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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季晓南，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多次参加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主要著作有《寻找有效结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十论》《企业绩效与制度选择》，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与实践》等书籍。
作
为原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198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便参加了机构改革的工作，1997年从国家人事部调到国家经贸委之后，又全程参与了国有企业3年改革突破（1998年-2000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决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次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设立，季晓南出任研究室主任，随后又履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推动并见证着国企改革的一次次突破与创新。
混是途径 改才是最终目的
《经济》：在您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企改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季晓南：一是从中心转为重要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也都围绕这个中心推进。
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审核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二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深化国企改革，由此可见，国企改革仍是重要任务，摆在第一位。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路径选择。1992年之前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放权让利，即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让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略作经营调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方向转为自主建设，提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在全国遴选了2000多家企业进行试点，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改革很复杂，3年试点之后并没有形成相关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就很难建立。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且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在此后的10多年里，大中型国企的改革方向都是股份制。截止到2016年底，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2%，全国超过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含有国有企业股份的上市公司将近1200家，占我国上市公司总量的三分之一。
《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已经提出20多年，电信、油气等领域也在推动，但对于混改的争议仍然存在，对此您如何理解？
季晓南：总体而言，股份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二级、三级公司以及部分地方国企做得相对较好，央企特别是集团公司由于规模较大，并没有真正达到预期。
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上市之后，国有股权比例过高，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国企之间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体制机制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被适时提出。所谓混合所有制，是指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公有资本主要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非公有资本包括个体、民营、外资，而混改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
可以说，股份制改革解决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形式和效率问题，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则在于，打破国企之间的“同性恋”，与民营资本“异性恋”，调动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积极性，真正促进体制机制转化。
与此同时，还应该逐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股权比例可以高一些，甚至绝对控股，但在一般竞争领域，应尽可能相对控股或者参股，避免一股独大。只有股权相对制衡，各股东在公司治理上的意见才能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否则只是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延伸到了股份制公司而已。
《经济》：中央大型企业在引进民营资本或民营投资者时，都有哪些标准和条件？
季晓南：投资与引资是一种双向选择，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引进的资本方一要讲诚信，二要有实力，三要符合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四要有利于企业转型和综合实力的提高。
以联通为例，与移动和电信相比，其组建时间较短，规模比较小，犹如轻量级与重量級选手在同一个拳台上比赛，肯定会吃亏。所以在混改时，联通将范围确定为四大类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且与其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领先公司、具备雄厚实力的产业集团和金融企业、国内领先的产业基金等。最终经过反复考量，于300多家投标企业中确定了中国人寿、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14家战略投资者，既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将国有股权比例从62.27%降到36.27%，也将通讯与互联网嫁接起来，有利于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综合竞争力。混改，混只是途径和手段，改才是最终目的。
集体层面的混改最迫切
《经济》：如您所讲，国企一股独大的现象依旧存在，如何有效改变这一现象？
季晓南：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一股独大，并不是说控股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才叫一股独大，如果控股达30%，其他股东都是1%，无力挣扎，也可以称之为一股独大。倘若这一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国企改革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首先，资本市场要允许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增持或减持股权，而不是把它们的手脚捆得死死的。第二，要有具备条件的资本方接盘，联通几百亿的盘子，之所以能够通过混改降低26个百分点的国有持股，关键在于BAT等民营企业有实力，且愿意参与其中。第三，各级国资委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应该转变职责，该管的管，该放的放，将用人权、收益分配权真正交到股东手上。第四，要逐步放开对外国资本的限额，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允许资本多样化。
《经济》：当前国企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对今后的改革有什么期待？
季晓南：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型国企、央企在集团层面如何混改，这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二是改革的动力从哪儿来，国企与民企的最大不同在于，民营企业家与企业资本有紧密的产权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国企都是任命制，管理层与企业本身没有必然的基因关系，改革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动力不足。
就目前来看，国企改革首先要抓紧时间试点，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既然是突破口就要发动总攻，要打攻坚战。二要在明确底线的基础上，授权给地方和企业，减少审批流程。三要创造条件，改革难免会有破产倒闭、职工下岗，对各种风险要有充分认识。四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用人权、分配权，特别是薪酬权利带动改革的积极性。五要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和用人制度，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司。
未来国企改革的最佳路径就是，央企先与地方国企重组，之后再引进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在优化结构、做大规模的同时，实现投资主体与产权的多元化。
季晓南，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多次参加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主要著作有《寻找有效结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十论》《企业绩效与制度选择》，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与实践》等书籍。
作
为原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198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便参加了机构改革的工作，1997年从国家人事部调到国家经贸委之后，又全程参与了国有企业3年改革突破（1998年-2000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决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次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设立，季晓南出任研究室主任，随后又履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推动并见证着国企改革的一次次突破与创新。
混是途径 改才是最终目的
《经济》：在您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企改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季晓南：一是从中心转为重要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也都围绕这个中心推进。
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审核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二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深化国企改革，由此可见，国企改革仍是重要任务，摆在第一位。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路径选择。1992年之前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放权让利，即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让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略作经营调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方向转为自主建设，提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在全国遴选了2000多家企业进行试点，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改革很复杂，3年试点之后并没有形成相关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就很难建立。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且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在此后的10多年里，大中型国企的改革方向都是股份制。截止到2016年底，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2%，全国超过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含有国有企业股份的上市公司将近1200家，占我国上市公司总量的三分之一。
《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已经提出20多年，电信、油气等领域也在推动，但对于混改的争议仍然存在，对此您如何理解？
季晓南：总体而言，股份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二级、三级公司以及部分地方国企做得相对较好，央企特别是集团公司由于规模较大，并没有真正达到预期。
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上市之后，国有股权比例过高，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国企之间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体制机制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被适时提出。所谓混合所有制，是指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公有资本主要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非公有资本包括个体、民营、外资，而混改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
可以说，股份制改革解决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形式和效率问题，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则在于，打破国企之间的“同性恋”，与民营资本“异性恋”，调动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积极性，真正促进体制机制转化。
与此同时，还应该逐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股权比例可以高一些，甚至绝对控股，但在一般竞争领域，应尽可能相对控股或者参股，避免一股独大。只有股权相对制衡，各股东在公司治理上的意见才能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否则只是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延伸到了股份制公司而已。
《经济》：中央大型企业在引进民营资本或民营投资者时，都有哪些标准和条件？
季晓南：投资与引资是一种双向选择，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引进的资本方一要讲诚信，二要有实力，三要符合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四要有利于企业转型和综合实力的提高。
以联通为例，与移动和电信相比，其组建时间较短，规模比较小，犹如轻量级与重量級选手在同一个拳台上比赛，肯定会吃亏。所以在混改时，联通将范围确定为四大类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且与其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领先公司、具备雄厚实力的产业集团和金融企业、国内领先的产业基金等。最终经过反复考量，于300多家投标企业中确定了中国人寿、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14家战略投资者，既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将国有股权比例从62.27%降到36.27%，也将通讯与互联网嫁接起来，有利于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综合竞争力。混改，混只是途径和手段，改才是最终目的。
集体层面的混改最迫切
《经济》：如您所讲，国企一股独大的现象依旧存在，如何有效改变这一现象？
季晓南：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一股独大，并不是说控股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才叫一股独大，如果控股达30%，其他股东都是1%，无力挣扎，也可以称之为一股独大。倘若这一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国企改革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首先，资本市场要允许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增持或减持股权，而不是把它们的手脚捆得死死的。第二，要有具备条件的资本方接盘，联通几百亿的盘子，之所以能够通过混改降低26个百分点的国有持股，关键在于BAT等民营企业有实力，且愿意参与其中。第三，各级国资委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应该转变职责，该管的管，该放的放，将用人权、收益分配权真正交到股东手上。第四，要逐步放开对外国资本的限额，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允许资本多样化。
《经济》：当前国企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对今后的改革有什么期待？
季晓南：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型国企、央企在集团层面如何混改，这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二是改革的动力从哪儿来，国企与民企的最大不同在于，民营企业家与企业资本有紧密的产权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国企都是任命制，管理层与企业本身没有必然的基因关系，改革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动力不足。
就目前来看，国企改革首先要抓紧时间试点，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既然是突破口就要发动总攻，要打攻坚战。二要在明确底线的基础上，授权给地方和企业，减少审批流程。三要创造条件，改革难免会有破产倒闭、职工下岗，对各种风险要有充分认识。四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用人权、分配权，特别是薪酬权利带动改革的积极性。五要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和用人制度，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司。
未来国企改革的最佳路径就是，央企先与地方国企重组，之后再引进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在优化结构、做大规模的同时，实现投资主体与产权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