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首席新闻发言人赖小民日前表示，银监会将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农业银行的改革问题。农业银行的改革将遵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的基本原则，结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局，实事求是地做好相关工作。
　　我们认为，赖小民的上述讲话虽未给出具体方案及步骤安排，但最起码，它向外界传达出一个可置信的讯息—农行股改作为金融改革大棋局中的重要一步，同样处在紧锣密鼓安排中。
　　近来，坊间盛传各种版本的农行改革传言，“方案”之多凸显改革之难。作为国有银行中员工人数最多、网点分布最广、政策负担最重、资产质量最差、功能定位最含糊的一家，农行改革不仅更多地牵扯到历史旧账的划分与冲销，更面临着其他银行所没有的困惑：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根本上来，中国的国有银行所以长期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所有者，天然带有的“公共利益”考量，明显矛盾于银行作为企业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目标，甚至在实践中难免出现前者替代后者，甚至为实现前者而牺牲后者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农行作为“金融支农”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更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在大的思路层面，“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是早就确立下来的目标，因此，对于农行以外的国有银行来说，所欠缺的只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一点。但农行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大多数语境下，它又总是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连很多最基本的问题都难以搞清楚。譬如说，农行究竟该重组为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性银行？重组为专业化银行还是综合性银行？重组为地方性银行还是全国性银行？
　　这些不确定性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无论答案如何，其关键在于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由于存在显而易见的负外部性（经济学中将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称为“负外部性”），在银行领域，寄希望于增量式改革以促进存量部分绩效提升的想法往往是靠不住的。换句话说，如果一家占本国12%银行资产的金融机构效率低下，那么就很难想象此时整个金融环境却是健康有序的，而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银行能够做到“独善其身”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现实看，由于国情特殊，加之规模巨大，国家不可能对国有银行实施破产。目前工行、中行、建行均已获得巨额注资并对其不良资产实行了剥离核销，照此推断，外界认为农行肯定也会获得某种方式的救助。但这种强烈而可信的预期，很容易助长两种势头，一是搭末班车，二是短期行为取向。单就此而论，农行的改革也必须快刀斩乱麻，以免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
　　作为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通过各种代价不菲的努力和完善，自建国以来我们尚未有金融危机发生，但是弊病丛生的旧的金融体系不仅严重制约着经济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其本身更是以不良资产的反复膨胀而祸根深埋。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不少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后，人们才体会到，只有真正能够把行业、企业做强做健康，提高其竞争力，不用国家不停地补贴、赔钱，才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稳定。”显然，对于一家身处战略性行业的战略性企业来说，农行的改革也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