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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在城市中心或边缘，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它们是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作者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落脚城市”的居民往往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继而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那条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恒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的低矮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以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我们将不再是个小村庄。
当时是1995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完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20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而且枯燥的生存状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
15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一条四线大道旁的幽灵，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70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20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1000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20万人口以及400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样的成长得到来自于六公里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都市村庄，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4000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气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见到繁忙不休的活动。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1995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
这里是王建一家的工厂兼住所。39岁的王建在4年前从80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这里，身上带着700元人民币，是他从事两年木工攒下的积蓄。他租下一个小房间，捡拾了一些废弃的木料和铁料，然后开始以手工制作传统的中式洗浴木桶。这种木桶颇受新兴中产阶级的喜爱。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后卖了出去，每个木桶能赚50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赚的钱已够他买些电动工具和一间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儿子、还有儿媳妇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孙子一起接了过来。他们睡觉、煮饭、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后方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用一张塑胶帘布隔开。比起他们当初在村里勉强居住的小屋子，这个空间不但更拥挤，也更缺乏隐私。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条铁带拴住木桶，一面用连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说着，“我们那个村里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我猜有五分之一都是自己创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只有老人还留在那里，那里已经变成一个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里，供养他们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买下了同一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让他儿子经营。老王的获利空间很小，因为竞争非常激烈：重庆还有另外12家洗浴木桶工厂，其中一家同样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厂产量最高，”他说：“可是利润不一定是最高的。”因此他们还得存许多年的钱，并且祈求洗浴木桶业的热潮不退，才有能力买下自己的公寓，把孙子送上大学，并且举家离开六公里。不过，等到他们梦想成真的那一天，说不定六公里也已经成了他们梦想中的城市。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在木桶工厂的同一条街上，可以见到另一个大型冷藏库，一家粉末颜料搅拌厂，一家工厂以五六部大型机器输出刺绣团，另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线圈，还有一个地方酸味刺鼻，只见许多十七八岁的小工人正在弯着腰操作塑封机，制作吹气海滩玩具。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工厂，制作橱窗道具、塑钢窗户、工业用空调管，生产廉价木质家具、木质装饰床架、高压变压器、电脑车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零件，以及不锈钢抽油烟机。这些以亚洲各地为主要目标销售市场的工厂全都创立于近十几年，老板不是外来的乡村移民，就是第一波乡村移民的员工。
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都是1995年以来移入的乡下村民。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这些人经常把子女和老人遗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以及极度贫困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寄钱回家供养村里的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自己的孩子日后到城里接受教育，而这几乎就用掉了他们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难以负担的生活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得以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目的地的门槛。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文化适应，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捣毁拆除。
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落脚城市: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著
陈信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定价：35.00元
道格·桑德斯(Doug·Saunders)，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 曾于1998、1999、2000连续三年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新闻奖”。2006年，桑德斯再度获奖，并被评选当年度加拿大最佳专栏作家。2010年，桑德斯通过巡访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进行深度调查，并写成《落脚城市》一书。2011年，《落脚城市》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并因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出色报道，获评为加拿大唐纳奖年度最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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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
重庆市的人口多达1000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20万人口以及400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4000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
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
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这些人经常把子女和老人遗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在城市中心或边缘，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它们是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作者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落脚城市”的居民往往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继而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那条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恒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的低矮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以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我们将不再是个小村庄。
当时是1995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完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20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而且枯燥的生存状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
15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一条四线大道旁的幽灵，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70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20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1000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20万人口以及400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样的成长得到来自于六公里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都市村庄，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4000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气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见到繁忙不休的活动。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1995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
这里是王建一家的工厂兼住所。39岁的王建在4年前从80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这里，身上带着700元人民币，是他从事两年木工攒下的积蓄。他租下一个小房间，捡拾了一些废弃的木料和铁料，然后开始以手工制作传统的中式洗浴木桶。这种木桶颇受新兴中产阶级的喜爱。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后卖了出去，每个木桶能赚50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赚的钱已够他买些电动工具和一间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儿子、还有儿媳妇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孙子一起接了过来。他们睡觉、煮饭、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后方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用一张塑胶帘布隔开。比起他们当初在村里勉强居住的小屋子，这个空间不但更拥挤，也更缺乏隐私。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条铁带拴住木桶，一面用连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说着，“我们那个村里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我猜有五分之一都是自己创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只有老人还留在那里，那里已经变成一个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里，供养他们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买下了同一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让他儿子经营。老王的获利空间很小，因为竞争非常激烈：重庆还有另外12家洗浴木桶工厂，其中一家同样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厂产量最高，”他说：“可是利润不一定是最高的。”因此他们还得存许多年的钱，并且祈求洗浴木桶业的热潮不退，才有能力买下自己的公寓，把孙子送上大学，并且举家离开六公里。不过，等到他们梦想成真的那一天，说不定六公里也已经成了他们梦想中的城市。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在木桶工厂的同一条街上，可以见到另一个大型冷藏库，一家粉末颜料搅拌厂，一家工厂以五六部大型机器输出刺绣团，另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线圈，还有一个地方酸味刺鼻，只见许多十七八岁的小工人正在弯着腰操作塑封机，制作吹气海滩玩具。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工厂，制作橱窗道具、塑钢窗户、工业用空调管，生产廉价木质家具、木质装饰床架、高压变压器、电脑车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零件，以及不锈钢抽油烟机。这些以亚洲各地为主要目标销售市场的工厂全都创立于近十几年，老板不是外来的乡村移民，就是第一波乡村移民的员工。
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都是1995年以来移入的乡下村民。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这些人经常把子女和老人遗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以及极度贫困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寄钱回家供养村里的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自己的孩子日后到城里接受教育，而这几乎就用掉了他们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难以负担的生活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得以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目的地的门槛。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文化适应，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捣毁拆除。
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落脚城市: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著
陈信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定价：35.00元
道格·桑德斯(Doug·Saunders)，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 曾于1998、1999、2000连续三年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新闻奖”。2006年，桑德斯再度获奖，并被评选当年度加拿大最佳专栏作家。2010年，桑德斯通过巡访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进行深度调查，并写成《落脚城市》一书。2011年，《落脚城市》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并因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出色报道，获评为加拿大唐纳奖年度最佳图书。
链接
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
重庆市的人口多达1000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20万人口以及400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4000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
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
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这些人经常把子女和老人遗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