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杰森·贝辛格用一把大口径的猎枪自杀了。那猎枪是军官们在岛上用来打野猪和獾的。我看了他的验尸报告，他的上半个脑袋不翼而飞，只剩下舌头和下颚的一排牙齿保存完好。
　　我不认识杰森·贝辛格，资料上说他是个中士，年近二十四岁，服役的时间倒不算短，但没被授予过什么勋章。说白了，他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刑事调查部想知道他为什么自杀，于是派我前往调查。在目前战事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在这时候轻生。
　　也许他们只是希望我写一份报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意外事件，杰森·贝辛格在摆弄猎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轰掉了他自己的脑袋。
　　如果是那样，我也就不必坐一整天的飞机，来到这座孤悬于太平洋上的小岛了。
　　我极其不喜欢坐飞机。钻进座舱我就后悔了，我想我应该搭船来，可惜没有船往返于基地军港与格斯韦斯岛之间。这小岛太遥远了，仿佛远在天边，它是第四轰炸机大队名下一支中队的大本营，而杰森·贝辛格正是在这支飞行中队里服役的。
　　同行的机师一路上都在嘲笑我神经紧张，我是有点紧张，一想到我们脚下就是浩瀚的太平洋，我的胃里就有点翻腾。
　　机师突然对我说：“快看！往下看，那就是格斯韦斯岛！”
　　机身正好朝我这一侧倾斜，我从舷窗往下看去，看见了那岛，那情景可跟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格斯韦斯岛是一座十分狭长的岛屿，呈一弯不规则的新月形，两端零星散布着一些岛礁，主岛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两条浅色的沙滩带，嵌在碧蓝的海水里，就像给岛镶上了两段金边。
　　我本以为这会是座非常荒凉的岛屿，饱经战火，一片焦土。但恰恰相反，可能是靠近赤道的关系，它植被茂盛，山脊线高耸，绿意盎然。
　　他们真是挑个了好地方，我当时想。
　　飞机在一片雨林中开辟出的机场上降落了，迎接我的是上校哈罗德·麦金托什。
　　上校是个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头发已近灰白，嘴唇周围也有了皱纹，他肯定酷爱运动，所以身体强健，皮肤也因长期日晒显得粗糙泛红。他上前来和我握手，说了一番客套话。
　　“啊，今天可真热，对不对？”他这么说着，他的手则冰冷湿润，摸上去像一只蜥蜴。
　　这儿热得有点超乎我的想象，空气潮湿，却不流动，能闻到一股油料和植物腐败发酵的气息，不过闻久了就习惯了。
　　当然，这儿蚊虫也很多。
　　我来时，得知杰森·贝辛格的遗体早已在四天前的一个黄昏下葬了。几乎没有人参加他的葬礼。
　　这一点让我挺意外，杰森·贝辛格在这里服役半年多了，不可能没有朋友，同机组的人也理应参加他的葬礼。但上校说：“不，连随军牧师都拒绝出席他的葬礼，他是被草草掩埋的。”
　　我继续追问，是不是杰森·贝辛格感染上了什么疾病，让大家不敢接近他的尸体。
　　但上校没有回答。
　　他直接带我去看了我落脚的地方。那是林间的一块空地，周围只有树木和藤蔓，他们已经在空地上帮我搭好了两人合住的方形帐篷，虽然我只有一个人。
　　“里面一应俱全，生活毫无问题。”上校对我说，“全岛一共有两个食堂，一个给军官的，一个给士兵的，请你务必来军官食堂和我们一起用餐。”
　　“杰森·贝辛格以前在哪个食堂用餐？”我问。
　　上校看了我一眼，道：“他并不经常和大家一起用餐……不过他会去士兵食堂。”
　　我道：“我想我应该先见一见他的战友，您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麦金托什上校背着双手，他的脖子好像很僵硬，脸上也毫无表情，就像一块花岗岩石，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他说：“恐怕不行，他们现在正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恐怕你得等到他们回来。”
　　我问他们何时回来。
　　“这很难说。”麦金托什上校回答。
　　他在搪塞我。麦金托什上校走后，我绕着帐篷看了一圈，然后走进帐篷，发现行军床和桌椅都放在同一侧，帐篷里有一半是空着的，仿佛在等着除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入住。
　　我脱掉外套，坐下，从行李里取出我的打字机、手稿纸、资料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杰森·贝辛格的档案就摆在我桌子的正中央，薄薄的一层，拿在手上轻飘飘的，甚至都没有他生前的照片。
　　麦金托什上校让我住这个地方，显然是刻意安排。后来我得知，他们的营区距离这里有五英里，我住的地方完全被树林包围，就像是大海里的一片孤岛。
　　上校不可能针对我个人，他可能只是讨厌这整件事。他的一个属下居然自杀了，对他而言必然是奇耻大辱，这我理解。可是我觉得他做得有点过了。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词，又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以示强调——“奇怪”。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也许从我一踏上这座岛时就开始有了。
　　“谁是最后一个看到贝辛格还活着的人？”我跟着在后面写。

牧师

　　我去拜访了随军牧师，这可真是项挑战，我小时候就很害怕我们那个教区的牧师。
　　我到了那栋兼作指挥部的军官楼时，随军牧师还没有回来，他的助手说他去了野战医院，于是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才姗姗来迟。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牧师，如果你不注意他领口边的小十字架的话，会以为他不过是一个身材瘦长的普通的士兵。
　　他请我进屋，我本打算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牧师却说：“不必了，麦金托什上校已经跟我提过你了。”
　　我坐下，他的助手走了出去，带上门。
　　“我走过来可花了不少时间，”我说，“不过沿途景色非常优美。您一直同军官们住在一起吗？” 　　“我想尽可能离官兵们近一些，让他们能感到上帝时时在身旁。”
　　我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接着我问，“您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士杰森·贝辛格的葬礼？据我所知，这位中士并非异教徒。”
　　牧师好像早有准备，他轻轻一挥手，轻描淡写地说：“那全怪他的死因。”
　　“您的意思是，就因为他是个‘自我谋杀者’，所以您拒绝出席他的葬礼？”
　　“当然，”牧师冷冷地道，“教义对自杀者的态度，您想必也清楚得很。”
　　可我摇摇头，说：“这却不符合规定。您可以拒绝主持他的葬礼，但作为随军牧师，葬礼时您必须得在场。”
　　牧师紧抿着嘴，两手交插起来，他的嘴唇很薄，抿得几乎都看不见了。他本来就不像麦金托什上校那样久经沙场，能做到面不改色，况且他是个牧师，他可以不回答问题，但他绝不可以说谎。
　　“我再问一遍，您为什么拒绝参加杰森·贝辛格的葬礼？”
　　“因为杰森·贝辛格是一个不体面的人。”牧师答道。
　　不体面的人？又一个意外。
　　他喃喃自语起来：“……我还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简直可以说是道德败坏，对，道德败坏！”他突然抬起头，直视着我道，“您瞧，我们都是受过文明熏陶，有教养的人，但那个贝辛格，那个贝辛格，他几乎影响到了我们所有人！要我说，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个恶魔，他是故意自杀想亵渎神灵的！其实杰森·贝辛格自己心里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不是自杀，到头来也上不了天堂的！”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牧师冷静了下来，身子靠向椅背，清了清嗓子，道：“请进！”
　　他的助手走了进来：“上校想要见您。”
　　“我吗？”我问。
　　助手把头转向牧师的方向：“不，上校是请牧师马上过去。”
　　牧师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抱歉，上校要见我，恕我失陪了。”
　　他匆匆同我握手，送我到门口，他的助手跟在后面帮我们关上门。
　　临走前，我忽然再次叫住了他，有一个问题已经在我脑袋里徘徊了很久，我不得不求证一下。
　　“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我问，“据你所知，杰森·贝辛格中士曾经跟什么人结过仇吗？”
　　牧师停顿了一秒，接着平静地回答：“起码在这里，没有。”
　　说完他便在助手的陪同下，转身离去了。

雷雨

　　我对杰森·贝辛格产生了的好奇，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一个牧师对他恨之入骨？
　　如果牧师说的是真的，杰森·贝辛格生前大概是一个非常离经叛道、不招人喜欢的人物，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在他的葬礼上送他最后一程。
　　那么，会不会有人因为十分厌恶他，就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或者是在某次激烈冲突中，有人不小心误伤了他的脑袋，然后伪装成贝辛格自杀的假象呢？
　　但牧师否认了贝辛格与人结仇这件事。这令我很难办，感觉找不到方向。此后我就没再见到过牧师，我去找他时，他屋子的大门早已上了锁，他的助手一遍遍告诉我牧师去了野战医院，但我始终不知道这个野战医院在什么地方。
　　牧师失踪了。
　　麦金托什上校也根本不去食堂用餐，他的饭菜都是叫司务长单独准备，然后直接送去他的办公室或者房间里。
　　我去过几次军官食堂，那儿的气氛死气沉沉，我打听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于是我去了普通士兵的食堂。普通士兵食堂要嘈杂许多，伙食也不及军官们的好，刚开始他们对我的身份还有所顾忌，不过士兵们都是随和开朗的人，很快我便和他们熟络起来。他们很热情，从航空知识到小道消息再到传说中的土著女人，他们简直无所不谈，直到我问到有关杰森·贝辛格的话题。
　　一提到那个名字，场面瞬间冷了下来，坐在我周围的人都尴尬地低下头去，默不作声，佯装吃饭或者喝水。
　　“嘿，这究竟是怎么了？”我耸着肩摊开两只手，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表现得很真诚。有几个人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但谁也没有先开口。
　　于是我压低嗓门，“你们瞧，我就是被派来这儿干这个的，”我小声说，“假如你们对贝辛格中士有什么怨言，现在正是讲出来的好时机，我以我个人的名誉担保，完全匿名。假如你们对你们的长官有什么怨言，也可以一起说出来，我保证他们同样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说的。”
　　我瞄了眼周围，但所有人都没有反应。
　　这番话足以鼓动这群听众了，当然，并不会立刻见效，然而这话很快会传开，到时候总会有人愿意与我合作。
　　我不该气馁，不过也不该继续留在这儿了。
　　于是我起身告辞，说：“我得走了，如果有谁想告诉我些什么，他知道能在哪儿找到我，我那地方还挺僻静。”
　　那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雷暴雨。
　　暴雨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电闪雷鸣，整片树林都在沙沙作响，雨水打在帐篷上，发出的巨大噪声，好像千军万马在我头顶上奔腾。
　　我在帐篷里，躺在行军床上，点着一盏小灯，除此之外漆黑一片。
　　我睁着眼，望着帐篷黑暗的另一边，那里空荡荡的，有一股水汽从泥土之下弥散出来。
　　一道闪电划过，我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人影站立着，纹丝不动，轮廓就映在我的帐篷上。
　　“是谁！”我一下坐起来。
　　闪电消失了，人影也消失了。
　　我知道他就在帐篷外面，于是立刻翻身下床，奔了出去，暴雨顿时把我浇了个透，我跑到帐篷后面，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可能跑进林子里去了，我想。
　　树林此刻看上去又黑又深，我不知他往哪里跑了。也许他没有跑，此刻他正躲在某个地方看着我。我的后背突然有些发凉。
　　我回到帐篷边上，在那个人影出现的地方，我没能找到任何足迹，这附近的地面遍布青草和苔藓，也不太容易留下足迹。 　　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感觉这件案子有些异乎寻常之处。

司务长

　　我没将人影的事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我又去了士兵食堂。因为昨夜的暴雨，跑道还没完全干透，今天不执行飞行任务。
　　当我踏进食堂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他们抬起头来望着我。
　　昨晚出现在我帐篷外的是谁，是他们中的哪一个？看着他们的脸，我忽然觉得每一张脸仿佛都长得一模一样。
　　那顿饭是在沉默和怪异的氛围下匆匆结束的。当我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他说：“瞧，他就是那个住在贝辛格帐篷里的人！”
　　这话就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立即回头，却根本找不到是谁在说话，很明显，他肯定就是指的我。
　　这么说，我住在贝辛格曾经住过的帐篷里？！
　　我本想找麦金托什上校询问此事，可哪儿也找不到他。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我的帐篷。
　　当我赶到那儿，发现在那顶帐篷外，有一个人早已在那儿等着我了。
　　看到我来，那人友善地朝我打了个招呼，我立刻认出，他就是上校的司务长。
　　“您怎么跑得满头大汗，调查员先生，出什么事儿了？”他说。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问：“你怎么在这儿？”
　　“噢，是这样的，您知道的，作为司务长我理应要关心所有的事——我听说，这里的饭菜不怎么合您的口味？”
　　“合我的口味？”
　　“是的，有人告诉我，您都没怎么吃。”
　　“你的消息还真灵通。”我说。
　　他仿佛受到赞许般微笑起来。
　　“职责所在，”他说，“我的职责就是让这座岛上的每一个人吃饱喝足。啊，我给您带了些吃的，希望您别介意，奶油点心，还有上好的乳酪。”
　　既然他消息灵通，又爱说话，我便问他：“你知道杰森·贝辛格的事吗？”
　　我想他早已料到我会这么问他，又或者，他本来就是为了杰森·贝辛格的事而来。
　　昨晚出现在帐篷外的是他么？
　　司务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朝四周看了看，好像确定没有人在偷听，然后他道：“听说您已经见过牧师了？那么那些……关于下地狱的事情，也是他亲口讲的喽？”
　　我点点头。
　　司务长发出一声感慨。
　　我说：“不过我不知道牧师现在人在哪，我到处也找不着他。”
　　司务长道：“我也是。”
　　我说：“奇怪的是，牧师却告诉我，像贝辛格这样一个该下地狱的人，居然从来没和什么人有过过节。”
　　“他是这么说的？”
　　“是啊。”
　　司务长眼睛斜了斜，以一种蔑视的口吻说：“哈！他还真会撒谎。”
　　我觉得我抓住线索了，这个人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说他撒谎？照你的意思，贝辛格确实和人有过过节，是谁？”
　　司务长忽然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噤声。
　　“这话不能在这儿讲，”他说，“至少不能在这座岛上。等明天跑道干了，我就会撘运输机到岛外去采购一些东西，到时候你与我同行，不会有人拦着，我们会在法国靠近科西嘉的地方着陆，等到了那儿，咱们就自由了。”
　　“好吧。”
　　于是他说：“一言为定，明天早上我会来接您的。”说着转头要走。
　　“等一等！”我叫住他。
　　“你认识这顶帐篷吗？”我指着身后的帐篷，问道，“我听到一些流言，说我住的这顶帐篷，曾经是贝辛格住过的？”
　　“唉，您别听他们瞎说！”司务长立刻笑道，“他们就爱乱说话，一定是误会了，贝辛格的帐篷早就被烧掉了，您完全不必担心。我保证您这顶帐篷绝对是全新的！好了，不和您聊了，明早见！”
　　那天晚上我独自躺在帐篷里，彻夜点着那盏小灯。
　　耳边是如此地安静，黑暗像一潭温柔的死水，将我的双腿浸没在其中，而昏黄的灯光则包裹着我身上的其余部分。一整夜我都在似睡非睡间徘徊，好像始终警醒着，凝视着帐篷另一端，那个漆黑、空旷、静谧的空间，那个我的双眼其实根本看不见的地方。
　　那儿本应该是什么也没有的。
　　然而，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暗处悄悄地滋生着，在蠕动着，然后站了起来，膨胀着，仿佛想要吞噬一切明亮的东西。
　　这大概是个梦，我不由得缩起身子，让脸更靠近灯光。

女人们

　　我坐在司务长的飞机上。
　　这架飞机实际上是由一架轰炸机改装的，为了运输货物，拆掉了内部的不少设备，除了我和一名驾驶员外，司务长没有带其他人。
　　驾驶员在最前面操纵飞机，他戴着帽子和耳机，嚼着口香糖，此时已升至七千英尺的高空，司务长从副驾驶的座位上站起来，一路来到机舱的最后，我就坐在那儿。
　　“看来您还不太习惯飞行，”他在我旁边坐下，“别担心，这是常事，咱们很快就会飞过去的。”
　　我感觉舱壁就像片薄薄的大铁皮，在气流中抖个不停，轰隆隆直响，连铆钉都快被震下来了。我不敢说话，怕一张嘴自己就会吐出来。
　　司务长看了看我，又转头看了看前面的飞行员：“知道吗，杰森·贝辛格也为我开过一阵子的运输机。”
　　我有些吃惊地望着他：“什么？杰森·贝辛格也是……飞行员？我以为……他只是个机枪手……”
　　“他的履历上是这么写的？只是个机枪手？哈！”司务长又露出了那种轻蔑的神情，“这可是在打仗！您明白吗？我们这儿几乎人人都会开飞机，要是在空战中飞行员不幸被打死了，旁边立刻就得有人接替他的位置，否则飞机就会坠毁！”
　　我当然理解。
　　“在我接触过的人中，杰森·贝辛格实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飞行员。”司务长道。 　　紧接着，他迅速地塞给我一张纸条。
　　“这是个地址！”他小声说，“等降落后，您就按照这个地址去找，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是我说的！”
　　凌晨时分，飞机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降落了。
　　一下飞机，司务长就同我告别，说他得赶去当地的集市，我也很快叫了辆车，借口想游览一番，便直奔那个地址而去。
　　这座城市十分漂亮，十分有风情，日出时很美，在海边远远能听见捕渔船的铃声。大街上依旧熙来攘往，还有许多士兵混杂其中，模样很是逍遥。
　　我的车在一幢联排的公寓楼前停下，公寓是古朴的白色石头建筑，就坐落在一处街角，建筑共有四层，看起来里头的住户还不少。
　　我从口袋里取出纸条，上面有一个房门号码。
　　我刚要走进公寓，一个人拦住了我。
　　“请问您找谁？”看见我身着制服，他用生硬的英语说。看来他是这栋公寓的门房。
　　我将房间的门牌号告诉了他。
　　他直摇头，说：“不，不，那个房间已经不是你们的了，它已经租给别人了（后来我证实了一下，他说的一点不假），你们不能就这样赶人家出去！”
　　“我不是来赶任何人出去的。”我说。
　　接着，我听到了一阵笑声，两个妙龄女郎下来了，高跟鞋把木质的楼梯踩得咚咚直响。
　　她们一个叫缪西娅，一个自称帕帕。
　　缪西娅身材娇小，皮肤雪白，长得美极了，一头浓郁的黑发，连衣裙将她的腰身衬得细细的，而帕帕是个高个子，大长腿，穿着长裤，衬衣的领口开得低低的，露出肉桂色的肌肤。
　　我大约猜出了她们两人的身份，她们也看出了我的。我说：“早晨好女士们。”
　　她俩相视而笑，接着，缪西娅娇滴滴地开口道：“门房是个老实人，他守口如瓶，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
　　帕帕道：“不过我们俩倒是很乐意和一位军官聊聊天。”她的嗓音带着低沉的烟腔，颇为迷人。
　　她们一唱一和，想必已经把不少男人耍得团团转。
　　于是我把那张纸条给她们看。她们看了一眼那个房门号，立即又相视了一眼，两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的表情。
　　我跟着她们来到了公寓对面的人行道，那儿有一个车站。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里。”缪西娅说，“当时是晚上，天很冷，我站在站台边上，等帕帕回家。”缪西娅看了眼帕帕，后者点了点头，我让她继续说下去。
　　“当时起了些雾，有些路灯坏了，发出嘶嘶声，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但是当我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我的旁边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醉鬼，后来我发现不是，他穿着军装，一动不动的，好像也在等车，我只看到他的侧影。他站得很挺拔，但不是那种纯粹的军人式的挺拔……总之，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人很优雅，又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介不介意他在这里抽一根烟？我说当然不介意，他便叼起一根烟，但摸了摸，发觉自己没有带火柴，于是他又问我借火。我看他这个人还不错，就取出火柴划燃了一根，伸过去。这时，他忽然压了压帽檐，说：‘小姐，请您别被我吓到，我的脸上有一些伤。’说着他转过脸来。
　　“啊！虽然他这么说了，可我还是吓了一跳，他的另外半张脸上满是烧伤的痕迹，已经完全被毁容了。”
　　我当即打断她：“什么，你说他脸上满是伤痕？”
　　“不。”缪西娅伸手比划着，“只有这半边脸上满是伤痕，如果你从另一边看他，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正常。而且当时我想，天呐，要不是被毁了容，这小伙子一定还挺帅。我真为他感到惋惜。”
　　没人告诉我杰森·贝辛格的脸上有伤，而且听起来他伤得相当严重，难怪档案里没附带他的照片。
　　“你确定是烧伤？”我问。
　　“那就是烧伤！我见过烧伤，不过他的伤有些旧了，可能有一两年了。”缪西娅说，“后来我们又聊了一小会儿，车来了他便走了，那天帕帕回家可真晚！”她故作气恼地瞟了她的同伴一眼。
　　“可在那之后不久，我也碰到了他。”帕帕说道，
　　“有天，我在楼梯上碰到了他，我们还相互致意。回到家后，我对缪西娅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在楼梯上遇见一个烧伤了半边脸的家伙，我猜他就住在我们楼上。而缪西娅说：‘天呐！我认识这个人！’”
　　“等等，”我拿着纸条，“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他就住在你们楼上？”
　　她们表示肯定。
　　“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我问。
　　“他也不是成天住在这里，”她们说，“他只有休假的时候来住一阵子，有时是几天，有时是一周，假如他不在，就轮到别人来住。官兵们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座城市度假，租几套房子，请一些女佣和厨子，本地还有一个挺大的军官俱乐部呢。”
　　“他有女佣和厨子？”
　　“不，他没有，和别人比起来，他这个人更喜欢独来独往，不爱出门，那间公寓也不是他本人租的，他们部队有一个统一的租约负责人，好像是叫司……司……”
　　“司务长？”
　　“对啦，就是这个名字，‘司务长’！”
　　“但我听门房说，租约已经解除了。”
　　“是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们就不再出现了。”
　　我点点头，然后想了想，问：“看起来，你们和这位邻居的关系似乎……很好？”
　　“当然啦，”缪西娅眨眨眼睛，“他在时，我们还时常去他的公寓做客呢，虽然他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却并不无聊，他在时，我们就去他家听唱片，跳舞，喝香槟，有时一整个下午就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看了她们一眼，“你们都去他家？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和他很亲密吗？”
　　她们相互瞧了瞧，然后同时笑起来，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笑话。
　　“你以为我们跟他上过床？”她们笑着摇头，“不，不，那当然不可能！” 　　我想，好吧，或许他是个绅士，缪西娅与帕帕这两位尤物，离他近在咫尺，他近水楼台，竟没能和她们发生点什么。
　　之后，我再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于是，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大约是一个月之前。”帕帕说，“他还带了些礼物送给我们，他以前从没送过我们礼物。”
　　“他现在怎么样了？”缪西亚睁大眼睛，“他应该已经退役了吧，他回国了么？”
　　“他死了。”我说。
　　一群鸽子忽然飞过楼顶，我看见有只猫在温暖的晨光中晒太阳，它就趴在三楼的露台上，我猜它也曾见过杰森·贝辛格吧。
　　帕帕抱住了缪西娅，因为缪西娅开始哭泣。

医生

　　我越来越搞不懂杰森·贝辛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似乎相当孤僻，他被烧烂了半边脸，牧师说他是个恶魔。
　　杰森·贝辛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感到困惑。
　　不过缪西娅和帕帕帮了我很大一个忙，她们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
　　和两个女人道别后，我折回去向门房借了电话，打给港口的指挥站，却没有联系上司务长。他们说他去临镇收购水果和蔬菜，也许明天才会回来。
　　这正合我意，因为我恰巧也需要时间。我给司务长留下一条口信，说我可能也要耽搁一阵子，倘若迟到，请他务必等我。
　　接着我打电话给我所知的每家战地医疗机构，包括红十字会，询问他们是否曾收治过一位名叫杰森·贝辛格的烧伤病人。
　　逐一问询花了我很长时间，但感谢上帝，终于有一家医院在翻阅完全部医疗档案后，回电话给我说：“是的，我们的确曾收治过一个叫杰森·贝辛格的烧伤患者，那已经是在两年前了，他当时的主治医生，目前已经调离了本院。不过，我们有那位医生现在供职的医院的电话，真巧，那家医院也在战区，离你们那儿不算特别远。”
　　我立即要了电话，并打了过去。
　　费了一番周折，那位医生终于来到了听筒前。背景里充斥着玻璃器皿碰撞的叮当声，有个人在哀嚎，有护士正在扯着嗓子尖叫，她说：“快拿剪刀！剪刀！”这种感觉瞬间把空间与空间的距离拉近了，我仿佛能闻到消毒水和乙醚的味道。
　　“您还记得一个叫杰森·贝辛格的人吗？”我问。
　　医生用沙哑而疲倦的嗓音答道：“是的，我记得他。”答得如此迅速，几乎不假思索。
　　我自报了身份，然后说我想问一些关于这个人的事，尤其是他是如何受伤的。
　　医生将话筒换了一边，问：“杰森那孩子出了什么事么？”
　　“他死了，是自杀。”我说。
　　电话那头停顿了片刻，医生说：“是吗，那也不奇怪。”
　　“为什么？”
　　“你看到他的烧伤了？”
　　我说不，我没看到，我甚至没看到他这人长什么样。
　　医生说：“我也差不多。我记得他被送来时伤势很严重，我们做了一整晚的手术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那他是怎么受伤的？”
　　“听说是一起飞行事故，”医生说，“起飞的时候发动机的一个气缸爆炸了，飞机冲出跑道，冲进了一片沙地里，据说当时机舱里还装着四枚五百磅的炸弹，汽油起火了，跟着——嘣！”
　　“他活下来了？”
　　“他是个幸存者，像个奇迹。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自助进食和呼吸，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老实说我没想到他能活下来，毕竟和他一起送来的那几个机组成员，在送抵前就已经死了。”
　　“其他机组成员？”
　　“是的，有八个人，都死了，其中还包括他哥哥。”
　　我愣了一下，差点没反应过来。
　　“他哥哥？杰森·贝辛格还有个哥哥？”
　　医生说：“没错，就在那架飞机上，他们兄弟俩是一起参军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说他们在档案上什么也没有写。
　　“好吧。”医生继续道，“若没记错，我还记得他哥哥叫巴里，巴里·贝辛格，这真是场悲剧，他来的时候已经根本来不及抢救了。我想杰森受了很大的打击，关于他哥哥的死，还有……别的一些。”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接着我问：“作为一名主治医生，您不觉得他完全符合退役的条件，没有必要留在战场上吗？”
　　医生轻笑了一声，或者是轻轻叹息了一声，说：“你可能不太了解，你是应征入伍的吗？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我自己也是被征来的，只不过从没上过前线。你知道那些飞行员其实是志愿兵吗？他们自愿钻进那个铁罐子，然后被人从天上打下来，生还的机会几乎为零。”
　　我说我不太清楚。
　　“我在这儿呆这么久，接触过的伤员无以计数。”他说，“对这些人而言，这场战争就像一条巨大的断裂带，把他们的生活彻底劈为两半，在这条断裂的前后，他们一半是原本的自己，一半是现在的自己。
　　“当这些人遭受灾难，受伤，看着战友死去，亦或是第一次杀人，他们原本那个自己就会在眼前被砸个粉碎。他们有些人会离开，这不是懦夫的行为，因为现实是残酷的。而另一些人，像杰森这些人，他们会选择从自己的残骸中挑选功能正常的部分，他们面对现实，或者可以说，他们不愿面对现实，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你理解他继续留在军队里。”我说。
　　“可以这么说吧。”他道。
　　“那么医生，以你的理解，你能揣测一下杰森为什么自杀吗？”
　　“……假如你非要这么问我。”医生回应道，“客观来讲，我想，促成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父母。”
　　“此话怎讲？”
　　“当时杰森在加护病房，生命垂危，所有人都认定他撑不了多久了。于是上头出钱把他们的父母从国内接来，接到战地医院，让他们来看剩下的儿子最后一眼。
　　“我不知道他们和杰森讲了什么，当时杰森还躺在病床上，我们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尽量不去打扰。后来不过一会儿，他们就出来了，神色凝重，于是我带领他们去看巴里的遗体。当他母亲看到巴里遗体的那一刻，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倒在她丈夫怀里，她一直在说：‘为什么是巴里！为什么一定要是巴里！’，他们那样痛哭着，我感觉他们好像希望死去的是杰森。” 　　“杰森有听到这些吗？”我问。
　　医生仿佛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真的。杰森没有跟我提过这些，他从来没有提过那次会面。他挺过了感染的风险，直到他康复，他都没有提起他的父母或哥哥。我听说他申请调离了原先的飞行队，进入了另一只飞行队继续参战。”
　　“是的，他去了格斯韦斯岛。照你这么说，杰森的自杀可以归结为他的家庭问题，以及某种负罪感？”我问。
　　医生缄默了片刻，道：“如果你想交差，那就照这么写吧，准没错……不过，调查员先生？”
　　“什么？”
　　“你想听听我的理论么？”
　　“你的理论？”
　　“我私人的理论。”医生顿了顿，说道，“当你说杰森自杀时，我想到，杰森·贝辛格并不是我见过伤得最重的人。
　　“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灾难，比他更加深重的灾难，比他痛苦百倍的灾难，但其实痛苦是无法衡量的，不是吗？我们都太主观了。在我看来，很多人都没有被苦难打垮，更不会想要自杀，即使是终生残疾，他们也能好好活下去。所以我想，无论苦难多么深重，无论遭受多少唾弃，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
　　医生讲完这番话时，我依然听到那个护士在喊：“快拿剪刀来！剪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幻觉。
　　“谢谢您医生，您对我的帮助很大。”
　　然后我们结束了通话。

围墙

　　那天晚上我是在军官俱乐部里度过的，就是帕帕和缪西娅讲过的那座本地最大的军官俱乐部。
　　俱乐部在半山腰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你完全想象不出这时是在打仗。战争就快胜利了，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杰森·贝辛格却自杀了，我暗自嘟囔。
　　那晚我没有见到缪西娅或帕帕。我独自坐着，乐队一整个晚上不曾停歇，有个姑娘一直在舞台上唱着法国曲子，一首接一首。大兵们玩纸牌、打桌球、在舞池里跳舞，烟蒂在无数双脚下滚来滚去，最终消失不见。
　　我问送酒的侍者，有没有见过一个脸上有一半是烧伤的家伙。那侍者似乎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狡猾的家伙。
　　第二天一早，我搭俱乐部的吉普从市区赶回机场。
　　那架运输机还停在那儿，正好有人往上面装货，成箱成箱的。但是，我哪儿都没有看到司务长。
　　我去问飞行员，飞行员嚼着口香糖说：“司务长？哪个司务长？哦，他不会来了。我？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儿。你上不上这趟飞机都不关我的事，我这架飞机可是不等人的。你要去找他？那你恐怕就得等下一趟从格斯韦斯飞来的航班了。不过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时候。”
　　于是我只好搭上了这架运输机，不再管失踪的司务长，毕竟我的行李都还在岛上。
　　机舱里货物堆到了顶，塞得满满的，我只能蜷缩在角落，闻着海鲜、橙子、胡椒荚和各种蔬菜散发出的阵阵温热气息，加上昨晚喝了点酒，真是苦不堪言。
　　离开了三天，回到格斯韦斯岛，岛上什么也没变。
　　打字机和稿纸还静静地摆在桌子上，和我离开时一样，最底下的一张稿纸上写着“奇怪”，还写着一行被我划掉的字。我将这张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报告。打字键开始上下翻飞，敲击着，不时发出叮的一声提醒我换行，稿纸上开始出现了“飞机失事”，“爆炸”，“巴里·贝辛格”，“悲痛欲绝的父母”，“伤情危重”，“康复出院”，“重返战场”……我将这些事件串连在了一起，写进我的报告里，同时也渐渐填补起了杰森·贝辛格档案里那些空白的部分。
　　只有一点，杰森·贝辛格为什么自杀？
　　我该引用医生的话么？
　　那听上去无疑是个很不错的结论。
　　打字间隙，我望着帐篷空荡荡的另一边，想象杰森·贝辛格正坐在那里。他脸上裹着绷带，或者没裹绷带，有时他的脸完好无损，但我不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样。总之他坐在那里，将一把猎枪撑在地面和脑门之间，他低着头，脚趾缓缓移向扳机扣，然后——嘣！
　　我沿着格斯韦斯岛的海滩散步，慢慢走到了他们的机场。
　　停机坪上停着几架B-24型轰炸机，探照灯没开，机头的整流罩反射着夜空星辰的光。四下无人，我沿着围绕停机坪一圈的矮墙走着。
　　“你就是那个调查员？”
　　忽然有一个声音这么说。
　　我立即抬起头张望，却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别停下！继续走，别向四周看，别让人察觉你在跟人说话。”那声音道。
　　我稍斜过眼，发现跟我说话的那人，在墙的另一边走着，与我平行，围墙并不很高，我隐约能看见他脑袋顶上的一小撮头发。
　　“你是谁？”我脚步不停，保持原速。
　　“你就是那个调查员？”他又重复问了一遍。
　　“没错，是我。”我说，“你是谁？”
　　“我、我恐怕不能告诉你。”
　　我们离得很近，都紧挨着墙根下走，只是看不到彼此，我努力抑制着一跃而起翻过墙头的冲动。
　　过了几秒，他确定安然无虑了，便说：“你还在调查那件案子吗？”
　　“哪件案子？”
　　“就是贝辛格中士的那件案子。”
　　我犹豫了一下。
　　“是的，我还在调查。”我说。
　　“啊，那太好了。”他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吟了一声。
　　突然什么东西像一只鸽子一样从墙那边飞了过来，哗啦一声，掉落在我脚边，停止动弹。我一看，好像是本书，或者笔记本。
　　“嘿！”我叫了一声，跳起来攀上墙头。
　　但墙的另一边，那个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该死，那混蛋逃了。”我咒骂着，却完全搞不清这是什么情况。于是我只好再从墙上爬下来，走上前，捡起那个被扔过来的东西，掸去上面沾的泥水。
　　那确实是一本破旧的笔记本。

飞行日记

　　五英寸长，三英寸宽，一英寸厚，浅黄的皮革封面，刚刚好可以托在手掌心上，放进口袋里，这就是这本笔记本的全部外观。
　　随手一翻，你就能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它是一本日记，每一段的开头都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写着时间，天气，甚至有的还有风向和湿度。
　　我满心期待这是杰森·贝辛格的日记，然而这本日记属于一个叫阿特·托德的士兵。翻开第一页，你就能看到他的名字：
　　假如你捡到这本本子，请将它还给第四飞行大队的阿特·托德，如果阿特·托德不幸牺牲了，请你把它寄给如下这个地址：美国阿肯色州……苏珊·亚历桑德拉·托德夫人收。谢谢。——阿特·托德，1943年1月。
　　第一篇日记写于当年的1月31日，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27日，也就是不久以前，很明显，这是阿特·托德的参军和战地日记，但再往后翻，本子差不多还剩下三分之一的厚度尚未填满。
　　也就是说，直到最近，阿特·托德才停止了写日记。
　　它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出现在我面前的，很快，我就发现了这本本子和杰森·贝辛格之间的关联。
　　日记的前半部分，阿特都在讲述他的入伍历程、测验、基础训练，他好像年纪很轻，刚刚达到参军的年龄，就迫不及待报名了。他写他有多么兴奋，要到异国他乡的天空与敌人作战，他还写他结识新朋友，并且非常想念家人。
　　他的文采很好，观察也细致生动。
　　我坐在一盏孤灯下，一页一页阅读他的记录，恍若亲身经历一般，他通过了一层一层的考核，最终被编入了机组，来到了这座格斯韦斯岛，他为此感到自豪，并在那一页记下了同机组的九个人员的名字，有机械师、通讯员、投弹手、机枪手、领航员、机长……
　　在这些名字中，出现了“杰森·贝辛格”，他的名字出现在“机枪手”这一职位的后面。
　　2月13日（1944年），晴，傍晚有小雨：
　　我对贝辛格中士这个人印象很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面貌。我从未见过一个伤得这么重还留在战场的人，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他应该回家了，他的伤会激起旁人对战斗的恐惧，他让他们看到战斗可能会有的下场，但我想那并非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而是对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的恐惧。而贝辛格中士就这样时时在我们身旁。
　　2月16日，风，小雨：
　　他们居然安排我和贝辛格住同一个帐篷！这不公平！难道就不能让贝辛格独自去住一个帐篷吗？气象员就是这样的。我向他们提出了抗议，可他们居然说：假设贝辛格到其他地方去，那你的帐篷不就空出来了吗，你又有什么资格一个人住一顶帐篷？岂有此理！他们只不过仗着我是这里年纪最小的！”
　　2月17日，阴雨：
　　现在人人见到我都说：嘿！和贝辛格住一起晚上做噩梦了没有？他们是在开玩笑，但听到这种话，我反而开始为贝辛格中士感到愤愤不平。我不再像昨天那样生气了，因为就在昨天，我以为贝辛格中士一定是个难以相处的怪人的时候，他走过来主动和我握手，还免去了我的敬礼，他说：不必在乎这些，你盯着我脸上的伤看也不会冒犯我，如果你想提问随时都可以。之后他还说：很高兴认识你阿特，希望我们都能尽职尽责，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平安返航。
　　3月2日，晴：
　　天啊，贝辛格中士今天可真是露了一手，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们在靶场练习打飞靶，贝辛格中士的命中率高得吓人，后来他们抛出了双向飞靶，他竟然也靶靶都不脱手，真是真人不露像。后来，中队里著名的神射手奎泽尔少校，亲自上场，两个人暗暗较起劲来。这场比赛实在精彩，我们都险些忍不住在场外下注了。
　　3月20日，晴，微风：
　　在天上飞是什么感觉？是自由，以及对同伴的信任，我信任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副驾驶，我们的通讯员，尤其是，我很庆幸杰森·贝辛格与我们在同一架飞机上。我甚至感觉不仅是我，所有人都这么想。今天是我第一天正式执行飞行任务，一旦真正进入战场，你就会发现原本在地面上的那些琐事，到了天空中再想，是多么微不足道。今天我亲眼看着一架飞机被打下去了，它像个巨大的火球一样翻滚着，一头扎进海里，几乎没有碎片浮上来。我们的机组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摆脱一架零式飞机的纠缠，一梭子弹从舱底射了进来，离我站的地方只有一臂之遥，但它却击中了机翼，我听见机长在耳机里大喊：所有人快背降落伞包！好在有贝辛格，他在对讲机里告诉我们这点损伤对机翼算不了什么，让驾驶员稳住，机枪千万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最后，那架零式终于知难而退了，他怎么会想到我们这架飞机上大部分其实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呢。感谢杰森·贝辛格，降落后我们都狠狠扑住了他。
　　4月8日，天气糟糕透了：
　　他们为什么不给贝辛格晋升？叫我说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好像把他忘掉了，就当他是个不存在的人一样，每当晋升就把他跳了过去，太不公平了！
　　5月30日，大晴天：
　　我们打下了一架零式！记一功！庆祝一下！喝酒去！
　　6月17日，晴：
　　这事儿怎么又发生了？司令部又增加了飞行次数，每人提高到了四十五次，原先还是三十五次。我看到有人已经完成了四十次飞行任务，收拾好行装准备回家了，结果命令一下来，他还得再飞五次，说不定这多出来的哪一次，就会让他一命呜呼了。其实我也一样？
　　7月7日，雷雨云逼近了，晚上可能要下大雨：
　　今天我正在挖壕沟时，忽然听说贝辛格和奎泽尔少校打了起来，我不相信，但他们说是真的，“贝辛格和奎泽尔在打架，他们缠在一起打得可凶了，就像两条野狗！”，这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扔掉铁锹跟着他们跑了过去。但是当我赶到时，已经结束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谁也说不清他俩为什么打架，此前从没有人看出他俩有什么交集。据说奎泽尔冲贝辛格大嚷：离我远点儿，你这个该死的丑八怪！然后贝辛格就出手揍了他。 　　7月8日，大雨：
　　贝辛格没有回来，我觉得在打架方面，他大概不占什么优势，昨晚他可能住在医疗室了。不知道为什么，上校下令禁止所有人去看他。
　　7月11日，雨：
　　奎泽尔少校被调走了，今早他们专门派船来接他。我担心他们会给贝辛格什么处罚。贝辛格是下级，又是最先动手，为什么调走的会是少校？
　　7月14日，阴天，时有小雨：
　　贝辛格回来了，流言传开了，那些都是无耻的毁谤！贝辛格不是什么受诅咒的人，他不会害死我们任何人！贝辛格看上去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欢迎他归队。
　　8月26日，暴雨将至，但海上风和日丽：
　　迄今为止，我已经完成了二十三次飞行，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活着，不过这个数字尚不足以拿出来说事儿，因为今天接到上级命令，飞行次数再次提升了，有人已经飞满了四十五次，这回他得再多飞十五次了。大家都怨声载道。除了贝辛格，他从没抱怨过，就连私下里也没有，我猜他完成作战飞行任务的次数，可能已经超过空军里的任何一个人，可能吧。
　　8月27日：
　　我们迷航了，不过好在有惊无险，我们顺利返航。

暴雨将至

　　日记到这里就中断了，定格在8月27日，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点。
　　我直起背来，发现隔着帐篷，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
　　一整晚，我对着这本日记，看完了阿特·托德记录下的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尤其仔细阅读了有关于贝辛格的部分。
　　然后，我一把将那张打到一半的报告，从打字机里抽出来，揉烂，丢弃在地上。
　　抛开那些虚构的、怜悯的、不切实际的话语，我需要重新看待杰森·贝辛格这个人。
　　首先我得找到写日记的那个人，我得知道阿特·托德，问问他杰森·贝辛格究竟出了什么事，因为8月27号，就在这一天，验尸报告上记载，杰森·贝辛格自杀身亡。
　　可是阿特·托德的日记上却什么也没有写。
　　我忍不住来回翻看那一页。它就像一个逗号，一个永无止尽的逗号，吞噬了结局，只留下一片空白。
　　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我举起本子，仿佛这样一来结局就能从里面掉出来。杰森·贝辛格在那一天是怎么死的？我问它，可是它不会告诉我。
　　我坐在那儿，望着帐篷顶上，那儿有一块肮脏的斑迹。从我住进来开始，我就注意到了那块并不太显眼的暗色痕迹，它就在我床的正上方，在我的头顶上。每当我躺下，就能看到它。
　　司务长说这是一顶新帐篷，我从来没考虑过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这时，我突然开始关注起这块痕迹，如果当初杰森·贝辛格坐在我这个位置，朝自己的头顶开一枪，那么他的血迹，大概也会溅到我现在看到的那个地方。
　　“你就是那个住在贝辛格帐篷里的人。”仿佛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一个激灵站了起来。
　　我抓起日记，另一手抓起灯，跑出帐篷。外边空无一人，我被清晨的孤寂和幽深团团包围，一瞬间，觉得整座岛上除了我什么人也没有。
　　脖颈间忽然一凉，我伸出手，掌心朝上，几滴水落在了手心里。原来不知何时起，天空又毫无预兆地下起雨来。
　　麻纷细雨，飘飘洒洒，落在头顶，很快就将头发打湿了。
　　下雨，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仿佛清凉的空气一下钻透了脑门。
　　我立刻将日记揣进怀里，提灯走入幽暗的森林。
　　在营区的地图上，我曾大致看到过气象站的位置。岛上只有一座简易气象站，此刻我正在朝那儿跋涉，山路很陡，脚下很滑，头顶的树冠在雨中颤抖摇曳，沙沙声响成一片。
　　到了山顶，我才远远望见了气象站顶上那只红色的风向袋。风向袋低垂在雨幕中，看上去犹如一张滴血的皮。
　　我走进气象站，拉开营帐，摇醒了还在熟睡的气象员。气象员看到我，吓了一跳，差点从床上滚下来。
　　“把八月份的气象记录全部拿出来。”我命令他。
　　“什么？”
　　“上个月的气象记录，全部拿出来，我要看！”我朝他大喊。
　　气象员睡眼惺忪，不情不愿地开始翻找，在我的一再督促下，他总算是把记录册找了出来。
　　我一把擦掉脸上的水，打开记录册，快速翻到了8月26号那天。
　　“8月26日深夜，紧急情况，收到来自沿海基地司令部的预警，预计二十四小时内将受到强热带风暴影响，覆盖范围包括……格斯韦斯岛，”我用手指一边划一边读道，“届时海上风速可达八十海里，浪高四至五米。司令部严令，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所有舰只一律不得离港，所有飞行器一律停飞。重复一遍，所有……”
　　所有飞行器一律停飞，我从衣襟里取出日记本，翻到那最后两页，阿特·托德的日记却明确写到：
　　“8月26日，暴雨将至，但海上风和日丽（这是暴风雨的征兆）……”但随后，“8月27日：我们迷航……我们顺利返航。”
　　我马上翻看气象记录，27号当天记载，风暴潮袭击了这座岛屿，海上风力极其强劲，前所未有。
　　气象记录和阿特的日记在这里相互矛盾了。假如那天任何一架飞机都不得起飞，阿特和他的机组又是怎么到天上去的？
　　要么是阿特·托德撒谎，他伪造了27号的日记，要么就是气象记录撒了谎，当天风暴并没有波及此岛。
　　或者，我能想到第三种可能性，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撒谎。
　　我记得，在飞往法国的运输机上，司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时，我就坐在他身边，他说：“……在我接触过的人中，杰森·贝辛格实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飞行员。”
　　一位出色的飞行员，一场罕见的暴风雨，一桩所有人都讳莫如深不可告人的死亡，然后牧师失踪了，司务长不见了，下一个又会是谁，我感到我的心脏狂跳起来。 　　我抬起头，发现气象员的手里，正拿着电话的听筒。
　　“你在做什么！”我大叫。
　　一道闪电划破天际，雷声在我们头顶炸开，就在这一夜将尽之时，这片岛屿仿佛一下又回归了黑暗。
　　我没有听到来电的铃声，一定是气象员自己打的，我死死地盯着他，只见气象员紧紧攥住电话，就像握住救命稻草，他脸色煞白，嘴唇颤抖：“麦……麦金托什上校请您去他的办公室，就现在。”
　　我一下跳起来，抓起记录册和日记本，转身就跑。

审判

　　杰森·贝辛格并没有死，此刻我坚信。
　　贝辛格带着他的全体机组逃亡了，就在那个最恶劣的日子，那场全面禁飞的热带风暴中。
　　当时一定没有人料到，谁会有胆量在那种条件下起飞。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办到，只要一架轰炸机能悄悄滑上跑道，桨叶开始旋转，机头迎着风雨，隆隆的引擎声将完全被天气掩盖。
　　杰森·贝辛格就坐在驾驶舱里，搭载着他的战友，其中还包括阿特·托德。贝辛格或许艰难地控制着操纵杆，驱使轰炸机笨重的身躯，沿着跑道向前滑行，越来越快，直到尽头，起飞，离地，向上拉升，机翼在狂风中摇摆，向波涛汹涌的海面飞去。
　　这些都是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贝辛格戴着皮帽，带着护镜，也许还嚼着口香糖，我却依旧没能看清他的样子。
　　我正在奔跑，雨点扑打在脸上，我用手使劲抹去，我的肩头上扛着一把铁锹，是我临时找来的，我正在向岛上唯一的一片墓地跑去。
　　我相信贝辛格没有死，我相信阿特·托德造了假，那日记是他提前写好的，只要我能证明贝辛格的墓穴里没有他的尸体，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此时此刻，时间变得无比紧迫，我感觉有人紧随其后，森林里到处有人在追赶包抄我。我一刻也不敢停，一口气冲出森林，奔向沙滩与山丘接壤的那片泥地。在那里，密密麻麻的十字架组成的坟场，就像末日般静静地伫立在海边。
　　我感到一阵战栗，几乎跌倒。
　　我踉跄着进入墓地，身后拖着铁锹，走在一排排木制的十字架之间，努力搜寻着贝辛格的名字。
　　终于，在一块无名墓碑前，我停下脚步。哪儿也找不到贝辛格，而我眼前，这里是唯一一座没有名字的坟墓，埋葬一个没有死去的人，再合适不过。
　　我踢倒了十字架，就在那个地点，开始一铲一铲向下挖，越挖越深。雨水不断灌进我挖开的坑中，最后我整个人站进水坑里，已经非常深了，可还是没有挖到棺木。
　　大雨滂沱，正在这时，从水里浮起来一样东西。
　　我弯下腰，伸出手，铁锹一失手落入了积水，踪影全无。我立即抓起那个漂浮的东西，发现那是一片白色的纱布，是医院用的那种，包裹伤口的棉质纱布，但我没办法把它拽起来，因为它在水底下的部分，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于是我用力拉扯，纱布极其柔韧，立刻就变了形，我感觉到，水底的东西，非常沉，但正在开始松动。
　　突然间，我被无数双手抓住了，他们抓住了我，把我从坑底提了上去。
　　我大喊大叫，拼命挣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也不清楚抓住我的人是谁。总之，我被按在潮湿的沙地上，完全被压制住，感觉四周人很多，七手八脚，脚步嘈杂，我听见远方海浪的声音，觉得连耳朵里都灌满了沙。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低矮的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身下的床单都湿透了。帐篷顶上吊着一盏汽灯，一只蛾子在打转，我看见那块肮脏的斑痕还在那儿，就在我的头顶，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帐篷。
　　“你醒啦。”有一个声音说。
　　我转过脸，看到我帐篷的另一边，站满了人，他们全都看着我，鸦雀无声。
　　而在所有人前面的，是麦金托什上校。许久不见，他坐在我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被揉烂的稿纸，稿纸已经被展开了，我感到内心一阵惶恐。
　　麦金托什上校就像一道无形的界限把帐篷的两侧划分开来，我这边就像一片禁区。
　　“你正在发着高烧，调查员先生，”麦金托什上校道，“好在，我们及时找到了你。”
　　我浑身疲惫不堪，头痛，目光难以聚焦，脑袋里也一片混沌。
　　“我怎么了？”我吃力地问。
　　“你昏迷时一直在大叫，谁也听不懂你在叫什么。”上校说。
　　“我……我不记得了，我说了什么吗？”
　　上校一双冷峻的眼睛凝视着我，仿佛在考量我的话是真是假。
　　最后，他开口道：“你一直在喊：‘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请问，你看见谁了？”
　　我看见谁了？
　　我也不知道，我感到头痛欲裂，头痛前的记忆似乎不复存在。“阿特……阿特·托德，”我终于抓住了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阿特·托德的日记，那日记的最后一篇是假的，他伪造了，他……逃跑了。”
　　“你烧糊涂了，在说胡话，调查员先生。”麦金托什上校说着，忽然伸出手，动了动手指，一个士兵立刻从他背后走上前，手里捧着搪瓷托盘。
　　“让卫生员给你打一针，你很快就会睡过去。等雨一停，我们会派飞机把你送去港口的大医院，在那里，你将得到更好的治疗。”
　　“不！”我叫起来，“别靠近我！把那玩儿拿开，我不需要打针！”
　　“你必须接受治疗，不然很容易转成肺炎。”
　　“不！你们是想让我消失，你们想害死我！就像随军牧师，还有司务长，你们把他藏起来了，是你们！是你们让他消失了！”
　　几个人上来按住我，床吱咯呻吟，简直就要塌了，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将一管冰冷的液体推进我的体内。
　　我瞬间就一阵寒颤，喉咙发紧，感觉就快死了。
　　“你就是那个住在贝辛格帐篷里的人。”
　　不知道是谁，在我耳旁低声说。
　　我的意识开始朦胧起来，记忆像碎片一样被打散，再胡乱拼凑，相互颠倒，分不清因果：“他们……不想……继续飞行，但你们却一直……在提高飞行的次数……所以他们……逃走了……”
　　“很遗憾地告诉你，”我听见上校的声音说，“不过，阿特·托德已经死了。就在几天以前，在你刚抵达格斯韦斯岛的那一天，他在太平洋上空执行任务，无线电报传来，他和他的整个机组成员集体阵亡。”
　　我使劲地摇头：“不……不可能……他们没有死……他们逃走……”
　　“安心睡吧，等你一觉醒来，很快就会没事了。”
　　那团肮脏的斑痕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陷入一片黑暗，只有无尽的雨声，仍然犹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