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性与权力的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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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周梅森、李路、陆毅、侯勇、许亚军
  我们与周梅森见面,是在阳春三月的江南,那时候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还没开播,倒是同名的话剧要先在北京上演。一名省里的干部提出,想去北京看看这部话剧。官场上的朋友赶紧提醒周梅森:“你得陪着一起去呀!”周梅森把头一仰:“我已经看过了,不去了。我北京那边有朋友,准备几张票,让朋友陪着就行。”
  当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成为全民话题,首先还是因为有个好本子。写《人民的名义》,周梅森是十年累积,数易其稿。他数十年游历官场,把官场中人的苦与乐、攀升与坠落尽收眼底,所以剧中描摹反腐惊心动魄,刻画官员见骨见血。“老弟,我接触的落马官员越多,越发现他们很多人有双面甚至多面人格。你不好说他在生活里是个坏人,但他的确用手中的权力做了坏事,伤害了人民的利益。当人性遇到权力,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权力时,常会被侵蚀,发生异化。这就是我在《人民的名义》里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他拍着《环球人物》记者的肩膀如是说。
  84岁的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原書记翟泰丰看到剧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说它是反腐剧,是把它窄化了。”导演李路听说有这么一个剧本,拿上好酒直奔周梅森家,看了三集就兴奋了:“我执导这么多年,当时就预感到,这会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他主动请缨要拍此剧,然后找投资,找演员。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张丰毅、吴刚、许亚军、张志坚、张凯丽、侯勇等40多位老戏骨淋漓尽致地展现人性与权力的缠斗。
  这就有了直击现实的力量。
  小官巨贪,“这是‘人间喜剧’,更是人间悲剧”
  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如此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仿佛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无法抵御它的冲击力。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都惊呆了。
  天啊,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真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啊?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面前近乎诚恳地问。
  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有花啊,舍不得花,又怕暴露,也……也就是常来看看……
  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
  赵德汉把梦幻般的目光投向铁柜: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出苗了,麦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啊,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
  小官巨贪,这是《人民的名义》开场戏。开场即火,红色钞票墙以直观的方式震撼了观众,“终于知道2.3亿现金是什么概念了,一堵墙 一张床 一个冰箱”。赵德汉的扮演者侯勇,奉献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经典表演,老农民式的若无其事、精干官员的据理力争、贪官现形后彻底崩溃,一波三折,步步精彩。“他属于那种有贼心没贼胆,内心还是极度胆小的一个人物,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侯亮平的扮演者陆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我没贪过,也不是官员,那我是怎么演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给我太多素材了。”侯勇说的现实素材之一是——2014年5月,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正处级)魏鹏远被带走,其家中发现2.3亿现金,检察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现实比小说还魔幻。”密切关注反腐形势的周梅森,向记者反复强调这句话。他把这些魔幻的贪官原型掰开了揉碎了,写到自己的笔下,并且探究奇葩般的贪婪究竟有什么心理动因。看钞票能看出金色的麦浪,成了剧中第一处对人性的追问:为什么穷人的孩子也会成贪官?
  “我们来找找赵德汉的心路历程。”侯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是农村出来的,考上大学,毕业后分进国家某部委,还是可以分配资源的部委。那时赵德汉20多岁,肯定是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想有所作为。可他手里掌握着分配资源的权力,就会有人来找他,吃个饭,给个红包。他一开始紧张,不敢收,行贿人就会说,赵处长,别紧张,很多人都这样,你的领导也这样。赵德汉就想,哦,大家都这样,那我不拿白不拿。有了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接着拿,收不住了,进入了惯性通道。他有一句台词大家要注意,他问侯亮平,侯处长,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病?他自己都知道拿着这么多钱没用,但不贪不舒服了。观众给他找了魏鹏远这个原型,魏鹏远我没接触过,但我觉得他在贪出两个多亿的过程中,肯定也有过从紧张、自我安慰到惯性、肆无忌惮的心理过程。所以很多贪官进了监狱后反而觉得舒服了,释怀了,再不用天天担惊受怕。所以说,这是‘人间喜剧’,更是人间悲剧。”
  周梅森曾经挂职担任徐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人性一旦触碰到权力,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他深知其中滋味。“在那之前,我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对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一无所知,觉得官场既陌生又神秘。那次挂职改变了我,人一旦介入权力,就拔不出脚来了。我知道我不会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但男人天生渴望权力,哪怕我不想做官,也想窥透权力运行背后的秘密。”周梅森又一次拍拍《环球人物》记者的肩膀:“老弟,现在要是让你去某个地方当副秘书长,虽然那地方跟你毫无关系,但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地方有意思,大老远就有人秘书长秘书长地叫你。你开始会不习惯这个生态,可后来把你拔离这个生态,让你回来当记者,你就更不习惯了。因为你再也不能坐主席台了,再也不能数左三右四哪个位子是我的了。你看!这就是男人天生的毛病。”
  团团伙伙,“过去叫后台,现在叫政治资源”
  两人沉默一会儿,祁同伟又试探着问: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不饶恕?侯亮平正视着祁同伟的眼睛:怎么想起问这个?对我不满意是吧?祁同伟坦率地说:是,比如抓李达康老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啊?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咱们老师和我,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侯亮平叹息道:算了,这事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祁同伟不悦地站了起来:你这人真没劲!不说了,走吧,喝一杯去。   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到晕乎乎时,他们不约而同谈起了陈海,感情都有些激动:政法系三杰,现在躺倒一杰,陈海是多么厚道多么好的人啊!实在太可惜了……
  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你是公安厅厅长,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发现车祸后面有啥名堂?祁同伟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他: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京州也有一段时间了,对陈海案子肯定也掌握了不少新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侯亮平马上打哈哈,祁同伟自然也是打哈哈。哈哈过后,都醒悟过来了——一个公安厅厅长,一个反贪局局长,又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啥话来?得,喝酒吧,啥也别惦记了。
  ……
  他们喝了许久,一直喝到半夜,侯亮平多年没醉酒,这回真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时,侯亮平忽然问:同伟,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吗?祁同伟一怔,潸然泪下,握紧他的手摇了摇,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去。这让侯亮平不禁一阵怅然……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幕。这一夜之后,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和他的学长、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彻底分道扬镳。年少的友谊和手握的权力剧烈碰撞,令人唏嘘。
  “政法系”(剧中称为“汉大帮”)是《人民的名义》中破解一省官场秘诀的一把钥匙。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早年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教授,培养了3个优秀学生:祁同伟、陈海、侯亮平。祁同伟暗恋陈海的姐姐,但为了摆脱毕业后分配到乡镇的命运,娶了年长他10岁的老师梁璐,靠着当政法委书记的岳父步步高升;陈海做了检察官,在追查赵德汉牵出的汉东省腐败案时,被撞成植物人;侯亮平从最高检空降汉东省接替陈海的职务,发誓要找出车祸的真凶……
  “政法系”在当地官场是个公开的存在,祁同伟堪称其中最活跃的一员——他积极谋求当上副省长,格外在意帮帮派派的事。“官场里有个俗称,叫站队。祁同伟从决心娶妻子的那一刻起,就抛弃了原来的价值观,向现实低了头。所以他必然会搞团团伙伙,也必然站到高育良的队里。高老师仕途一片光明,一度还可能当上省委书记。但他没想到反腐开始后,形势发生逆转。他觉得自己是不是站错队了?所以电视剧一开始他就干了一件事:想站到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秘书帮’里,甚至想巴结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饰演祁同伟的许亚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有人说祁同伟如何如何,咱们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我们在祁同伟的处境会怎么做?有几个人不选择祁同伟走的这条路?这是很多干部和普通人需要反思的。”
  对官场团团伙伙描写如此直白,一度引来老朋友对周梅森的担忧。有人跟他说:“老兄,你怎么能写党内有帮派呢?还‘秘书帮’‘政法系’,有鼻子有眼的。”周梅森就让他们去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习总书记明确地说党内有野心家,还几次强调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习总书记为什么要说、要强调?”
  “过去叫后台,现在叫政治资源。”这个词是近10年进入周梅森视野的,“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潜规则过去也有,但没人敢摆上台面说‘我有后台’,最多背后评价别人‘那小子有后台’,明显是贬义。但前些年怎么样呢?我听到有官员公然地说:‘某某某,你搞什么搞?你跟我斗?你有什么政治资源?’竟然变成了堂而皇之的话语。”
  周梅森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自己对团团伙伙现象的观察,还具体说到一个“把帮帮派派搞到登峰造极的官员,不是他的人他坚决不用”。早年,这名官员提拔了一个手下当了县委书记,很快又想提拔这手下当市委领导。但按规定,提拔为市委领导的干部要任县委书记3年以上。于是他宁可让这个位子虚着,也不提拔别人,直到自己的亲信资历达标上任。
  《人民的名义》中有一个处级干部叫易学习,工作踏实、勇于担当,却长期不得重用。周梅森说:“现实中的易学习大量存在!我的好些朋友,是挂职时认识的,当时是正处级,现在都过去25年了,还是正处级。他们一个个都很能干,就是没有政治资源,只好自嘲‘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能吏霸道,“手握绝对权力时,贪腐就是一念间”
  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即清醒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啊!本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岩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加强大的政治存在。
  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城停止拆迁。孙连城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以防老人着凉。天快亮时,行管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垫饥,李达康却指示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
  于是,这日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發,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身上。
  李达康的大红大紫,是导演李路没有预料到的。有人说,这一幕让李达康出身“秘书帮”的形象活灵活现,老同志大吼让沙瑞金跟我说话,别人都没察觉,就他察觉到有隐秘的关联,迅速改弦更张。李路说:“李达康这个人非常立体,他有完整的家庭,有热爱的事业,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再加上吴刚老师的表演功夫到位,把达康书记塑造得有棱有角,对婚姻对事业对下属,个性都非常强。比如对大风厂事件的处理,一夜之间决策陡变,很果断。后来在解决大风厂安置经费的会议上,他筹资4500万元的细节,强势又权威,都表现出他这个人是干实事的。”
  如果用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来形容李达康,就是“能吏”。周梅森接触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官员正是此类——徐州老市委书记李仰珍,如今已故去。20世纪90年代初,周梅森回家乡徐州,时任市委书记李仰珍正主持修路。“那时候很落后,从南京到徐州开车要12个小时。路该修,但财政没钱,市委书记就让老百姓集资,老百姓不愿意,就写告状信,骂书记。那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探索,做法对不对,姑且不论。”   有人告诉李仰珍:“我们徐州出了个叫周梅森的作家,挺有名,最近正好在老家。”李仰珍听罢,拿出了一大摞告状信,给周梅森送去,想听他的看法。“我一封封地看,没有涉及他贪污腐败的内容,都是说他工作冒进、作风霸道、不该修路之类的。”周梅森回忆道,“但是,我很赞赏老书记的干劲。那条路二三十年没人修,现在有人想修又肯干,总是好事。”后来,周梅森和李仰珍谈了一次,很投机。过了一段时间,周梅森就受省委委派,到徐州挂职。在那期间,他深深感受到改革的艰难:“以前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干部的负面印象居多。实际相处之后,才感觉到想做事的干部太不容易了!那时国家没有钱让你搞建设,你得钻窟窿打洞去找钱,让谁去主持基建,就是谁倒了血霉,哪有贪污受贿的机会。”
  有感于在徐州官场挂职的经历,周梅森写了第一本政治小说《人间正道》,肯定了顶着骂声做事的干部,批判了不作为的干部。“我那时对腐败的定义很简单: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腐败,主政一方三五年,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就是腐败。”这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少省市的干部问他:“这写的是我们省吧?”
  到20世纪90年代末,周梅森感到经济腐败多了起来。1999年,他到宁波修改一个剧本,正值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落马,接待的同志跟他讲了不少事情。“我听出来了,这个书记能做事,但是权力欲望太强,大权独揽。最终,不受监督的权力让他滑向腐败的深渊。能干事的官员经常要求绝对的权力,在他们眼里,只要我有权力就能做好事。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权力不受监督,绝对的权力很容易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后来说的‘能吏腐败’往往是这样。”
  再后来,周梅森认识的“能吏”,一个个落马了。“我从徐州挂职回来后,一度要我去省交通厅工作,我没去,但听说当时交通厅有个干部,比我还年轻,很能干。后来他落马了,据他自己说,茅台酒喝多了,就喝不下别的酒,滑向了腐败。还有一个老朋友,当年是明星官员,作风强势,干了一番事业,但调任外省、主政一方后出了问题。我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痛心。在手握绝对权力时,一旦经不起诱惑,贪腐就是一念间的事。”周梅森顿了顿,“所以,写李达康,我没让他出事,但是留着伏笔呢,这个人物要是仍然不愿意接受监督,一直霸道下去,就很危险。”
  双面人格,“人快死了,还等着组织提拔”
  侯亮平看着结婚证上的高育良和高小凤的名字,一下子呆住了。
  高育良继续说:我和你前师母吴慧芬是二〇〇八年三月离的婚,两个月后,和高小凤在香港结的婚。坦率地说,不结也不行了,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高小凤又快要生孩子了,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嘛!
  侯亮平从震惊中醒来,双手捏着结婚证:真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认识了新师母!高老师,可您和我吴老师……
  哦,我知道你想问啥。我们这是离婚不离家!我和你吴老师毕竟不是一般群众,还是要考虑影响嘛!所以我和你吴老师私下约定,我退休后,去香港和你新师母团聚,大陆的一切都留给她!所以,亮平同学,你说我会掺和你学长祁同伟和高小琴的那些烂事吗?
  侯亮平心想,这真叫掩耳盗铃!还不掺和?你和祁同伟,一个娶了妹妹,一个睡了姐姐,是事实上的连襟,怎么能撇清关系?老师竟然还这么自信!
  高育良笑了笑:亮平同学,又困惑了?
  侯亮平放下结婚证:是啊,希望老师给我解惑,我想不通啊我!
  高育良正色道:这就要讲定力,讲原则,讲底线了……
  侯亮平十分吃惊,我的天,现在老师还敢这样说话?还敢说这种话?这种厚颜无耻实在太让他震惊,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
  高育良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上了网络热搜。就连扮演他的张志坚,都跟周梅森讨论這个问题:“我觉得‘我’没问题啊,‘我’不就是没向组织汇报婚姻状况吗?”周梅森很高兴:“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坏,这个角色就写成功了。如果说祁同伟是于连式的人物,李达康是海瑞式的人物,那么高育良就是最值得玩味的人物。他在临被捕时,还在跟自己的学生侯亮平说:‘这是人民的检察院。’这种人,在现实中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看过《永远在路上》就知道,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都是这种人,双面人格。”
  一面义正词严光明磊落,一面不做事、隐瞒事、干见不得人的事,这种道貌岸然的荒诞剧,周梅森知道不少。“十几年前,西部某市发生了群体事件,群众堵在市委市政府门口,要见领导,车和人没法进出。僵持到夜里12点,常务副市长招架不住,跑去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外面都这样了,您去看看吧!’这副书记在干什么呢?拿着望远镜看星星,慢悠悠地说:‘你再去对付一下嘛。’”
  另一件事更让周梅森吃惊。“大约3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干部,非常勤恳、稳健、能干的人,一直身体很好的人,突然就死了!还是癌症!我极度震惊:怎么癌症这么多年,谁也不知道?组织上给了他正面评价,临死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也确实是恪尽职守了。我后来知道,他看病都不在内地看,偷偷跑去香港看,也从不参加组织安排的体检。他怕什么?不就是怕影响提拔嘛!这是恪尽职守,但也是对权力的迷恋啊!活像《儒林外史》里那个临死还不忘吹灭一根灯芯的守财奴,人快死了,还等着组织提拔他。”但几天后葬礼上的一切,又让周梅森有点怜悯他的选择,“从前他家就像集市一样,逢年过节更是一大堆人。追悼会这天,除了他的老同学和几个属下,几乎没人来。这样的世道人心,你说残酷不残酷?”
  谁来监督一把手,“会不会有个‘沙家帮’”
  瑞金书记,那您说!
  我想给你老搭档易学习换个岗位,让他到京州做纪委书记。
  李达康显然很意外:老易任吕州代市长才几天?马上又动?
  沙瑞金微笑着:达康书记,看来你是不太欢迎这位老搭档啊!
  李达康连忙否认:哦,不是,我怎么会不欢迎老易呢?这次破格让老易上来,我是坚决支持的!只是……瑞金书记,我估计老易也不会同意过来!在整个省,他最不愿意来的可能就是京州,早年老易做过我的班长,关系不好处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偏是易学习?   沙瑞金坚定地说:就得是易学习嘛!达康同志啊,你这个省会城市一把手是省委常委,又是这么一种强悍的工作作风,你会服谁啊?!李达康反问:瑞金书记,您觉得我会服易学习吗?沙瑞金道:服不服没关系,但易学习起码敢说话。他是你的老搭档,而且人家还做过你的班长,资格比你老,你怎么也得买点账吧?说罢,定定地看着李达康。
  李达康闷了半天,突然道:哎,瑞金书记,那能让我问您一个问题吗?沙瑞金手一挥:问吧,今天咱们就是同志之间谈心嘛!李达康迟疑片刻,苦苦一笑:算了,算了,不说了!沙瑞金道:你看你,怎么又不说呢?说嘛,同志之间就是要坦诚相待嘛!批评指责都可以。
  李达康这才说了:易学习来监督我,谁来监督您沙书记啊?沙瑞金一下子怔住了,看着李达康半天没做声。
  这无疑是《人民的名义》中最震撼的一句话:谁来监督您沙书记啊?
  是啊,谁来监督一把手呢?追求绝对的权力,享受绝对的权力,这是人性的弱点,何以解忧?沙瑞金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他的话更像是充满城府的套话:“是啊,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必须改变了!达康同志,话说到这里,我表个态,省里从我改起,市里京州试点,从你改起!”李达康无奈而勉强地接受了,沙瑞金乐呵呵地夸他襟怀坦荡。
  对沙瑞金这个人物,周梅森看得很深彻:“沙瑞金在想什么呢?一个省委副书记和一个省委常委,都有自己的帮派。高育良他能放心?高育良不干事。李达康他能放心?李达康干事,但那种风格容易出事。我新到这个省,没有自己的人,我就要从政治灰烬里发掘黑马,成为我手里的鞭子,打那些帮帮派派、政治老手。他发现易学习,是伯乐之举,也是建立自己的体系。当然,就党的方针来说,他的做法是好的,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越到后来,越发现沙瑞金说的话绝对正确,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至此,谁来监督沙瑞金,会不会有个“沙家帮”,就真的成了悬念。
  早年,周梅森接触过一个市委书记,大权在握,不怎么注意市长的感受。“书记经常调侃市长,有时当着其他的干部的面,让他唱一段。市长唱得荒腔走板,但表现得顺从、谦恭。”终于,书记要退休了,市长接任。在省委组织部来宣布任命的会上,市长变了脸,以一种宣泄式的语气,咬牙切齿地说:“未来,你们会重新认识我!而我,也会重新认识你们!”周梅森当时在场,和所有人一样吃惊: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吗?而且,老书记还坐在旁边!“你想想,一个人因为不是一把手可以忍受多年的奚落,也可以一朝权在手就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一把手权力的诱人之处。”
  就在《人民的名义》热播之际,4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又一个省部级的一把手落马。令人唏嘘的是,项俊波上过老山前线,负过伤;担任过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特派员,审计了轰动一时的天津蓟县国税局大案。在人生的开头,他曾是侯亮平一样的青年才俊;在人生的结尾,他却以高育良、祁同伟的方式落幕。
  人性和权力的缠斗中,如果没有制度的钳制,人性的异化就难以避免。权力对人性的侵蚀是否真的无解呢?周梅森說:“怎么会无解呢?关键是制度,是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西方的制度主义把人当坏人来防着;我们过去讲‘组织相信你’,但现在,应该是组织不相信你,处处对你设防,才对了。十八大之后,我看到了希望,中央已经在给官员立规矩了,而且还从严抓规矩的落实。最近,监察委员会开始试点,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能看出效果。这对国家是好事,对干部们又何尝不是好事呢?!”
  采访临近尾声时,周梅森回忆起决定动笔写《人民的名义》的心路历程:“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中央表达了厉行反腐的决心。当时有人问我,‘你不写点东西’?说实话,我最初不想写,觉得官场的问题太多,解决太难。但随着反腐的深入,我发现自己认识的官员中,大概有一半人因为贪腐进去了。我亲身感受到了反腐力度,感到了风气变好。所以我有了信心,有了拿起笔记录这些划时代大事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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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普京热线”直播节目又一次如约而至。  从2001年起,普京几乎每年都要拿出几个小时,坐在演播室中,现场回答全俄各地居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通过互联网、短信和书面方式提交的,一部分是在事先确定的城市、村镇通过现场连线直接向普京提出。每年的问题少则几十万个,多则几百万个。普京只身一人,不带助手,以一颗大脑,在基本没有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回答随机选出的提问,最长的一次答了4小时47分,最
舞蹈家艾琳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今年102歲了。她有个愿望:在明年自己103岁生日宴上,大跳一场。这太不可思议了——连她的子孙都已满头白发,她还在折腾什么?艾琳从24岁才开始学跳舞,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当地著名的舞蹈家。因为一直跳舞,她身体素质也不错,经常去各地游玩。前不久,她去印度时看到当地的舞蹈,还获得灵感,创作了新的舞剧。她说:“我会用毕生来跳舞,就像人们写书一样有始有终。”
“豪华版”小天鹅(德国)  2018年11月29日,來自上海芭蕾舞团的“48只小天鹅”在柏林博德博物馆摆好姿势,为即将开启的《天鹅湖》欧洲巡演拍摄宣传片。舞团将在德国、奥地利、荷兰3个国家4座城市为观众总计献上27场演出。通常《天鹅湖》表演只有16只或24只“白天鹅”,而上海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里有48只,如此“豪华阵容”目前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每当天鹅湖畔的经典爱情故事在中国舞者的精湛演绎中落
30岁前经历登顶又跌落,30岁后上演涅槃励志剧安室奈美惠  1977年生于日本冲绳,1993年以组合形式出道,1995年单飞走红。25年间,她发行19张专辑,唱片总销量超过3800万张。2018年9月16日,正式隐退。  在中国歌迷口中,安室奈美惠有个别样的昵称:办法天后。说的是她总能源源不断拿出新作品、新想法,让事业更上一层楼。就拿她刚刚完成的退休计划来说,历时一年,“办法”多到根本用不完。  
他曾以为室内戏好拍,没想到一拍4年  2017年5月初,北京植物园一处风格古朴的茶亭中,86岁的王扶林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在他现身之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导不爱抛头露面,这两年岁数大了,很少见记者。即使见了,话也不多。”然而那天,王扶林状态不错,全然忘记了原定只有1小时的采访时间。  这种“反常”或许来源于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时针向前拨上30年,1987年5月2日,正是王扶林执导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