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礼宾是国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让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有效和高效地进行沟通。礼宾受到规则的限制，但也有创新和改变的空间。许多人觉得礼宾就是国与国交往时需要遵守的礼仪规则，但其实，礼宾在各国的沟通交流中也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还为驻各国首都的外国使馆提供了一套通过驻在国外交部同该国政府打交道的流程。
1979年12月，我幸运地成为在年末假期前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递交国书的那批新任驻捷使节中的一位。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递交仪式中最为壮观的一次。我乘坐官方提供的轿车从布拉格城堡正门进入一个内院，在一个小型讲台前下车，大约有300名总统卫兵列成仪仗。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国歌被奏响，之后我向警卫们大声念出前一天该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教给我的问候语Nazdar（您好），警卫们齐声回答Z’dar（您好）！
2018年5月11日，印度總理莫迪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进行正式访问。尼泊尔总理奥利到机场迎接。
让仪仗队大声向贵宾致意，是捷克斯洛伐克独一无二的官方礼仪。这个环节还让两位来访贵宾闹了笑话。20世纪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对捷国事访问中也按东道国之礼向仪仗队大声致意，但却被仪仗队的大声回礼吓了一跳，随后他又说了一遍“Nazdar”，使得仪仗队再次大声回礼，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令现场捷克政要忍俊不禁。另一次，一位外国驻捷大使忘记了问候语，努力回想了一番后说了一个单词“Budwar”（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畅销啤酒品牌名），仪仗队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直到1970年左右，外国新任驻印使节都会乘豪华马车前往总统府递交国书，并由仪仗队迎接，但这两项安排后来被取消了。一些欧洲国家保留了旧礼宾模式的框架：新到任外国使节乘坐驻在国政府提供的豪华轿车，在摩托车队护送下前往国家元首的官邸，递交国书后以同样方式返回自己的寓所，细微差别在于，回程时轿车前方需插上派遣国国旗，因为坐在后座上的贵客已经完成了仪式正式开始履行大使职责了。
当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初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1977年3月曾败选），她发现许多国家都在简化外交礼仪、不再热衷于表面的形式，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受访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不再去机场迎接来访国宾，也多已取消送行仪式。于是在1982年初，英迪拉·甘地决定也仿而效之，简化印度的外交礼仪，将迎接国宾的欢迎仪式地点从机场改到总统府前院，后者建筑宏伟，比机场停机坪更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既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也减轻了总统和总理的礼仪负担。她一开始非常谨慎，要求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反复进行彩排，以达到要求。她亲自参加了几次彩排，过了好几个月才最终批准。这样一来，送行仪式的安排也悄然降格。现在即使是国事访问，也只需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机场送行。
一国的独特性可以体现在其礼宾礼仪的许多方面，也让礼宾礼仪更富变化。有时可以“打破常规”，总统或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来访贵宾，比如最亲切盟友的领导人以及教皇这样的贵宾。受访国领导人可以亲自陪同贵宾参访重要地点，比如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陪同访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度过了一天。作为特殊礼遇，访问印度、美国等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受邀在其立法机构发表演讲。
为去世的国家领导人或前领导人举行国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仪式，不少国家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这类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准备时间很短，到场嘉宾众多，因而安排工作十分繁重。但各国的“记性”都很好，许多国家都保存着详细的曾参加本国国葬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名单，以此作为是否参加其他国家国葬的重要依据。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紧要关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去世。英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5月出任首相后曾七次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晤，他常乘军舰前往，来回都得花上几天时间。1941年12月，他曾为劝说罗斯福支持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花费了巨大精力。然而丘吉尔没有亲自赴美出席罗斯福的葬礼，只派了一位部长前往。1965年1月丘吉尔去世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代表美国出席了他的葬礼，本该率团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称病”没有出席。
1989年2月24日，在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上，礼宾官员们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前来出席，但按照传统的位次顺序，54位其他国家元首中有很多排在他之前。根据传统，按资历排位，国王排在首位，其次才是总统，而且国王与国王、总统与总统之间则按上任时间排位。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日本方面希望把美国总统排在哀悼者的前列，但又怕得罪其他国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排位标准：位次按裕仁在位期间访问过的国家顺序确定，而美国是裕仁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葬礼期间，各国领导人们会在活动上和活动以外进行私下交谈或非正式会晤，从而产生了“葬礼外交”这种形式。1980年5月8日，在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的葬礼上，英迪拉·甘地总理第一次见到了新当选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是她们两人之间坚实友谊的开端。
递交国书趣事
1979年12月，我幸运地成为在年末假期前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递交国书的那批新任驻捷使节中的一位。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递交仪式中最为壮观的一次。我乘坐官方提供的轿车从布拉格城堡正门进入一个内院，在一个小型讲台前下车，大约有300名总统卫兵列成仪仗。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国歌被奏响，之后我向警卫们大声念出前一天该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教给我的问候语Nazdar（您好），警卫们齐声回答Z’dar（您好）！
让仪仗队大声向贵宾致意，是捷克斯洛伐克独一无二的官方礼仪。这个环节还让两位来访贵宾闹了笑话。20世纪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对捷国事访问中也按东道国之礼向仪仗队大声致意，但却被仪仗队的大声回礼吓了一跳，随后他又说了一遍“Nazdar”，使得仪仗队再次大声回礼，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令现场捷克政要忍俊不禁。另一次，一位外国驻捷大使忘记了问候语，努力回想了一番后说了一个单词“Budwar”（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畅销啤酒品牌名），仪仗队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直到1970年左右，外国新任驻印使节都会乘豪华马车前往总统府递交国书，并由仪仗队迎接，但这两项安排后来被取消了。一些欧洲国家保留了旧礼宾模式的框架：新到任外国使节乘坐驻在国政府提供的豪华轿车，在摩托车队护送下前往国家元首的官邸，递交国书后以同样方式返回自己的寓所，细微差别在于，回程时轿车前方需插上派遣国国旗，因为坐在后座上的贵客已经完成了仪式正式开始履行大使职责了。
打破常规
当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初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1977年3月曾败选），她发现许多国家都在简化外交礼仪、不再热衷于表面的形式，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受访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不再去机场迎接来访国宾，也多已取消送行仪式。于是在1982年初，英迪拉·甘地决定也仿而效之，简化印度的外交礼仪，将迎接国宾的欢迎仪式地点从机场改到总统府前院，后者建筑宏伟，比机场停机坪更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既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也减轻了总统和总理的礼仪负担。她一开始非常谨慎，要求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反复进行彩排，以达到要求。她亲自参加了几次彩排，过了好几个月才最终批准。这样一来，送行仪式的安排也悄然降格。现在即使是国事访问，也只需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机场送行。
一国的独特性可以体现在其礼宾礼仪的许多方面，也让礼宾礼仪更富变化。有时可以“打破常规”，总统或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来访贵宾，比如最亲切盟友的领导人以及教皇这样的贵宾。受访国领导人可以亲自陪同贵宾参访重要地点，比如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陪同访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度过了一天。作为特殊礼遇，访问印度、美国等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受邀在其立法机构发表演讲。
“葬礼外交”
为去世的国家领导人或前领导人举行国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仪式，不少国家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这类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准备时间很短，到场嘉宾众多，因而安排工作十分繁重。但各国的“记性”都很好，许多国家都保存着详细的曾参加本国国葬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名单，以此作为是否参加其他国家国葬的重要依据。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紧要关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去世。英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5月出任首相后曾七次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晤，他常乘军舰前往，来回都得花上几天时间。1941年12月，他曾为劝说罗斯福支持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花费了巨大精力。然而丘吉尔没有亲自赴美出席罗斯福的葬礼，只派了一位部长前往。1965年1月丘吉尔去世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代表美国出席了他的葬礼，本该率团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称病”没有出席。
1989年2月24日，在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上，礼宾官员们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前来出席，但按照传统的位次顺序，54位其他国家元首中有很多排在他之前。根据传统，按资历排位，国王排在首位，其次才是总统，而且国王与国王、总统与总统之间则按上任时间排位。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日本方面希望把美国总统排在哀悼者的前列，但又怕得罪其他国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排位标准：位次按裕仁在位期间访问过的国家顺序确定，而美国是裕仁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葬礼期间，各国领导人们会在活动上和活动以外进行私下交谈或非正式会晤，从而产生了“葬礼外交”这种形式。1980年5月8日，在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的葬礼上，英迪拉·甘地总理第一次见到了新当选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是她们两人之间坚实友谊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