距今4000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建城的石头缝中穿插着玉器，这是超乎想象的。这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霞光已经照亮了我们未来探索的方向。
接下来就是“2014～2015中国玉帛之路系列考察”。
第一次调查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玉石之路的记载，那就是从《战国策》到《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玉石进中原的第一站关口——雁门关，即2014年6月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穆天子传》在中国文学中被当做小说看待，它记载了西周第五代君王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和美玉的历史。根据其他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所走的路线（向东走，先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并非虚构，从《战国策》到《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我们在那里做了比较详尽的田野调查。周穆王所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今天被叫做“走西口”的路，即山西北部的农民们背井离乡，先到河套，后向西行，一部分走草原路，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张掖大佛寺旁有“山西会馆”，新疆昆仑山下有道光时期的碑刻，记载了山西忻州人王某来此采玉，不幸遇难的历史。所以说，晋商走西口的传统从大传统来看应该与4000年前从昆仑山向中原运玉有关系。雁门关道与黄河道的主要路线是大同-代县-忻州-太原-兴县-北京。
第二次是2014年7月，沿着河西走廊所作的调研。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齐家文化，以及大约与其同时的沙井文化、四坝文化。路线是兰州-民勤-武威-高台-张掖-瓜州-祁连山-西宁-永靖-定西，全程大约4300公里。这条路也是唐玄奘道。此次考察成果包括：标本采样、考察报告、纪录片、报告文学、丛书、《丝绸之路》专号（2014年第19期）。上述成果已经陆续或即将出版面世。
第三次考察是2015年2月，由《丝绸之路》杂志社进行的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道（原州萧关道、灵州道）3600公里路网考察。从地理书上看，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是无人区，但是从老乡口述中我们知道了有一条路能够从民勤直接通到阿拉善左旗，然后到包头，进入河套地区。
第四次是2015年4月，在广河齐家文化研讨会筹备会过程中进行的旨在考察齐家文化所用玉料来源的调研，即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考察。这次考察中，通过民间向导，我们找到了马衔山玉料，并推测它就是齐家文化玉器最近的用玉源头。考察主要路线是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县-临洮马衔山-定西。 第五次是2015年6月进行的“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也就是此次活动。路线是从兰州出发，前往齐家文化源头地区西海固，然后折向丝绸之路北道，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前往额济纳旗和马鬃山。马鬃山在2011年被申报为甘肃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此次考察的目的地。这里发现了从战国到汉代的玉矿，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玉矿。一般人都认为古代用玉均来自新疆和田，现在看来，马鬃山玉矿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认识。通过考察，我们针对甘肃境内的玉文化资源，提出“玉出二马岗”的概念。古代玉矿关注焦点从独尊和田玉转向注目甘肃玉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古代玉矿的原点。
玉矿一旦被发现，就能够还原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通过数次考察，我们对玉源的认识从过去的一元一路转变为现在的多元多路，并厘清了大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其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为“有玉石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鄯善，最东部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2000公里，北边是马鬃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1000公里。其中，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如果我们将古代玉文化分布区与齐家文化分布区勾勒出来，齐家文化正好分布在西部玉矿资源区的东部。如此，也就能解释齐家文化玉器、玉料多样性的原因——“近水楼台”。中原地区古代很少发现玉资源，需要从西部运输，这些运输通道的形成就构成了玉石之路。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岸，就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包括石峁遗址、延安玉礼器、陶寺文化、清凉寺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等。家马是3000多年前商代时期进入中原的，说明了史前玉路不可能走陆路，而主要靠水路，如果我们将玉矿资源区与中原玉文化消费区都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就可以看出，黄河承担了西玉东输的媒介，也就是说，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
2015年4月，我们在临夏博物馆看到了优质透闪石制作的黄玉玉琮。在从古到今的市场上，白玉最贵，黄玉由于产量少，价格也是紧逼羊脂白玉。齐家文化所用的青黄色的玉到底从何处来，过去无从知晓，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在马衔山采到的黄玉籽料，就是齐家文化用玉的本地玉料。齐家文化用玉量大，主要就地取材优质玉料。
“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的第一站会宁，我们看到了长达54公分的玉璋，其最薄部位仅有1毫米，厚的地方也只有2毫米。玉璋质地非常脆，我们无法想象4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制作精细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玉璋的，这也是齐家文化先民留在西北大地的文化之谜。会宁大玉璋发掘于80年代，整体呈青黄色，其玉料来源尚不可知。它不仅是齐家文化最精美的玉器，也是中国史前玉器中的极品，我们斗胆将其命名为“玉璋王”。
朱镕基总理有一句名言“居延海连着中南海”，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在额济纳旗居延海考察了黑城遗址。中国历史上，王权都集中在陕西到河南之间，统治者都关注昆仑山，它被称为“昆仑圣山”。过去，我们读《诗经》不知道陕西的终南山如何得名，现在看来非常清楚，就是从新疆昆仑一直延伸到八百里秦川的一条龙脉。明朝建都北京后，为了延续龙脉，请来客家风水师选址，先建景山（时称万岁山），再建紫禁城。所以说，古代昆仑山始终连着最高统治者的王权核心。我们在马鬃山当地看到了汉代灰陶，史前文化红陶、夹砂陶。如果能够证明马鬃山玉矿属于距今4000年的四坝文化，则河西走廊以北的这条路其意义和价值将更加明显。
通过这几次调查，我们认识到，过去说的丝绸之路三线基本上都是运送玉石的路线。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的，命名的依据在于，丝绸在罗马市场贵于黄金，而西方人不知丝绸从何而来，当他们一旦得知河西走廊能够运输丝绸，就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对华夏来说，古代将丝绸称为“帛”，而“帛”永远是玉的陪衬，所以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说。丝绸之路的三条线今天大致可以看清楚了，分别是丝路北线——玉石之路草原道：哈密-明水-马鬃山-额济纳-阿拉善-包头-大同，这条路也是雁门关道、晋商之路（走西口道）;丝路中线——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于阗-龟兹-玉门关-嘉峪关-民勤-固原-平凉-长安;丝路南线——玉石之路青海道：喀什-于阗-若羌-阳关-德令哈-西宁-临夏-中原，其中进入中原的部分就是唐蕃古道。
中国考古学界认为陶鬲是华夏文明的标志性陶器，我们在草原丝绸之路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分别出土于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的陶鬲，其下端有三个乳足，有学者认为是用来盛饭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游牧民族用来盛奶、煮肉的。另外，如果将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三地连起来，草原之路基本上就画出来了。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古文明大致都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没有超过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因此，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其版图面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问题上了。历史上，兰州以西的地方都是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也就是张骞的“凿空”之功。白登山是汉高祖被围困的地方，也就是说，雁门关以北的地方正好是我们说的草原丝绸之路。从秦到汉，中国的版图几乎扩大了1.5倍，到达了新疆、中亚地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通西域主要是为了寻找黄河与昆仑美玉的源头，也就是昆仑山。李希霍芬看着玉石叫丝绸，因此我们今天就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马鬃山以西接近新疆哈密的地方有汉代古城。古城没有人保护，当地边防派出所官兵自发捐资将其保护起来。这里是大汉王朝最西北的军事据点，守护的是草原之路，是通往马鬃山、额济纳的道路。
除了上述已经结束的五次考察外，我们计划中的还有第六次（玉帛之路陇东道）、第七次（玉帛之路河套道）考察。
“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已经结束，我作为发起人，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每一位成员表示由衷的敬意，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次考察的，尤其是耗时11个半小时穿越马鬃山到额济纳将近1000公里的无人区时，大家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使我由衷感动。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网，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活动的鼎力支持。
我们的考察活动整体秉持着“新探索新发现，重讲中国故事”的宗旨，在新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下展开。主要理论是将文化分为两个传统，即没有文字的大传统和由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文字的东西毕竟只有2000～3000年的历史，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类则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应该用2000～3000年的文字来限制探索人类发展源流的目光。大、小传统理论的重点就在于重新认识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认识的方法主要在调查，我们需要依靠文物、实物来重新解读历史。相对应的新方法就是“四重证据法”，分别为一重证据——传世文献;二重证据——出土汉简、甲骨文、金文等没有进入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民间的、口头的文化，如在我们本次考察过程中，采访、收集到的由老驼客口述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驼道等;第四重证据——文物，包括出土文物、博物馆藏文物以及实地考察发现的文物。四重证据法需要重新进入文化背景，与我们过去的读书识字，从书本中找学问、找历史，在境界上有很大的区别。
这五次考察的项目背景有二，分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011～2015）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子项目“草原玉石之路”。前者是文科建设中具有先锋作用的新学科，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其多民族文化是如何聚合的。考察后，我们发现了某种被神圣化了的，需要远距离开采、运输的物资形成了华夏王权的概念，也就是“玉石（之路）”。后者是今年立项，并委托给内蒙古社科院的项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进行的这几次调查都是由高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与科研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地方政府协同创新，共同实施完成的。
关于“玉石之路”研究的源起，最早要追溯到1989年我们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的13个特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鉴于此种偏见，文学人类学派的西部青年学者提出了“重开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构想。2005年，我受聘为兰州大学讲席教授，同年，文学人类学派启动了西部文化的田野调查。2008年，我根据前几年的调查结果完成并出版《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批判了几千年来的中原中心主义，揭示出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因果关系。
中国神话是文学、历史、哲学共同的源头，都围绕着圣山“昆仑”展开。昆仑山，被认为是天神降临人间的第一站——帝之下都（《山海经》），而昆仑的特点就是出美玉。众所周知，中国人向往昆仑。那么，昆仑神话是如何将自身与中原王权联系起来的？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也就是找到了研究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关键门径，即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考古发现，齐家文化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发展出了庞大的玉礼器体系，并被后来的夏商周承袭。但是，中原王朝中心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中原以外的西域很少被提及，尤其是无文字以前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时代，我们除了考古发掘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新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其与华夏文明源流的关系。也正是根据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小传统的理论，也就是2013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用甲骨文记载的华夏文化的源流大约是3000年，用玉礼器表达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大约是8000年，因此我们认为，文字的是派生的，玉石雕刻则是先行的。2015年新出版的《图说华夏文明发生史》解读了8000年来玉文化延续不断传承发展的现象。同时，2013年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也已于2015年4月出版。榆林石峁遗址距今4000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建城的石头缝中穿插着玉器，这是超乎想象的。这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霞光已经照亮了我们未来探索的方向。
接下来就是“2014～2015中国玉帛之路系列考察”。
第一次调查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玉石之路的记载，那就是从《战国策》到《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玉石进中原的第一站关口——雁门关，即2014年6月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穆天子传》在中国文学中被当做小说看待，它记载了西周第五代君王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和美玉的历史。根据其他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所走的路线（向东走，先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并非虚构，从《战国策》到《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我们在那里做了比较详尽的田野调查。周穆王所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今天被叫做“走西口”的路，即山西北部的农民们背井离乡，先到河套，后向西行，一部分走草原路，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张掖大佛寺旁有“山西会馆”，新疆昆仑山下有道光时期的碑刻，记载了山西忻州人王某来此采玉，不幸遇难的历史。所以说，晋商走西口的传统从大传统来看应该与4000年前从昆仑山向中原运玉有关系。雁门关道与黄河道的主要路线是大同-代县-忻州-太原-兴县-北京。
第二次是2014年7月，沿着河西走廊所作的调研。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齐家文化，以及大约与其同时的沙井文化、四坝文化。路线是兰州-民勤-武威-高台-张掖-瓜州-祁连山-西宁-永靖-定西，全程大约4300公里。这条路也是唐玄奘道。此次考察成果包括：标本采样、考察报告、纪录片、报告文学、丛书、《丝绸之路》专号（2014年第19期）。上述成果已经陆续或即将出版面世。
第三次考察是2015年2月，由《丝绸之路》杂志社进行的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道（原州萧关道、灵州道）3600公里路网考察。从地理书上看，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是无人区，但是从老乡口述中我们知道了有一条路能够从民勤直接通到阿拉善左旗，然后到包头，进入河套地区。
第四次是2015年4月，在广河齐家文化研讨会筹备会过程中进行的旨在考察齐家文化所用玉料来源的调研，即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考察。这次考察中，通过民间向导，我们找到了马衔山玉料，并推测它就是齐家文化玉器最近的用玉源头。考察主要路线是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县-临洮马衔山-定西。 第五次是2015年6月进行的“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也就是此次活动。路线是从兰州出发，前往齐家文化源头地区西海固，然后折向丝绸之路北道，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前往额济纳旗和马鬃山。马鬃山在2011年被申报为甘肃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此次考察的目的地。这里发现了从战国到汉代的玉矿，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玉矿。一般人都认为古代用玉均来自新疆和田，现在看来，马鬃山玉矿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认识。通过考察，我们针对甘肃境内的玉文化资源，提出“玉出二马岗”的概念。古代玉矿关注焦点从独尊和田玉转向注目甘肃玉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古代玉矿的原点。
玉矿一旦被发现，就能够还原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通过数次考察，我们对玉源的认识从过去的一元一路转变为现在的多元多路，并厘清了大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其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为“有玉石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鄯善，最东部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2000公里，北边是马鬃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1000公里。其中，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如果我们将古代玉文化分布区与齐家文化分布区勾勒出来，齐家文化正好分布在西部玉矿资源区的东部。如此，也就能解释齐家文化玉器、玉料多样性的原因——“近水楼台”。中原地区古代很少发现玉资源，需要从西部运输，这些运输通道的形成就构成了玉石之路。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岸，就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包括石峁遗址、延安玉礼器、陶寺文化、清凉寺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等。家马是3000多年前商代时期进入中原的，说明了史前玉路不可能走陆路，而主要靠水路，如果我们将玉矿资源区与中原玉文化消费区都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就可以看出，黄河承担了西玉东输的媒介，也就是说，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
2015年4月，我们在临夏博物馆看到了优质透闪石制作的黄玉玉琮。在从古到今的市场上，白玉最贵，黄玉由于产量少，价格也是紧逼羊脂白玉。齐家文化所用的青黄色的玉到底从何处来，过去无从知晓，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在马衔山采到的黄玉籽料，就是齐家文化用玉的本地玉料。齐家文化用玉量大，主要就地取材优质玉料。
“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的第一站会宁，我们看到了长达54公分的玉璋，其最薄部位仅有1毫米，厚的地方也只有2毫米。玉璋质地非常脆，我们无法想象4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制作精细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玉璋的，这也是齐家文化先民留在西北大地的文化之谜。会宁大玉璋发掘于80年代，整体呈青黄色，其玉料来源尚不可知。它不仅是齐家文化最精美的玉器，也是中国史前玉器中的极品，我们斗胆将其命名为“玉璋王”。
朱镕基总理有一句名言“居延海连着中南海”，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在额济纳旗居延海考察了黑城遗址。中国历史上，王权都集中在陕西到河南之间，统治者都关注昆仑山，它被称为“昆仑圣山”。过去，我们读《诗经》不知道陕西的终南山如何得名，现在看来非常清楚，就是从新疆昆仑一直延伸到八百里秦川的一条龙脉。明朝建都北京后，为了延续龙脉，请来客家风水师选址，先建景山（时称万岁山），再建紫禁城。所以说，古代昆仑山始终连着最高统治者的王权核心。我们在马鬃山当地看到了汉代灰陶，史前文化红陶、夹砂陶。如果能够证明马鬃山玉矿属于距今4000年的四坝文化，则河西走廊以北的这条路其意义和价值将更加明显。
通过这几次调查，我们认识到，过去说的丝绸之路三线基本上都是运送玉石的路线。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的，命名的依据在于，丝绸在罗马市场贵于黄金，而西方人不知丝绸从何而来，当他们一旦得知河西走廊能够运输丝绸，就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对华夏来说，古代将丝绸称为“帛”，而“帛”永远是玉的陪衬，所以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说。丝绸之路的三条线今天大致可以看清楚了，分别是丝路北线——玉石之路草原道：哈密-明水-马鬃山-额济纳-阿拉善-包头-大同，这条路也是雁门关道、晋商之路（走西口道）;丝路中线——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于阗-龟兹-玉门关-嘉峪关-民勤-固原-平凉-长安;丝路南线——玉石之路青海道：喀什-于阗-若羌-阳关-德令哈-西宁-临夏-中原，其中进入中原的部分就是唐蕃古道。
中国考古学界认为陶鬲是华夏文明的标志性陶器，我们在草原丝绸之路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分别出土于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的陶鬲，其下端有三个乳足，有学者认为是用来盛饭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游牧民族用来盛奶、煮肉的。另外，如果将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三地连起来，草原之路基本上就画出来了。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古文明大致都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没有超过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因此，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其版图面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问题上了。历史上，兰州以西的地方都是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也就是张骞的“凿空”之功。白登山是汉高祖被围困的地方，也就是说，雁门关以北的地方正好是我们说的草原丝绸之路。从秦到汉，中国的版图几乎扩大了1.5倍，到达了新疆、中亚地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通西域主要是为了寻找黄河与昆仑美玉的源头，也就是昆仑山。李希霍芬看着玉石叫丝绸，因此我们今天就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马鬃山以西接近新疆哈密的地方有汉代古城。古城没有人保护，当地边防派出所官兵自发捐资将其保护起来。这里是大汉王朝最西北的军事据点，守护的是草原之路，是通往马鬃山、额济纳的道路。
除了上述已经结束的五次考察外，我们计划中的还有第六次（玉帛之路陇东道）、第七次（玉帛之路河套道）考察。
“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已经结束，我作为发起人，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每一位成员表示由衷的敬意，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次考察的，尤其是耗时11个半小时穿越马鬃山到额济纳将近1000公里的无人区时，大家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使我由衷感动。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网，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活动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