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曾经先后三次策划了分裂中国的大阴谋，蒋介石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在“一个中国”这个关乎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争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起。
　　
　　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声明：“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晚，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已奉命阻止大陆攻台”，蒋军应停止攻击大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体现了妄图策划两岸分裂的阴谋。对此，台湾“外长”叶公超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防卫台湾计划的原则，但对备忘录持有保留态度，并作出如下几点声明：1、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之保卫，自可与“中国政府”共同负担责任；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的上项提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之主权或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3、台湾当局“接受此项建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领土完整之立场。这表明台湾当局既依赖于美国，乞求美国的武力保护，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态度。
　　1950年9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台湾地位的“福摩萨问题案”。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声明“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在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共同强烈反对下，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美国企图以“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分裂中国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第一次台海危机，蒋介石明言：“‘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但由于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产生一些分歧，一时还未达成协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当即作出决策，由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
　　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想通过联合国要求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同意了新西兰的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持反对态度。2月14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致使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美台的政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6年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人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对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说明。
　　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海峡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
　　
　　第二次台海危机，杜勒斯策划“划峡而治”，蒋介石不屑一顾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大陆沿海岛屿骚扰和破坏，也为了配合中东地区反美侵略斗争，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的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从此爆发。
　　金门炮战打响之初，美国第七舰队决定为国民党军护航，在台湾海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对大陆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叶飞请示打不打美国军舰？毛泽东当即命令：开炮！当美国军舰护卫着“国军”运输船队还没到金门料罗湾，解放军头一轮炮火打过去，美舰便立刻调头逃跑，根本顾不得“国军”了。随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门、马祖，逼压蒋介石放弃。美国政府遂决定改战争“边缘”政策为“脱身”政策，而“脱身”政策与其蓄谋已久的“划峡而治”的险恶用心又是联系在一起的。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停火，美国可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马。显然，美国政府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大陆让步，以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从而达到“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指出台湾当局若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得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裂的状态，将更为不利于统一祖国。金门炮战自8月23日开始至9月3日，经过10天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全面封锁作战，金门已成为一座孤岛，裸露在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重重包围之中，如果此时解放军发起渡海登陆作战，拿下金门岛将不成问题。然而，就在解放军前线官兵企盼这一时刻的到来时，毛泽东果断决定：“暂停对金门岛的炮击。”
　　从此以后，金门炮战成了一种形式，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放假不打，使两岸紧张局势逐渐走向了缓和。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共识，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特别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会议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工作的总方针。随后，周恩来提出了颇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于蒋；二是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是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悉”的照片寄给蒋介石，指示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并要求他们照顾好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
　　可以说，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不自觉地想到了一起。
　　
　　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介石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就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体力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虽然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是由他发动的“文革”已让他非常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间，毛泽东早已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介石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介石曾数次派人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介石的祖墓，却维护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点明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打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多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了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
　　章士钊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7月1日，章士钊的生命之火就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了多少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坦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泽东给蒋介石的自尊压力太大，蒋介石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蒋介石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之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介石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的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介石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介石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山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瞩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