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近年来，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少医生抱怨患者越来越挑剔，不少患者却指责医生服务态度差、收费贵、潜规则多。医生与患者，从过去的相敬如宾，到现在的“势不两立”，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今日聚焦医患关系，追寻古代中医的医患交流方式，或可为今日之医患关系带来启发。
·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出，伴随着患者权利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率先开始认识到患者是权利的集合体，医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父权”思维进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30余载，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中国患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且快速膨胀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呢？
如果我们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就可以用“权利”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的美国，医患关系也是很头痛的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
试问，为什么伴随着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加大，国内医患冲突并没有好转？
我们医学界早已喊出医学模式转型的口号，但是大学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却转变甚微。
今天的医患冲突，本质上是社会民众对陈旧的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政策制度双重不满的非理性表达。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而前者是目前改善医患关系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医学界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前两年我去北京某医院，临床带教老师对我说：“王老师，现在病人一个个怎么那么难伺候。”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肝胆外科病房，他指着病人告诉学生，这个病人是早期肝硬化。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挨个儿叩诊了一下肝区。结果病人从床位上蹦起来说：“凭什么叩我？要叩就所有病人挨个儿叩！凭什么都摸我呀！”
若这一幕发生在30年前，可能不会有病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但现在，即便当时这位患者没有反对，也并不代表着这样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他的认可，可以不加请示地去做。有人说，作为医学院临床基地，病人有义务配合。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患者心里肯定不是十分高兴的。
于是，我和这位临床带教医生讲了讲日本医院临床教学的做法。
在日本医学院，带教老师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明天要去查病房，你们做一下准备吧！”同学们一听就知道，明天将会有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
日本医学生都能背诵《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名言警句。希波克拉底说：“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所以他们清楚“医患就是师生关系”，拜见“患者”这位老师，是因为病人用疼痛、疾病、鲜血甚至是生命培养了我们，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提高了我们的技能，所以我们必须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病人，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合格的医生。这也正是“患者至上”的由来，即我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我的恩师——我的病人，我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感恩于他们。
日本学生回到宿舍，6个学生一组凑钱买一支包装精美的小牙膏。第二天，学生们托着这支包好的牙膏，在老师的带领下恭恭敬敬来到患者床旁。
老师征询患者的意见：“田中先生，今天感觉好些了吗？这6个孩子是我的学生，我给您介绍一下……他们特别希望您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您愿意，今天开始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将给您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和治疗，那么您也将成为这6个未来医生的老师。”
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紧接着，这6个学生标准地90度鞠躬，然后呈上了准备好的小牙膏。你们说，患者能不同意吗？
讲完这个故事，我对那位临床带教医生建议：“你们能不能也学一学？”不久以后第二次碰到他，他看到我很高兴：“王老师，你教的做法太好了，病人拿着牙膏半天都不会说话了。有个别病人，眼里还含着泪呢。”
其实病人不是在乎这一支小小的牙膏，而是这支牙膏所传递的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国人、医界所遗失的东西——尊重别人。
30年前，“尊重”二字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可能微乎其微。但今天不同，在街头，警察要开罚单之前必须要做一个标准的敬礼，否则开单无效。大家能够看到，每行每业都在改变。而医疗却似乎因为“求医问药”这个在医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而使得医患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积极的改善。
在日本，医院的床头柜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小花篮，里面插着护士手写的卡片：我们祝愿您早日康复；在中国，我们却经常看到患者送的大花篮放在护士台上。
无论是日本、中国香港或是台湾地区，每次当医生查完房之后往往会以一句“谢谢”来作为他们的告别语，感谢患者对自己的信任、找自己看病，感谢病人又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来熟练自己的操作、提升本领。但在中国，说谢谢的往往是病人。医生也觉得理所当然：对呀，我多辛苦啊，我救活了你的命呀。
医患不融洽主责应在医生
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如果医患关系相处不融洽，那板子基本应该打在医生的身上。医生内心有三个敌人：傲慢、冷漠和贪婪，如果不战胜他们，医患关系就容易出问题。
我问我的学生，你们出门诊，最不喜欢遇到从事什么职业的病人。他们告诉我：老师、律师、官员和同行……我把这几类患者统称为“学习型病人”。
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医生最讨厌的学习工具——搜索引擎被“学习型病人”掌握了。很可能病人拿着手机在诊室外百度完就会来挑战医生的专家地位：“大夫你没说全吧，我查了，不对吧？” 我的学生和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天他出门诊，一位儿子陪着得糖尿病的母亲来看病，儿子打印了一摞英文文献，和他讨论妈妈的治疗方案。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儿子是某知名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了30多年，为了陪母亲看病，他从网上打印了美国最新的糖尿病指南，学了两个晚上，用荧光笔画得五颜六色的，就拿着资料来“考”医生，这个检查你们能做吗？我的学生斜眼看看，好几处都不认识，被问得冷汗都出来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学习型病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学习型病人恰恰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动力啊。在这一点上，欧美医务人员很聪明，因为他们发现学习型病人彻底颠覆了“父权式”医患关系。医患关系转变为了“朋友式”医患关系，医生开始改变自己，在繁重业务流程中挤出宝贵的时间来教育他们的病人，使得病人一定要与自己对“为什么要治疗，如何治疗，治疗最糟糕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或副作用”产生共识。
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医院却没有把手术前的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重视与看待，反而把知情同意错误地理解为“免责”，还有医生把签字简单地理解为走程序，令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远……
面对学习型病人，台湾医生总结了一句话：一个半的医生总比一个医生强；一个半的护士总比一个护士周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医生就很棒，他们制作了骨科手术的宣教录像，手术前不再是直接签署知情同意书，而是让病人先看视频，让病人真正“理解”自己将要进行的手术。这其实并不难，关键我们是否愿意改变自己。
当我们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永远成功没有失败，我们的前方豁然开朗。
即使遇到一个晚期癌症病人，也能想出很多帮助他的方法。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甚至能够满足他临终前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人类现在命名过的疾病种类已超过60000种，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疾病种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医务人员都清楚，实际上药物和手术刀可以治愈的疾病非常少，而绝大多数疾病不需要任何药物和手术，或者属于自限性疾病，或者是一种带病生存状态。
有人说古代的中医非常聪明，他们不需要借助宗教就可以解决医学的终点问题。老中医在给病入膏肓的人看病的时候往往会开最后一方药，让儿子去抓。但这方药里面一定有一个不容易被找到的东西——药引子，比如，原配蛐蛐一对。儿子拿着药方急急忙忙去找，蛐蛐还没找到父亲就去世了。儿子回家并不把父亲的死因归结为医生的无能，而是认为这是“天命”，因为没找到蛐蛐呀。“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美国住院医师手册》的扉页上印着一句话：“一位住院医师每天除了查房，走进病房的时间决定了你与患者的关系”。而我看，中国大多数医生除去查房基本不再进入病房，更别说帮助病人和安慰病人。
永不可以己所学加害病人
医生的敌人是贪婪。图财并不可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有的人却堕落到害人性命的地步。
这些年，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我想也和卫生行政部门机制不到位有关。
我们的楼越来越高，设备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和患者的关系却越来越差，越来越远。在这种逻辑下，“商业利益”有时会成各医疗行业的“朋友”。更有甚者，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人不得“图财害命”之道德底线，更遑论医生之道德底线。我想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越发感觉职业幸福感下降，缺少基本尊严感的关键吧？
希波克拉底说，“永不可以己所学加害病人”。而今天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少数害群之马，把整体医务人员的名声搞坏了。我们必须像切除肿瘤一样将这类医生剔除，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工作点滴越做越好，把我们的医院打造为最安全的医院，而这个安全的医疗环境和医疗服务标准，也将是明天我们和后人所应当有权利享用的。
·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出，伴随着患者权利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率先开始认识到患者是权利的集合体，医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父权”思维进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30余载，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中国患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且快速膨胀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呢？
如果我们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就可以用“权利”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的美国，医患关系也是很头痛的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
试问，为什么伴随着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加大，国内医患冲突并没有好转？
我们医学界早已喊出医学模式转型的口号，但是大学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却转变甚微。
今天的医患冲突，本质上是社会民众对陈旧的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政策制度双重不满的非理性表达。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而前者是目前改善医患关系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医学界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前两年我去北京某医院，临床带教老师对我说：“王老师，现在病人一个个怎么那么难伺候。”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肝胆外科病房，他指着病人告诉学生，这个病人是早期肝硬化。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挨个儿叩诊了一下肝区。结果病人从床位上蹦起来说：“凭什么叩我？要叩就所有病人挨个儿叩！凭什么都摸我呀！”
若这一幕发生在30年前，可能不会有病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但现在，即便当时这位患者没有反对，也并不代表着这样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他的认可，可以不加请示地去做。有人说，作为医学院临床基地，病人有义务配合。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患者心里肯定不是十分高兴的。
于是，我和这位临床带教医生讲了讲日本医院临床教学的做法。
在日本医学院，带教老师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明天要去查病房，你们做一下准备吧！”同学们一听就知道，明天将会有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
日本医学生都能背诵《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名言警句。希波克拉底说：“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所以他们清楚“医患就是师生关系”，拜见“患者”这位老师，是因为病人用疼痛、疾病、鲜血甚至是生命培养了我们，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提高了我们的技能，所以我们必须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病人，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合格的医生。这也正是“患者至上”的由来，即我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我的恩师——我的病人，我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感恩于他们。
日本学生回到宿舍，6个学生一组凑钱买一支包装精美的小牙膏。第二天，学生们托着这支包好的牙膏，在老师的带领下恭恭敬敬来到患者床旁。
老师征询患者的意见：“田中先生，今天感觉好些了吗？这6个孩子是我的学生，我给您介绍一下……他们特别希望您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您愿意，今天开始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将给您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和治疗，那么您也将成为这6个未来医生的老师。”
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紧接着，这6个学生标准地90度鞠躬，然后呈上了准备好的小牙膏。你们说，患者能不同意吗？
讲完这个故事，我对那位临床带教医生建议：“你们能不能也学一学？”不久以后第二次碰到他，他看到我很高兴：“王老师，你教的做法太好了，病人拿着牙膏半天都不会说话了。有个别病人，眼里还含着泪呢。”
其实病人不是在乎这一支小小的牙膏，而是这支牙膏所传递的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国人、医界所遗失的东西——尊重别人。
30年前，“尊重”二字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可能微乎其微。但今天不同，在街头，警察要开罚单之前必须要做一个标准的敬礼，否则开单无效。大家能够看到，每行每业都在改变。而医疗却似乎因为“求医问药”这个在医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而使得医患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积极的改善。
在日本，医院的床头柜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小花篮，里面插着护士手写的卡片：我们祝愿您早日康复；在中国，我们却经常看到患者送的大花篮放在护士台上。
无论是日本、中国香港或是台湾地区，每次当医生查完房之后往往会以一句“谢谢”来作为他们的告别语，感谢患者对自己的信任、找自己看病，感谢病人又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来熟练自己的操作、提升本领。但在中国，说谢谢的往往是病人。医生也觉得理所当然：对呀，我多辛苦啊，我救活了你的命呀。
医患不融洽主责应在医生
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如果医患关系相处不融洽，那板子基本应该打在医生的身上。医生内心有三个敌人：傲慢、冷漠和贪婪，如果不战胜他们，医患关系就容易出问题。
我问我的学生，你们出门诊，最不喜欢遇到从事什么职业的病人。他们告诉我：老师、律师、官员和同行……我把这几类患者统称为“学习型病人”。
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医生最讨厌的学习工具——搜索引擎被“学习型病人”掌握了。很可能病人拿着手机在诊室外百度完就会来挑战医生的专家地位：“大夫你没说全吧，我查了，不对吧？” 我的学生和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天他出门诊，一位儿子陪着得糖尿病的母亲来看病，儿子打印了一摞英文文献，和他讨论妈妈的治疗方案。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儿子是某知名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了30多年，为了陪母亲看病，他从网上打印了美国最新的糖尿病指南，学了两个晚上，用荧光笔画得五颜六色的，就拿着资料来“考”医生，这个检查你们能做吗？我的学生斜眼看看，好几处都不认识，被问得冷汗都出来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学习型病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学习型病人恰恰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动力啊。在这一点上，欧美医务人员很聪明，因为他们发现学习型病人彻底颠覆了“父权式”医患关系。医患关系转变为了“朋友式”医患关系，医生开始改变自己，在繁重业务流程中挤出宝贵的时间来教育他们的病人，使得病人一定要与自己对“为什么要治疗，如何治疗，治疗最糟糕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或副作用”产生共识。
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医院却没有把手术前的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重视与看待，反而把知情同意错误地理解为“免责”，还有医生把签字简单地理解为走程序，令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远……
面对学习型病人，台湾医生总结了一句话：一个半的医生总比一个医生强；一个半的护士总比一个护士周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医生就很棒，他们制作了骨科手术的宣教录像，手术前不再是直接签署知情同意书，而是让病人先看视频，让病人真正“理解”自己将要进行的手术。这其实并不难，关键我们是否愿意改变自己。
当我们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永远成功没有失败，我们的前方豁然开朗。
即使遇到一个晚期癌症病人，也能想出很多帮助他的方法。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甚至能够满足他临终前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人类现在命名过的疾病种类已超过60000种，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疾病种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医务人员都清楚，实际上药物和手术刀可以治愈的疾病非常少，而绝大多数疾病不需要任何药物和手术，或者属于自限性疾病，或者是一种带病生存状态。
有人说古代的中医非常聪明，他们不需要借助宗教就可以解决医学的终点问题。老中医在给病入膏肓的人看病的时候往往会开最后一方药，让儿子去抓。但这方药里面一定有一个不容易被找到的东西——药引子，比如，原配蛐蛐一对。儿子拿着药方急急忙忙去找，蛐蛐还没找到父亲就去世了。儿子回家并不把父亲的死因归结为医生的无能，而是认为这是“天命”，因为没找到蛐蛐呀。“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美国住院医师手册》的扉页上印着一句话：“一位住院医师每天除了查房，走进病房的时间决定了你与患者的关系”。而我看，中国大多数医生除去查房基本不再进入病房，更别说帮助病人和安慰病人。
永不可以己所学加害病人
医生的敌人是贪婪。图财并不可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有的人却堕落到害人性命的地步。
这些年，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我想也和卫生行政部门机制不到位有关。
我们的楼越来越高，设备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和患者的关系却越来越差，越来越远。在这种逻辑下，“商业利益”有时会成各医疗行业的“朋友”。更有甚者，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人不得“图财害命”之道德底线，更遑论医生之道德底线。我想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越发感觉职业幸福感下降，缺少基本尊严感的关键吧？
希波克拉底说，“永不可以己所学加害病人”。而今天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少数害群之马，把整体医务人员的名声搞坏了。我们必须像切除肿瘤一样将这类医生剔除，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工作点滴越做越好，把我们的医院打造为最安全的医院，而这个安全的医疗环境和医疗服务标准，也将是明天我们和后人所应当有权利享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