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历史”这一概念的阐述，黄仁宇绝非第一人。但此书在解读中国历史领域却做了不少开创意义的工作。他在书中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为明清，较唐宋内敛，成为一种“内向而无竞争性”的民族。
　　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没有将历史著作当作“资治通鉴”来写，也没有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论或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走出了道德论的窠臼，从地理、宗教、体制、金融税收等角度阐述推动历史的力量，尤其重视财政税收和司法制度，而很少提及人事，用作者的话说是：本书写史变“应当如是”为“何以如是”。
　　比如王莽新政之所以行不通，作者认为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官僚组织无法行使数字管理；唐朝的衰落则在于人口激增与流通频繁，使国初均田制、租庸调制不能应付地方事务而致使地方权力膨胀，最终导致分离主义的崛起；王安石变法是企图以现代金融方法管理国事，但当时社会阶段还不足以支持这一变革……但总的来看，“(传统)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
　　客观来说，黄仁宇虽倡所谓“大历史”，但他仍然捆囿于时代与个人经验的限制而在问题意识上视野较为局限，无法看到现代化以外的发展的可能。
　　但他的特殊身份背景却给了他不同的机会，让他去怀疑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也无视中国传统学者的惯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