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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他乡遇故知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意外重逢了一个老朋友——当年他游学长山、章丘时相识的王洙。刚开始王洙还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朱说，只说看着他感觉眼熟。他却一眼就认出了王洙。当他脱口而出叫出王洙的字“原叔”时，王洙还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他解释说：“原叔！我是朱说呀！我们在章丘县一家客栈认识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王洙摸摸头，还是一头雾水地看着范仲淹：“朱说……您不是范仲淹范大人嗎？”
“没错，我是范仲淹。但我以前叫朱说呀！我们在章丘认识的，你难道一点没印象了吗？”范仲淹这才想起当年自己复姓归宗的时候，他曾经写信告诉过几个朋友，却偏偏忘了告诉王洙。难怪王洙不知道他就是朱说。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朱文翰朱大人的儿子。难怪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是你！”王洙问，“你怎么改名字了？”
“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范仲淹便把自己如何复姓归宗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王洙。
王洙听后唏嘘不已：“没想到朱……范兄你还有这么坎坷的经历啊。”
范仲淹拍拍王洙的肩膀，笑笑：“哪像你这么一帆风顺啊。”
“我顺个鬼啊！”王洙马上就拉着一副苦瓜脸说，“要是顺的话，我怎么还在这里当教书匠啊。”
范仲淹问：“此话怎说？”
王洙便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告诉范仲淹：他天圣二年（1024年）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谁知上任不久便被免官，回到南都居住，整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晏殊任南都留守后，听说他博学多才，便请他到应天书院来任教，他见一时也没什么事干，便答应了晏殊的邀请，心里却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觉得干这事儿没出息。
范仲淹觉得自己有必要开导一下王洙，改变他对老师的偏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说：“原叔，你可别小看教书这件事呀，有人说教一年书胜过读三年书呢。而且这件事做好了可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呀！”
“我没看不起当老师，我是觉得对自己的仕途没用。”一说到自己仕途失意的事，王洙就唉声叹气，“好不容易中了个进士，原以为从此能够仕途得意，没想到连个小县尉都没能干多久……唉！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你不要灰心丧气，要相信自己，坚定信心。”范仲淹耐心地开导王洙，“失败几次没什么，不要把一时的挫折视为永恒的失败。人这一辈子，谁没个坎坷波折？我不也一样吗？”说着他就把自己在从九品广德司理参军位置上一待就是几年，而且还在通判下面天天受窝囊气的往事讲给王洙听，希望王洙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没想到王洙却说：“你虽然受气，但毕竟还能干得下去，而我却被免官了。想想就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人家还说我是什么少年才俊呢，我倒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废物！”
“原叔你不要妄自菲薄，作践自己呀！”范仲淹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你，除了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话，那你离废物就真的不远了。不就是被免了个县尉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够被晏大人器重，晏大人亲自邀请你来应天书院当老师，想想这是何等的荣耀呀！你应该知道晏大人是个什么人吧？他可是个五岁能诗、十四岁就进士及第的奇人呐！他官至枢密副使，还不是一样被罢官、被贬为南都留守？照你这么说，晏大人就该自暴自弃不成？你看人家晏大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够为国效力，尽心尽责。别的不说，就说他留守南都吧，他除了勤于公务，心里还时时想着应天书院的事情，不仅到书院来视察，还和蔡大人亲自去邀请我来主持书院……我们当以晏大人这种恪尽职守、勤政为民的官员为榜样，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要心存君国、胸怀天下，不能遇到一点点挫折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呀！”他停顿一下，接着说，“说实话，像你这么有才能的人，只要在书院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做出成绩来，哪天得到晏大人的认可和赏识，只要有机会，他给你推荐推荐，你还愁没官做？”
范仲淹的一席话点醒了萎靡不振的王洙，他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范兄，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提醒，我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了。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嘿，我又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了。”
“你不但有希望，而且是大有希望呀！”范仲淹拍着王洙的肩膀鼓励道，“你难道忘了自己从小就是闻名应天的天才少年吗？像你这种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年轻有为的大才子，前途无量呀！”
在范仲淹的耐心开导下，王洙终于重拾信心，并对教育工作产生了新的认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两人经常促膝长谈，切磋教学心得，交流工作经验，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知己。
范仲淹根据应天书院奠基人戚同文遗留下来的教学经验，以及当年他在醴泉寺读书的时候，慧通大师教导他如何做学问那番话，再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以及在广德学宫的治学、办学经验，对书院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地改革和创新，为书院量身打造了一套既行之有效、富有特色的教学模式。他提出了“读书次序”和“为学次序”，要求学生要做到学、问、思、辨四者相结合，最终落实到“行”上。
关于如何“行”，范仲淹引用当年慧通大师的话，专门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了一番深入浅出的阐述：“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读书做学问，不光是‘学’，还要‘习’，‘习’不光是温习、复习，还包括实践和行动。因为只有实践和行动才会有觉悟，而且只有实践和行动才是真正的落实。落实什么？就是把我们从圣贤经典中所学到的道理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接人待物和为人处世当中去，去力行、去落实圣贤之言。这样做学问才会真正受益。离开力行的学问是空洞的学问，是浮于表面的花拳绣腿。所以《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圣人对弟子的期盼和要求，也是成圣成贤的有效途径。另外，我们还要以圣贤弟子的身份身临其境去做学问，把自己置身于内，把经典中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比如我们要把《论语》中弟子的问话当做是自己的问话，圣人的回答当成是圣人当面作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拉近自己跟圣人的距离，与圣人神交，只有跟圣人的距离近了，我们的学问成就才快，受益才大。” 范仲淹给书院制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六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他认为此六经是治国安邦之根基，教化人心之大道，自然也是学习之根本。他甚至认为培养德才兼备、经世济民、胸怀天下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根本，因此他向学生强调不要把科举作为求学读书的最终目的，作为孔孟门徒、圣贤弟子，自然要以科举考试为敲门砖而出仕为官，但更要通过学习圣贤之道来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和品德修养，心存君国，胸懷天下，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关于教学方法，范仲淹主张让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要求教师讲课不要照本宣科、逐字逐句地解释串讲，只给学生做一些提纲挈领的提示，启发学生先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理解去领悟问题，学生弄不懂的地方，再提出疑问，由老师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或者是老师与学生一起共同来探讨问题。等到学生将学问弄懂了，再让学生去力行学到的知识，将圣贤经典中的道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接人待物和为人处世当中。
范仲淹强调先做人再做事，读书首先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做人，然后才是科第。他多次对老师和学生强调，读书是为了做人，做人就是读书，做人比读书重要，甚至比进士及第还重要。做人成功的人，书读少一些都不要紧。不会做人、做人失败的人，就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是空长浮华，都是表面上的功夫，没有实际意义。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学问高而德行差的人，其危害性和破坏力更大，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伤害也更大。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范仲淹提出的这些理论是非常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他的眼界自然也是很高的。可以说，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超出了一个书院监院考虑的范围，而是站在整个国家和朝廷的角度高屋建瓴去考虑的。因为当时国家教育和科举的现状都是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全国各地的官学均以应试教育为主，为了迎合朝廷的科举考试，老师教育学生的根本目的自然也是如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鲜有像范仲淹所说的培养学生如何经世济民、治国安邦这么高的境界。
范仲淹甚至认为，文人墨客虽然能够吟诗作赋，却未必能够治国安邦，国家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是为了培养和选拔文人墨客，而是要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而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但助长了学生贪图名利甚至投机钻营的不良风气，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选拔人才的作用，虽然培养出了一大批善于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却少有在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治国人才，最终导致因为国家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陷入朝廷命官当中以平庸之辈居多、甚至尸位素餐者众多的尴尬局面，这对国家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关于文章及文风的改革，其实范仲淹在上书皇太后、皇帝两宫，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奏上时务书》当中就已有提及，只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尚未引起朝廷的重视而已。
为了便于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地搞好教学事务，范仲淹经常住在书院中，常常废寝忘食地思考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教育好学生，如何将学生培养成将来能担当大任的国家栋梁之才。为此除了改革教学方式之外，他还亲自制定了一套治学制度和作息制度，要求学生严格执行。
为了将制度落实到位，他经常在夜晚深入学生宿舍检查，发现未到就寝时间就偷懒嗜睡的学生，他就进行严厉的责罚。为了让学生心服口服，书院每推出一项制度他都以身作则，带头去执行，比如晚上亥时之前他要求学生必须在灯下读书，不能提前睡觉或者聚在一起闲聊，为了落实这项制度，他除了去检查学生的学习外，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房中读书。比如他规定给学生命题作赋时老师必须带头作文，给学生做表率。
为了落实这项规定，每次给学生命题作文时，他必定要亲自写一篇范文，亲自掌握文章的难度和落笔的重点，然后再逐一点评学生的作文，讲解文章的优缺点，指出问题所在，帮助学生如何去提高。他还让学生互为老师，相互批改作文，以此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认为要想提高学生们的作文水平，必须首先培养他们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兴趣，他大胆摸索，敢于创新，常常带领学生们去民间走街串巷，访贫问苦，体察民情，让学生跟百姓交谈，亲自感受百姓之疾苦，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慈悲之心。
如此一来，应天书院学生的写作水平迅速得到了提高，甚至连一些以前只要著文作赋就感到头疼的学生经过一番训练后，不仅不再畏惧作文，甚至还成为文中高手。
有个姓名叫朱从道的学生好学上进，常常因为读书而废寝忘食，范仲淹从中看到了自己当年勤学苦读的影子，非常喜欢。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题为《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的文章阐述“从道”的涵义，他对“道”这样阐述：“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
范仲淹以朱从道的姓名借题发挥，不仅是要教育鼓励朱从道一个人，更是对应天书院全体学生的勉励和期望，旨在培养志高存远、孝悌忠信、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在范仲淹的改革和治理下，应天书院治学严谨，学风浓厚，学生们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一时间书院在全国声名鹊起，声望空前，不仅本地学子纷纷前来要求入学就读，甚至很多外地人都前来求教问道。对前来求学求教的人，范仲淹不限地域、不问年龄、不论身份，都一视同仁，有求必应。一时间，“大宋有个应天书院，应天书院有个名师范仲淹”的消息闻名全国，每天前来求教问道者、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面对来访者，范仲淹在保证不影响书院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都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将书院的独特教学方法广为分享，让来访者将这套方法带回全国各地去。
范仲淹在学习上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上对学生的关怀却无微不至，像是学生们的兄长甚至父亲。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去接济和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只有吃得了大苦的人，才能承载得起大富贵。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意外重逢了一个老朋友——当年他游学长山、章丘时相识的王洙。刚开始王洙还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朱说，只说看着他感觉眼熟。他却一眼就认出了王洙。当他脱口而出叫出王洙的字“原叔”时，王洙还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他解释说：“原叔！我是朱说呀！我们在章丘县一家客栈认识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王洙摸摸头，还是一头雾水地看着范仲淹：“朱说……您不是范仲淹范大人嗎？”
“没错，我是范仲淹。但我以前叫朱说呀！我们在章丘认识的，你难道一点没印象了吗？”范仲淹这才想起当年自己复姓归宗的时候，他曾经写信告诉过几个朋友，却偏偏忘了告诉王洙。难怪王洙不知道他就是朱说。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朱文翰朱大人的儿子。难怪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是你！”王洙问，“你怎么改名字了？”
“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范仲淹便把自己如何复姓归宗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王洙。
王洙听后唏嘘不已：“没想到朱……范兄你还有这么坎坷的经历啊。”
范仲淹拍拍王洙的肩膀，笑笑：“哪像你这么一帆风顺啊。”
“我顺个鬼啊！”王洙马上就拉着一副苦瓜脸说，“要是顺的话，我怎么还在这里当教书匠啊。”
范仲淹问：“此话怎说？”
王洙便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告诉范仲淹：他天圣二年（1024年）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谁知上任不久便被免官，回到南都居住，整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晏殊任南都留守后，听说他博学多才，便请他到应天书院来任教，他见一时也没什么事干，便答应了晏殊的邀请，心里却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觉得干这事儿没出息。
范仲淹觉得自己有必要开导一下王洙，改变他对老师的偏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说：“原叔，你可别小看教书这件事呀，有人说教一年书胜过读三年书呢。而且这件事做好了可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呀！”
“我没看不起当老师，我是觉得对自己的仕途没用。”一说到自己仕途失意的事，王洙就唉声叹气，“好不容易中了个进士，原以为从此能够仕途得意，没想到连个小县尉都没能干多久……唉！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你不要灰心丧气，要相信自己，坚定信心。”范仲淹耐心地开导王洙，“失败几次没什么，不要把一时的挫折视为永恒的失败。人这一辈子，谁没个坎坷波折？我不也一样吗？”说着他就把自己在从九品广德司理参军位置上一待就是几年，而且还在通判下面天天受窝囊气的往事讲给王洙听，希望王洙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没想到王洙却说：“你虽然受气，但毕竟还能干得下去，而我却被免官了。想想就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人家还说我是什么少年才俊呢，我倒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废物！”
“原叔你不要妄自菲薄，作践自己呀！”范仲淹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你，除了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话，那你离废物就真的不远了。不就是被免了个县尉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够被晏大人器重，晏大人亲自邀请你来应天书院当老师，想想这是何等的荣耀呀！你应该知道晏大人是个什么人吧？他可是个五岁能诗、十四岁就进士及第的奇人呐！他官至枢密副使，还不是一样被罢官、被贬为南都留守？照你这么说，晏大人就该自暴自弃不成？你看人家晏大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够为国效力，尽心尽责。别的不说，就说他留守南都吧，他除了勤于公务，心里还时时想着应天书院的事情，不仅到书院来视察，还和蔡大人亲自去邀请我来主持书院……我们当以晏大人这种恪尽职守、勤政为民的官员为榜样，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要心存君国、胸怀天下，不能遇到一点点挫折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呀！”他停顿一下，接着说，“说实话，像你这么有才能的人，只要在书院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做出成绩来，哪天得到晏大人的认可和赏识，只要有机会，他给你推荐推荐，你还愁没官做？”
范仲淹的一席话点醒了萎靡不振的王洙，他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范兄，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提醒，我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了。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嘿，我又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了。”
“你不但有希望，而且是大有希望呀！”范仲淹拍着王洙的肩膀鼓励道，“你难道忘了自己从小就是闻名应天的天才少年吗？像你这种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年轻有为的大才子，前途无量呀！”
在范仲淹的耐心开导下，王洙终于重拾信心，并对教育工作产生了新的认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两人经常促膝长谈，切磋教学心得，交流工作经验，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知己。
范仲淹根据应天书院奠基人戚同文遗留下来的教学经验，以及当年他在醴泉寺读书的时候，慧通大师教导他如何做学问那番话，再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以及在广德学宫的治学、办学经验，对书院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地改革和创新，为书院量身打造了一套既行之有效、富有特色的教学模式。他提出了“读书次序”和“为学次序”，要求学生要做到学、问、思、辨四者相结合，最终落实到“行”上。
关于如何“行”，范仲淹引用当年慧通大师的话，专门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了一番深入浅出的阐述：“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读书做学问，不光是‘学’，还要‘习’，‘习’不光是温习、复习，还包括实践和行动。因为只有实践和行动才会有觉悟，而且只有实践和行动才是真正的落实。落实什么？就是把我们从圣贤经典中所学到的道理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接人待物和为人处世当中去，去力行、去落实圣贤之言。这样做学问才会真正受益。离开力行的学问是空洞的学问，是浮于表面的花拳绣腿。所以《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圣人对弟子的期盼和要求，也是成圣成贤的有效途径。另外，我们还要以圣贤弟子的身份身临其境去做学问，把自己置身于内，把经典中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比如我们要把《论语》中弟子的问话当做是自己的问话，圣人的回答当成是圣人当面作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拉近自己跟圣人的距离，与圣人神交，只有跟圣人的距离近了，我们的学问成就才快，受益才大。” 范仲淹给书院制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六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他认为此六经是治国安邦之根基，教化人心之大道，自然也是学习之根本。他甚至认为培养德才兼备、经世济民、胸怀天下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根本，因此他向学生强调不要把科举作为求学读书的最终目的，作为孔孟门徒、圣贤弟子，自然要以科举考试为敲门砖而出仕为官，但更要通过学习圣贤之道来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和品德修养，心存君国，胸懷天下，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关于教学方法，范仲淹主张让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要求教师讲课不要照本宣科、逐字逐句地解释串讲，只给学生做一些提纲挈领的提示，启发学生先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理解去领悟问题，学生弄不懂的地方，再提出疑问，由老师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或者是老师与学生一起共同来探讨问题。等到学生将学问弄懂了，再让学生去力行学到的知识，将圣贤经典中的道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接人待物和为人处世当中。
范仲淹强调先做人再做事，读书首先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做人，然后才是科第。他多次对老师和学生强调，读书是为了做人，做人就是读书，做人比读书重要，甚至比进士及第还重要。做人成功的人，书读少一些都不要紧。不会做人、做人失败的人，就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是空长浮华，都是表面上的功夫，没有实际意义。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学问高而德行差的人，其危害性和破坏力更大，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伤害也更大。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范仲淹提出的这些理论是非常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他的眼界自然也是很高的。可以说，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超出了一个书院监院考虑的范围，而是站在整个国家和朝廷的角度高屋建瓴去考虑的。因为当时国家教育和科举的现状都是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全国各地的官学均以应试教育为主，为了迎合朝廷的科举考试，老师教育学生的根本目的自然也是如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鲜有像范仲淹所说的培养学生如何经世济民、治国安邦这么高的境界。
范仲淹甚至认为，文人墨客虽然能够吟诗作赋，却未必能够治国安邦，国家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是为了培养和选拔文人墨客，而是要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而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但助长了学生贪图名利甚至投机钻营的不良风气，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选拔人才的作用，虽然培养出了一大批善于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却少有在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治国人才，最终导致因为国家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陷入朝廷命官当中以平庸之辈居多、甚至尸位素餐者众多的尴尬局面，这对国家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关于文章及文风的改革，其实范仲淹在上书皇太后、皇帝两宫，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奏上时务书》当中就已有提及，只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尚未引起朝廷的重视而已。
为了便于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地搞好教学事务，范仲淹经常住在书院中，常常废寝忘食地思考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教育好学生，如何将学生培养成将来能担当大任的国家栋梁之才。为此除了改革教学方式之外，他还亲自制定了一套治学制度和作息制度，要求学生严格执行。
为了将制度落实到位，他经常在夜晚深入学生宿舍检查，发现未到就寝时间就偷懒嗜睡的学生，他就进行严厉的责罚。为了让学生心服口服，书院每推出一项制度他都以身作则，带头去执行，比如晚上亥时之前他要求学生必须在灯下读书，不能提前睡觉或者聚在一起闲聊，为了落实这项制度，他除了去检查学生的学习外，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房中读书。比如他规定给学生命题作赋时老师必须带头作文，给学生做表率。
为了落实这项规定，每次给学生命题作文时，他必定要亲自写一篇范文，亲自掌握文章的难度和落笔的重点，然后再逐一点评学生的作文，讲解文章的优缺点，指出问题所在，帮助学生如何去提高。他还让学生互为老师，相互批改作文，以此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认为要想提高学生们的作文水平，必须首先培养他们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兴趣，他大胆摸索，敢于创新，常常带领学生们去民间走街串巷，访贫问苦，体察民情，让学生跟百姓交谈，亲自感受百姓之疾苦，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慈悲之心。
如此一来，应天书院学生的写作水平迅速得到了提高，甚至连一些以前只要著文作赋就感到头疼的学生经过一番训练后，不仅不再畏惧作文，甚至还成为文中高手。
有个姓名叫朱从道的学生好学上进，常常因为读书而废寝忘食，范仲淹从中看到了自己当年勤学苦读的影子，非常喜欢。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题为《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的文章阐述“从道”的涵义，他对“道”这样阐述：“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
范仲淹以朱从道的姓名借题发挥，不仅是要教育鼓励朱从道一个人，更是对应天书院全体学生的勉励和期望，旨在培养志高存远、孝悌忠信、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在范仲淹的改革和治理下，应天书院治学严谨，学风浓厚，学生们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一时间书院在全国声名鹊起，声望空前，不仅本地学子纷纷前来要求入学就读，甚至很多外地人都前来求教问道。对前来求学求教的人，范仲淹不限地域、不问年龄、不论身份，都一视同仁，有求必应。一时间，“大宋有个应天书院，应天书院有个名师范仲淹”的消息闻名全国，每天前来求教问道者、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面对来访者，范仲淹在保证不影响书院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都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将书院的独特教学方法广为分享，让来访者将这套方法带回全国各地去。
范仲淹在学习上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上对学生的关怀却无微不至，像是学生们的兄长甚至父亲。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去接济和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只有吃得了大苦的人，才能承载得起大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