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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为克服严重困难、实现生产自救而开展的妇女纺织运动，不仅成功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帮助了边区生产的恢复，而且实现了纺妇家庭收入增加、乡村“新妇女”塑造和农村社会改造，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条件来确立生产发展方向;破除主观主义，以切合乡村实际的方式动员组织妇女参与纺织生产;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引导妇女组织起来搞合作;树立、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塑造社会新风尚是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主要政策、措施、经验。新时代，借鉴延安妇纺运动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事求是地确定生产发展方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力戒主观主义，一切工作都应有利于农业的稳固发展、农村的稳定进步和农民的增收富裕;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引导和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以新时代劳动英雄的树立和扫黑除恶相结合，积极培育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
关键词：延安妇纺运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合作社;劳动英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提升。但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等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人财物流向城市，许多地方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矛盾突出，构成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大挑战。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回顾历史，延安时期，面对敌人疯狂的军事进攻、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自然灾害，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妇女纺织运动，不仅成功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帮助了边区生产的恢复，而且实现了纺妇家庭收入增加，乡村“新妇女”塑造和农村社会改造。深入研究延安妇纺运动，认真分析其政策、措施，总结其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和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延安妇纺运动简况
“男耕女织”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在近代西方机器生产的纱、布进入中国并逐渐占领市场之前，手工纺织一直是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构成。但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深入和洋纱洋布的严重倾销，到20世纪20、30年代，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大批破产甚而销声匿迹。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的陕北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与财政问题一直都是重大问题。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围剿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开展大扫荡，实现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搞摩擦，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北地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使得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機和财政困难，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境地[1]。为此，1939年1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全体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必要的生产，大生产运动由此开始。此前由于洋纱洋布的倾销而纷纷破产的传统手工纺织业也因此有了复苏的需要和可能。为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中央妇委提出“要广泛的发动家庭纺织事业，发动广大的家庭妇女参加纺纱织布”，延安妇纺运动拉开了序幕。
延安妇纺运动的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1939—194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43—1945年的蓬勃发展阶段和1946—1948年的深入发展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党的妇女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以动员广大妇女参战，力争抗战早日胜利为基本任务”，农村妇纺运动的开展主要局限于一些纺织基础较好的地区，且规模相当有限，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只在少许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小型的纺织互助小组和简单的合作社组织[2]。194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明确“战斗、生产及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众多农村妇女能够且应该参加的即是生产”，并且要求今后“各地妇救会要以促进农村妇女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相结合为中心任务”[3]。根据此文件精神，陕甘宁边区开始广泛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妇纺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并很快进入了互助合作的蓬勃发展阶段，不仅使各地度过了灾荒，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增加了纺妇家庭收入，实现了乡村“新妇女”的塑造和农村社会的改造，很好的支持了抗战对敌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延安妇纺生产运动继续深入向前发展。特别是内战爆发后，为保障前线部队穿衣用布的需要，边区各地继续加强纺织互助合作与技术设备改进工作，有效推动了妇纺运动深入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效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
二、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政策、措施和经验
（一）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条件来确立生产发展方向
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主要是远离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而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的偏远山区和农村。1938年，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报告中就把边区情况概括为“向为地广人稀经济极为落后，又加过去政治制度的不良，历年在军阀的蹂躏、封建势力剥削和压迫下面，广大人民群众极其艰苦，农村经济已成枯竭状态。虽经改革后苏维埃各种措施，但因内战的各种影响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经济仍不能大量的发展[4]。”基于此，中共中央在确定生产发展方向时，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注意有关地区的固有条件，并把它们区别对待[5]。”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6]。”边区政府在规划经济建设工作时提出“边区的经济建设，目前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位，除提高粮食畜牧的生产外，应以边区工业的需要发展边区的农产原料。努力发展边区的工业，目前特别着重于不需要巨大固定资本的轻工业与手工业[7]。”由此，与人们日常的“穿衣”基本需求相联系、不受农时与自然条件限制且不需要太多资本投入，只靠简单的妇女个人以及家庭手工就能参与生产的纺织，被确定为当时工业发展的重点，较好适应了边区的实际情况，这是延安妇纺运动能够成功发展的前提基础。 （二）破除主观主义，以切合乡村实际的方式动员组织妇女参与纺织生产
1943年以前，妇纺运动的初始阶段，在以动员广大妇女参战的目标定位下，为了更快去提高妇女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当举措，如采取较激烈的斗争手段去处理有关妇女的家庭纠纷，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甚至予虐待媳妇的婆婆戴高帽子游街，在大会上批斗打骂妻子的丈夫，轻率的处理婚姻纠纷等[8]。这样，引起了乡村男性及女性长辈的抵制。这种脱离群众实际的主观主义做法，虽然有着意图为年轻妇女争独立、自由的良好愿望，却行了破坏妇女婚姻家庭之实，导致家庭纠纷增多，乡村矛盾激化，整个妇女工作因此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陷于孤立。此种情况下，虽然各地都响应中央号召，在各村普遍组织了纺织小组等，但由于妇女们普遍的质疑、担忧与逃避，这些组织根本没能发生实质作用，妇纺运动未能形成如预期的效果。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1943年2月，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发布，着力改变过去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方法，将妇女工作的目标重心转变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9]。”自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开始逐步改变过去比较激进的做法和比较空的组织形式，注意从妇女的“生活、需要、情绪”着手，以解决妇女家庭和个人的实际生活困难为抓手来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而且开始探索通过合作社为中介，将纺织这一妇女传统的家务劳动形式赋予一定社会生产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妇女的家庭生计问题，又不引发其家庭矛盾，使妇女既走出了家庭又巩固了家庭，极大地避免了之前那种激进的方法所曾引发的乡村矛盾，大大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调动了广大妇女参与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果，原来那些反对者现在都转而支持这一活动，希望妇女们能够好好纺线、贴补家用。由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充满热情地参加到运动中来了。
（三）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引导妇女组织起来搞合作
当时，陕甘宁边区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广袤且分散的农村和有着绵延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千百万农民的现实环境。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广袤地域的众多相互独立的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激发出来并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实现生产力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人民解放，进而实现抗战建国，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对此，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尊重民众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10]，就“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为富裕，可以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11]。但实践中，如何才能将群众组织起来呢？妇纺运动开展的初期，曾采用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按乡、村“抄名单”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但没能得到广大妇女的积极响应，大多成了“空架子”。
1943年后，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各地开始尊重不同地区的条件和民众不同的习惯，引导、支持由民众自愿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各地劳动互助组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妇女“纺织互助小组”“变工纺织”“家庭纺织工厂”“妇纺合作社”等因地制宜的小型纺织合作组织成为了妇女“组织起来”的主要且有效的形式。例如延安南区遵循“不要公式化的强求妇女参加妇纺组织”的原则，贯彻“一切人民称便”的方针政策，“按照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合作社主要是“代家庭纺织买棉花，弹棉花，推销土布，传授纺织技术，供给纺织机，代纺妇收纺成的土纱织成土布[12]。”从而实现了“没有组织之名，却有组织之实”的“小生产者自己组合起来”的“互助”合作，成为妇女群众自己的家。又如米脂县妇女自行组织的“有纪律、制度、计划”的纺织互助小组规定：“一、每天纺织 7 小时; 二、五天放假一次，回家各做杂活;三、坐娘家请假不得超过半个月; 四、识字、读报、学打算盘，遵守学习制度……并在夏秋收农忙时，实行变工集体参加农业劳动”[13]，从而将劳动、学习和交流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以“集体劳动”为中心的新空间，实现了妇女们互助互补、分工合作、互谅互让基础上的“愉快的”劳动。这种在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基础上，引导妇女组织起来形成的纺织合作社、纺织互助小组等“人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的“自愿和民主的经济组织”，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妇女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以及小农意识的束缚，改变了乡村妇女乃至更为庞大范围的一般农民性情的孤僻，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14]。
（四）树立、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塑造社会新风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纺织运动的推广扩大，关键在于能否调动起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但在“劳动下贱”观念盛行和小农“私”意识强烈，农民普遍害怕与“公家人”“公家事”牵扯上关系的底层乡村，如何才能动员起广大妇女投身纺织生产呢？对此，我们党在继承早先土地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开展了大规模的树立劳动英雄和改造二流子运动，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动员和激励促进作用。
边区在纺织生产运动中树立、表彰纺织劳动英雄，一方面以劳动英雄们凭借辛勤劳动，极大改善个人家庭生活，实现家庭脱贫致富的现身说法，收获了劳苦大众们蜂拥而至的“惊讶”“羡慕”的眼光[15]，消除了民众对运动的疑虑，调动起了广大妇女参加纺织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以这些原先被认为“下贱”的底层“草根”，因热爱劳动而被尊崇为劳动英雄且受到表扬奖励的现实，改变了人们旧有“劳动下贱”的观念，“原来劳动不仅不下贱反而是光荣的事，每个人只要好好劳动，就可以致富发家，就可以创造个人及家庭幸福的生活”，这使生产运动产生了在工头的皮鞭之下都不能实现的劳动奇迹[16]。 在劳动英雄的评选中除了要求当选者个人要积极参加生产，成绩突出外，还要求她们能够积极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显著成绩。一方面，这能够激励劳动英雄们在自身努力劳动、发展纺织生产的同时，积极带领、帮助更多的妇女参加到生产中来，通过广泛组织发动起各种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的纺织生产竞赛，从而激发起了整个社会更大的生产热潮。由此，纺织模范妇女、纺织模范村、纺织模范乡大批涌现，妇纺运动在全边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这使得劳动英雄们在积极动员、组织其她婦女参加纺织生产的过程中，个人角色设定慢慢地实现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跨越。个人的纺织生产与抗战建国联系起来了，个人与她人、与乡村“大家”甚而整个国家都联系起来了，“公”与“私”因此不再是简单对立的范畴，“公家人”“公家事”也不再被底层乡村社会排斥在外而是慢慢融于其中了。由此，乡村农民的生活世界与“公家人”的革命、政治理想贯通，千百万的农民真正“组织”起来了，实现彻底的社会大变革有了现实可能性。
在树立、表彰劳动英雄的同时，边区还针对社会边缘群体，根据“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有正当职业以及个人嗜好、生活作风如何”等标准，普遍开展了“二流子”辨识判定与改造运动，将许多旧社会的“渣滓”成功改造为积极参加生产的社会新人。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其他群众更大的生产热情。她们经常会说：“二流子生产得美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超过去了！”[17]
总之，树立、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不仅成功发展了生产，而且形成了“劳动英雄成为群众第一个尊敬的对象，而二流子却受到群众普遍的鄙视”[18]的社会氛围，改造了农民，重构了乡村新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塑造了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尚。
三、延安妇纺运动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要实事求是的确定生产发展方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而当前，我国最突出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明显的“不充分”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偏远以及山区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针对当前许多农村人财物大量外流、乡村整体处于不断衰败的现实，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是在继续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和农村的充分发展，让生活在农村并且主要依赖农业和土地来实现生产生活的农民也能分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与少许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特殊资源条件已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农村相比，更多不具区位优势和缺少资源的普通农村才是乡村振兴战略所主要对应的主体与对象。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版图来看，今天的这些普通农村和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在地位、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整体的发展情况上都具有相似性。借鉴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经验，今天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特别注意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固有条件，实事求是的确定各自合适的生产发展方向。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而乡村发展，基础在于产业。农村的发展进步，农民的致富增收，都有赖于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根本出路。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绝不应是脱离农村实际的、无根据的产业发展，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盲目发展等都是不可取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产业兴旺，目前仍应以发展、活跃农业生产为第一位，围绕更好服务农业发展的需要来大力发展各种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农业服务业，努力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同时协调发展好其它农村二、三产业，逐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协调发展体系，广泛吸收农村留守人员实现就地就近充分就业和增加农民实质收入。
（二）必须力戒主观主义，一切工作都应有利于农业的稳固发展、农村的稳定进步和农民的增收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重中之重的工作”。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抓手。但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农村有农村的逻辑，农民则有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借鉴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充分利用和尊重三农的内在规律，而切忌主观主义。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业发展，应该是在致力于保护并保障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一般而言，农业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适度集中和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但生产资料的适度集中和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并不等同于大规模、公司化、产业化。鼓动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做法或许在短时间内能为农民增收，但由于没有照顾到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唯有最大多数普通农村最广大农户广泛参与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真正乡村振兴意义上的现代化。乡村振兴必须要尊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照顾当前大多数普通农村的实际条件，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努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使广大小农户和普通农民更容易、更便捷地获得现代的、新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上下联动中达致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村现代化，应该是在保持、维续、服务和方便于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前提下的农村新发展与新进步。亿万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广大农村则是农民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载体，任何脱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所谓农村现代化都不是真正的农村发展与进步。片面的改善环境卫生，消灭了农村家庭养殖业;撤村并点，使农民远离土地，无形中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困难;盲目赶农民上楼，使得农具、粮食无地方存储、家庭手工业难以为继。因此，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也应该吸收借鉴城镇化的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但乡村振兴下的农村现代化绝不是要实现农村的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主体是农民，目的是实现农村现代化，主要就是要维续、扶持、帮助和方便于这些普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促进农村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新发展。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民增收富裕，应该是在坚持农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前提下，通过逐步有序减少农业人口和扩大在村农民的土地规模而实现农民生产性实质收入的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尽管我国城镇化有了长足发展，但目前仍有2亿多户6亿多人需要依托农业农村来实现生产生活，而农业产值占我国GDP比重当前已在9%以下，且未来还会继续下降。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富裕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就要立足国情农情，回到土地屬于生产资料这一根本点来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政策机制。一方面应该在政策上继续鼓励引导有能力进城的农民进城，并逐步探索建立农地有偿有序退出机制和在制度上为进城农民在城市落户生产生活提供支持保障。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在进城农民有偿有序退出农地的基础上，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逐步扩大在村在地农民的土地规模，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留在农村的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提高他们的实质收入。
（三）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引导和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整体来看，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大国小农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此种条件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本、务实的做法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大生产的有机衔接，在尊重、保护小农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分工与协作的现代化生产经营体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选择。
考虑到我国当前国情与农情的实际，借鉴延安妇纺运动在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基础上引导和动员妇女组织起来搞合作的成功经验。新时代，我们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最适当、最稳妥的路子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机制优势，以乡村基层自治组织为载体，以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国家资源下乡为抓手，深度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化的形式承接国家战略与资源，对接市场与社会化大生产。这既能满足小农的生产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商业资本争利，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增值及剩余留给农民、留在农村。这种形式的农民合作除了能在保护小农的基础上实现小农到适度规模的升级转化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民的互助合作、共同生产生活中，可以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从而为乡村振兴创造社会发展与善治前提。
（四）以新时代劳动英雄的树立和扫黑除恶相结合，积极培育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升，各项社会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也出现了两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越来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乡村人际关系日益疏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不断出现，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不断消解，乡村社会共同体迅速瓦解。二是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日渐式微，主流价值观被扭曲。受市场趋利性的消极影响，金钱越来越成了人们价值评价的至高标准，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而赚钱的方式为何则不再那么重要。“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社会一些领域蔓延，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则被忽视、轻视，甚至歧视。
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和目的都是“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真正的乡村振兴绝不单是乡村经济的振兴，也不单是农民生活的富裕和农村生态自然环境的改善，更应是乡村社会和谐有序与“善治”的实现以及农民文明素养的提高与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如果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实现乡村居民行为素养的全面提升，不能改变乡风败落、社会失序的乡村社会状态，就谈不上是乡村振兴。因此，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可以借鉴延安妇纺运动将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新人塑造成功融于一体的经验，树立表彰新时代的劳动英雄，深入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充分体现和尊重劳动者的价值感、尊严感和荣誉感，持续推进乡村时代新人培育工程。
首先，通过树立、表彰新时代的劳动模范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取缔非法收入、打击治理灰色收入等，营造全社会肯定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和“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的社会风尚，引领人们勤奋做事、勤劳致富、勤勉为人。
其次，在评选劳动模范时，既要看其个人是否具有优良的生产技术、能够勤劳致富，更要看其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觉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能够带动周围群众奋发向上、共同致富。从而以劳动模范的标杆示范作用，引领民众的行为遵循，逐步实现由个人劳动英雄向集体劳动模范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运作中，逐渐克服个人本位主义，重构乡村社会公共性，培育塑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
最后，在树立新时代劳动英雄和“扫黑除恶”的基础上，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村规民约建设，更好规范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形成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1.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647-648.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63.
[5] 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解放日报，1943-1-2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17.
[7]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19-220.
[8]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510- 511.
[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648.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3.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70.
[12] 高自立.向南区合作社学习[N].解放日报，1943-2-20.
[13] 米脂县通讯员集体写作.米脂妇纺的几种组织形式[N].解放日报，1944-8-4.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8-1079.
[15] 莫艾.一页妇纺发展史[N].解放日报，1943-2-28.
[16] 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208.
[17] 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改造[M].山东：山东新华书店，1944：6.
[18] 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N].解放日报，1943-4-8.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20] 新华社.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6-15.
（中文校对：包云娜）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uccess of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in Yan’a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Zhang Yongwei Song Linl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00）
Abstract： The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which carried out in Yan’an overcame serious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d self-rescue in production. It not only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clothing supply， and helped production recovery in the border areas， but also increased household income of textile women， made“new women”in the countryside and transformed rural society. The movement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First， it seeks truth from facts and respects objective conditions， establishing the direction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Second， it breaks subjectivism and mobilizes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extile production in a way that suits rural realities. Third， it respects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people， guiding women to organize and take the road of cooperation. Fourth， it establishes and commends labor heroes and transforms the“ loafers”， creating a new social trend， which is the main policy， measure and experience of the success of the Yan’an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In the new era， the experience of Yan’an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irst， all localities determine their own way of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realize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Second， we should avoid subjectivism， and what we do should serve and facilita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Third， we should guide and mobilize farmers to organize and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ir principal position. Fourth， we should extol labor heroes and eliminate evils to cultivate and shape the new culture of rur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Woman’s Movement in Yan’a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boom; cooperative; labor heroes
（英文校譯：包云娜）
关键词：延安妇纺运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合作社;劳动英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提升。但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等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人财物流向城市，许多地方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矛盾突出，构成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大挑战。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回顾历史，延安时期，面对敌人疯狂的军事进攻、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自然灾害，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妇女纺织运动，不仅成功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帮助了边区生产的恢复，而且实现了纺妇家庭收入增加，乡村“新妇女”塑造和农村社会改造。深入研究延安妇纺运动，认真分析其政策、措施，总结其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和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延安妇纺运动简况
“男耕女织”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在近代西方机器生产的纱、布进入中国并逐渐占领市场之前，手工纺织一直是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构成。但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深入和洋纱洋布的严重倾销，到20世纪20、30年代，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大批破产甚而销声匿迹。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的陕北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与财政问题一直都是重大问题。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围剿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开展大扫荡，实现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搞摩擦，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北地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使得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機和财政困难，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境地[1]。为此，1939年1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全体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必要的生产，大生产运动由此开始。此前由于洋纱洋布的倾销而纷纷破产的传统手工纺织业也因此有了复苏的需要和可能。为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中央妇委提出“要广泛的发动家庭纺织事业，发动广大的家庭妇女参加纺纱织布”，延安妇纺运动拉开了序幕。
延安妇纺运动的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1939—194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43—1945年的蓬勃发展阶段和1946—1948年的深入发展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党的妇女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以动员广大妇女参战，力争抗战早日胜利为基本任务”，农村妇纺运动的开展主要局限于一些纺织基础较好的地区，且规模相当有限，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只在少许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小型的纺织互助小组和简单的合作社组织[2]。194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明确“战斗、生产及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众多农村妇女能够且应该参加的即是生产”，并且要求今后“各地妇救会要以促进农村妇女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相结合为中心任务”[3]。根据此文件精神，陕甘宁边区开始广泛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妇纺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并很快进入了互助合作的蓬勃发展阶段，不仅使各地度过了灾荒，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增加了纺妇家庭收入，实现了乡村“新妇女”的塑造和农村社会的改造，很好的支持了抗战对敌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延安妇纺生产运动继续深入向前发展。特别是内战爆发后，为保障前线部队穿衣用布的需要，边区各地继续加强纺织互助合作与技术设备改进工作，有效推动了妇纺运动深入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效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
二、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政策、措施和经验
（一）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条件来确立生产发展方向
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主要是远离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而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的偏远山区和农村。1938年，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报告中就把边区情况概括为“向为地广人稀经济极为落后，又加过去政治制度的不良，历年在军阀的蹂躏、封建势力剥削和压迫下面，广大人民群众极其艰苦，农村经济已成枯竭状态。虽经改革后苏维埃各种措施，但因内战的各种影响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经济仍不能大量的发展[4]。”基于此，中共中央在确定生产发展方向时，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注意有关地区的固有条件，并把它们区别对待[5]。”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6]。”边区政府在规划经济建设工作时提出“边区的经济建设，目前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位，除提高粮食畜牧的生产外，应以边区工业的需要发展边区的农产原料。努力发展边区的工业，目前特别着重于不需要巨大固定资本的轻工业与手工业[7]。”由此，与人们日常的“穿衣”基本需求相联系、不受农时与自然条件限制且不需要太多资本投入，只靠简单的妇女个人以及家庭手工就能参与生产的纺织，被确定为当时工业发展的重点，较好适应了边区的实际情况，这是延安妇纺运动能够成功发展的前提基础。 （二）破除主观主义，以切合乡村实际的方式动员组织妇女参与纺织生产
1943年以前，妇纺运动的初始阶段，在以动员广大妇女参战的目标定位下，为了更快去提高妇女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当举措，如采取较激烈的斗争手段去处理有关妇女的家庭纠纷，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甚至予虐待媳妇的婆婆戴高帽子游街，在大会上批斗打骂妻子的丈夫，轻率的处理婚姻纠纷等[8]。这样，引起了乡村男性及女性长辈的抵制。这种脱离群众实际的主观主义做法，虽然有着意图为年轻妇女争独立、自由的良好愿望，却行了破坏妇女婚姻家庭之实，导致家庭纠纷增多，乡村矛盾激化，整个妇女工作因此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陷于孤立。此种情况下，虽然各地都响应中央号召，在各村普遍组织了纺织小组等，但由于妇女们普遍的质疑、担忧与逃避，这些组织根本没能发生实质作用，妇纺运动未能形成如预期的效果。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1943年2月，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发布，着力改变过去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方法，将妇女工作的目标重心转变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9]。”自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开始逐步改变过去比较激进的做法和比较空的组织形式，注意从妇女的“生活、需要、情绪”着手，以解决妇女家庭和个人的实际生活困难为抓手来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而且开始探索通过合作社为中介，将纺织这一妇女传统的家务劳动形式赋予一定社会生产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妇女的家庭生计问题，又不引发其家庭矛盾，使妇女既走出了家庭又巩固了家庭，极大地避免了之前那种激进的方法所曾引发的乡村矛盾，大大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调动了广大妇女参与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果，原来那些反对者现在都转而支持这一活动，希望妇女们能够好好纺线、贴补家用。由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充满热情地参加到运动中来了。
（三）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引导妇女组织起来搞合作
当时，陕甘宁边区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广袤且分散的农村和有着绵延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千百万农民的现实环境。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广袤地域的众多相互独立的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激发出来并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实现生产力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人民解放，进而实现抗战建国，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对此，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尊重民众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10]，就“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为富裕，可以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11]。但实践中，如何才能将群众组织起来呢？妇纺运动开展的初期，曾采用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按乡、村“抄名单”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但没能得到广大妇女的积极响应，大多成了“空架子”。
1943年后，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各地开始尊重不同地区的条件和民众不同的习惯，引导、支持由民众自愿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各地劳动互助组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妇女“纺织互助小组”“变工纺织”“家庭纺织工厂”“妇纺合作社”等因地制宜的小型纺织合作组织成为了妇女“组织起来”的主要且有效的形式。例如延安南区遵循“不要公式化的强求妇女参加妇纺组织”的原则，贯彻“一切人民称便”的方针政策，“按照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合作社主要是“代家庭纺织买棉花，弹棉花，推销土布，传授纺织技术，供给纺织机，代纺妇收纺成的土纱织成土布[12]。”从而实现了“没有组织之名，却有组织之实”的“小生产者自己组合起来”的“互助”合作，成为妇女群众自己的家。又如米脂县妇女自行组织的“有纪律、制度、计划”的纺织互助小组规定：“一、每天纺织 7 小时; 二、五天放假一次，回家各做杂活;三、坐娘家请假不得超过半个月; 四、识字、读报、学打算盘，遵守学习制度……并在夏秋收农忙时，实行变工集体参加农业劳动”[13]，从而将劳动、学习和交流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以“集体劳动”为中心的新空间，实现了妇女们互助互补、分工合作、互谅互让基础上的“愉快的”劳动。这种在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基础上，引导妇女组织起来形成的纺织合作社、纺织互助小组等“人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的“自愿和民主的经济组织”，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妇女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以及小农意识的束缚，改变了乡村妇女乃至更为庞大范围的一般农民性情的孤僻，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14]。
（四）树立、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塑造社会新风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纺织运动的推广扩大，关键在于能否调动起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但在“劳动下贱”观念盛行和小农“私”意识强烈，农民普遍害怕与“公家人”“公家事”牵扯上关系的底层乡村，如何才能动员起广大妇女投身纺织生产呢？对此，我们党在继承早先土地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开展了大规模的树立劳动英雄和改造二流子运动，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动员和激励促进作用。
边区在纺织生产运动中树立、表彰纺织劳动英雄，一方面以劳动英雄们凭借辛勤劳动，极大改善个人家庭生活，实现家庭脱贫致富的现身说法，收获了劳苦大众们蜂拥而至的“惊讶”“羡慕”的眼光[15]，消除了民众对运动的疑虑，调动起了广大妇女参加纺织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以这些原先被认为“下贱”的底层“草根”，因热爱劳动而被尊崇为劳动英雄且受到表扬奖励的现实，改变了人们旧有“劳动下贱”的观念，“原来劳动不仅不下贱反而是光荣的事，每个人只要好好劳动，就可以致富发家，就可以创造个人及家庭幸福的生活”，这使生产运动产生了在工头的皮鞭之下都不能实现的劳动奇迹[16]。 在劳动英雄的评选中除了要求当选者个人要积极参加生产，成绩突出外，还要求她们能够积极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显著成绩。一方面，这能够激励劳动英雄们在自身努力劳动、发展纺织生产的同时，积极带领、帮助更多的妇女参加到生产中来，通过广泛组织发动起各种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的纺织生产竞赛，从而激发起了整个社会更大的生产热潮。由此，纺织模范妇女、纺织模范村、纺织模范乡大批涌现，妇纺运动在全边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这使得劳动英雄们在积极动员、组织其她婦女参加纺织生产的过程中，个人角色设定慢慢地实现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跨越。个人的纺织生产与抗战建国联系起来了，个人与她人、与乡村“大家”甚而整个国家都联系起来了，“公”与“私”因此不再是简单对立的范畴，“公家人”“公家事”也不再被底层乡村社会排斥在外而是慢慢融于其中了。由此，乡村农民的生活世界与“公家人”的革命、政治理想贯通，千百万的农民真正“组织”起来了，实现彻底的社会大变革有了现实可能性。
在树立、表彰劳动英雄的同时，边区还针对社会边缘群体，根据“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有正当职业以及个人嗜好、生活作风如何”等标准，普遍开展了“二流子”辨识判定与改造运动，将许多旧社会的“渣滓”成功改造为积极参加生产的社会新人。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其他群众更大的生产热情。她们经常会说：“二流子生产得美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超过去了！”[17]
总之，树立、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不仅成功发展了生产，而且形成了“劳动英雄成为群众第一个尊敬的对象，而二流子却受到群众普遍的鄙视”[18]的社会氛围，改造了农民，重构了乡村新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塑造了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尚。
三、延安妇纺运动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要实事求是的确定生产发展方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而当前，我国最突出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明显的“不充分”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偏远以及山区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针对当前许多农村人财物大量外流、乡村整体处于不断衰败的现实，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是在继续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和农村的充分发展，让生活在农村并且主要依赖农业和土地来实现生产生活的农民也能分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与少许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特殊资源条件已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农村相比，更多不具区位优势和缺少资源的普通农村才是乡村振兴战略所主要对应的主体与对象。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版图来看，今天的这些普通农村和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在地位、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整体的发展情况上都具有相似性。借鉴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经验，今天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特别注意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固有条件，实事求是的确定各自合适的生产发展方向。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而乡村发展，基础在于产业。农村的发展进步，农民的致富增收，都有赖于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根本出路。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绝不应是脱离农村实际的、无根据的产业发展，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盲目发展等都是不可取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产业兴旺，目前仍应以发展、活跃农业生产为第一位，围绕更好服务农业发展的需要来大力发展各种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农业服务业，努力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同时协调发展好其它农村二、三产业，逐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协调发展体系，广泛吸收农村留守人员实现就地就近充分就业和增加农民实质收入。
（二）必须力戒主观主义，一切工作都应有利于农业的稳固发展、农村的稳定进步和农民的增收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重中之重的工作”。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抓手。但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农村有农村的逻辑，农民则有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借鉴延安妇纺运动成功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充分利用和尊重三农的内在规律，而切忌主观主义。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业发展，应该是在致力于保护并保障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一般而言，农业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适度集中和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但生产资料的适度集中和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并不等同于大规模、公司化、产业化。鼓动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做法或许在短时间内能为农民增收，但由于没有照顾到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唯有最大多数普通农村最广大农户广泛参与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真正乡村振兴意义上的现代化。乡村振兴必须要尊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照顾当前大多数普通农村的实际条件，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努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使广大小农户和普通农民更容易、更便捷地获得现代的、新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上下联动中达致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村现代化，应该是在保持、维续、服务和方便于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前提下的农村新发展与新进步。亿万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广大农村则是农民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载体，任何脱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所谓农村现代化都不是真正的农村发展与进步。片面的改善环境卫生，消灭了农村家庭养殖业;撤村并点，使农民远离土地，无形中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困难;盲目赶农民上楼，使得农具、粮食无地方存储、家庭手工业难以为继。因此，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也应该吸收借鉴城镇化的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但乡村振兴下的农村现代化绝不是要实现农村的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主体是农民，目的是实现农村现代化，主要就是要维续、扶持、帮助和方便于这些普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促进农村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新发展。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农民增收富裕，应该是在坚持农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前提下，通过逐步有序减少农业人口和扩大在村农民的土地规模而实现农民生产性实质收入的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尽管我国城镇化有了长足发展，但目前仍有2亿多户6亿多人需要依托农业农村来实现生产生活，而农业产值占我国GDP比重当前已在9%以下，且未来还会继续下降。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富裕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就要立足国情农情，回到土地屬于生产资料这一根本点来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政策机制。一方面应该在政策上继续鼓励引导有能力进城的农民进城，并逐步探索建立农地有偿有序退出机制和在制度上为进城农民在城市落户生产生活提供支持保障。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在进城农民有偿有序退出农地的基础上，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逐步扩大在村在地农民的土地规模，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留在农村的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提高他们的实质收入。
（三）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引导和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整体来看，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大国小农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此种条件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本、务实的做法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大生产的有机衔接，在尊重、保护小农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分工与协作的现代化生产经营体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选择。
考虑到我国当前国情与农情的实际，借鉴延安妇纺运动在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基础上引导和动员妇女组织起来搞合作的成功经验。新时代，我们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最适当、最稳妥的路子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机制优势，以乡村基层自治组织为载体，以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国家资源下乡为抓手，深度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化的形式承接国家战略与资源，对接市场与社会化大生产。这既能满足小农的生产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商业资本争利，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增值及剩余留给农民、留在农村。这种形式的农民合作除了能在保护小农的基础上实现小农到适度规模的升级转化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民的互助合作、共同生产生活中，可以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从而为乡村振兴创造社会发展与善治前提。
（四）以新时代劳动英雄的树立和扫黑除恶相结合，积极培育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升，各项社会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也出现了两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越来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乡村人际关系日益疏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不断出现，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不断消解，乡村社会共同体迅速瓦解。二是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日渐式微，主流价值观被扭曲。受市场趋利性的消极影响，金钱越来越成了人们价值评价的至高标准，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而赚钱的方式为何则不再那么重要。“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社会一些领域蔓延，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则被忽视、轻视，甚至歧视。
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和目的都是“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真正的乡村振兴绝不单是乡村经济的振兴，也不单是农民生活的富裕和农村生态自然环境的改善，更应是乡村社会和谐有序与“善治”的实现以及农民文明素养的提高与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如果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实现乡村居民行为素养的全面提升，不能改变乡风败落、社会失序的乡村社会状态，就谈不上是乡村振兴。因此，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可以借鉴延安妇纺运动将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新人塑造成功融于一体的经验，树立表彰新时代的劳动英雄，深入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充分体现和尊重劳动者的价值感、尊严感和荣誉感，持续推进乡村时代新人培育工程。
首先，通过树立、表彰新时代的劳动模范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取缔非法收入、打击治理灰色收入等，营造全社会肯定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和“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的社会风尚，引领人们勤奋做事、勤劳致富、勤勉为人。
其次，在评选劳动模范时，既要看其个人是否具有优良的生产技术、能够勤劳致富，更要看其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觉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能够带动周围群众奋发向上、共同致富。从而以劳动模范的标杆示范作用，引领民众的行为遵循，逐步实现由个人劳动英雄向集体劳动模范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运作中，逐渐克服个人本位主义，重构乡村社会公共性，培育塑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
最后，在树立新时代劳动英雄和“扫黑除恶”的基础上，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村规民约建设，更好规范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形成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1.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647-648.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63.
[5] 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解放日报，1943-1-2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17.
[7]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19-220.
[8]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510- 511.
[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648.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3.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70.
[12] 高自立.向南区合作社学习[N].解放日报，1943-2-20.
[13] 米脂县通讯员集体写作.米脂妇纺的几种组织形式[N].解放日报，1944-8-4.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8-1079.
[15] 莫艾.一页妇纺发展史[N].解放日报，1943-2-28.
[16] 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208.
[17] 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改造[M].山东：山东新华书店，1944：6.
[18] 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N].解放日报，1943-4-8.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20] 新华社.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6-15.
（中文校对：包云娜）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uccess of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in Yan’a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Zhang Yongwei Song Linl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00）
Abstract： The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which carried out in Yan’an overcame serious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d self-rescue in production. It not only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clothing supply， and helped production recovery in the border areas， but also increased household income of textile women， made“new women”in the countryside and transformed rural society. The movement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First， it seeks truth from facts and respects objective conditions， establishing the direction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Second， it breaks subjectivism and mobilizes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extile production in a way that suits rural realities. Third， it respects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people， guiding women to organize and take the road of cooperation. Fourth， it establishes and commends labor heroes and transforms the“ loafers”， creating a new social trend， which is the main policy， measure and experience of the success of the Yan’an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In the new era， the experience of Yan’an Woman’s Textile Movemen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irst， all localities determine their own way of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realize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Second， we should avoid subjectivism， and what we do should serve and facilita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Third， we should guide and mobilize farmers to organize and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ir principal position. Fourth， we should extol labor heroes and eliminate evils to cultivate and shape the new culture of rur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Woman’s Movement in Yan’a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boom; cooperative; labor heroes
（英文校譯：包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