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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被广泛的运用到了翻译理论中，其中“等效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翻译理论和奈达翻译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术语“equivalence”有译论家将其表达为“等值”或“等效”。但实际上这和语言学里的“等效原则”有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诗歌、等效原则、奈达、功能对等
作者简介：唐蕴（1982-），女，研究生学历，讲师，任教于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引言
“等效原则”把翻译看作是语码间的转换，费道罗夫就曾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了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张今，1987：6）。形式对等在诗歌翻译中就是我们常说的“形似”。在诗歌翻译中要做到“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做到“形神兼备”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由诗歌的诗体性，语言的凝练性，文化意境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二、诗歌的音韵特征
诗歌的诗体性是从它的音韵和形式来看的。首先从音韵方面看，诗歌顾名思义是诗与歌的结合，诗歌注重音韵的和谐协调。音韵问题是抑扬顿挫，高下徐疾的配合。诗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用韵。尾韵是所有中国诗歌的特点，头韵及准韵间或也有。诗歌的诗体性从形式上来分析主要体现在音步和对仗两个方面，中国的汉语是单音节词，因此在一行诗当中有多少个词就有多少个音节。古诗当中每一行的音节的数目决定了其格律形式，在中国古代律诗当中常见的是“五音步”和“七音步”，也就是说每行要么全部是五音步要么全是七音步。对仗是中国诗歌中特有的形式，“对仗即对偶，要求出对句中所包含的成分在意义上必须相对，而且不允许有字或词的重叠，特别是在律诗中对对仗的工整性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汉语是单音节字或双音节词，容易形成对仗，而一个英语词往往有一个以上的音节，因此在中诗英译中要音韵和结构的对称性并非易事，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三、语言特征
语言的凝练性是诗歌语言的特色。与英语比起来，汉语词的词义大多数不是十分清晰和固定的。一個词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中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诗歌有言简意赅之利，诗人可以用以充分地用一个词把不同的含义表达出来。可见在汉语诗歌中即使单独的一个字也含有丰富的内涵，而要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单词与之完全对应是不容易的。
四、文化的意境性。
所谓“意象”，根据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即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融合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袁行霈，1987）。这里的客观事物指能触发作者感情和创造的具体事物，经过思维的取舍和加工，成为诗人独特的审美视角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诗歌是一门艺术，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独有的意境，读懂了字面意思并不代表着理解了诗歌的内涵。一首诗的含义远远多于字面上所直接呈现的那一部分，字面意思常常只是冰山的水上部分，译者应该更关心水下部分的命运。从微观方面看，诗歌当中的意象不是简单的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它带有诗人的主观思维，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或诗歌当时的意境。从宏观方面看，诗歌的意象和诗人的主观思维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背景，意象因此常常表现为文化意象。文化意象渗透在各自的语言词汇里，诗歌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广阔深沉的内涵。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沉淀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比如比如唐代诗人陈子昂胸怀大志，满腔热血，却怀才不遇，仕途坎坷。在这种报国无门的无奈心情下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其原文和英译本如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译文：
Men there have been – 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will be – I see them not，
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done I stand – in tears.
原诗仅四句，抒发了作者无限的感，读后让读者对原作者的愤然无奈之情感同身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诗人吊古伤今，感叹怀才不遇。这里的“古人”和“来者”指的是历代闻名于世的礼贤下士的明君。而在译文中翻译为“men” 给人一种不知所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整个译文完全没有体现诗人悲怆无奈的意境，与原诗的悲壮雄浑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可见，一些汉语里的词汇、意境和表达方式用英语来转达时却很难传达出同样的意蕴。译者往往找不到能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感受的词汇、意境和表达方式。原文文化中所具有的语境特点往往在译文文化中空缺，或者译文文化中虽有但仍有差别。有的译本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对等，注重了“声美”却忽视了“神美”、“意美”，使不少在中国深受欢迎的作品译成英文后，却让英美读者感到平淡乏味，缺乏感染力，甚至有的作品还让他们感到茫然不解，莫名其妙。由此可见，在古诗英译中，完全遵循 “等效原则”理论框架下的 “形式对等”和“语义对等”是不可取的。
五、“功能对等“论
在译诗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原诗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对应，而是整首诗在译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这就是奈达“功能对等”论的思想。奈达基于“等效原则”提出了“功能对等”论，他认为好的译本对于其目标语读者产生的影响和原文本对其原文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基本相同，它们都是以为读者服务为目的。从“功能对等”理论所体现的翻译原则来看，它认为在翻译时应该尽量传递原文的信息，首先是内容，其次是形式；对原文进行的改动或文化调节应限制在枝节性的文化信息范围之内，重大的文化信息应该尽量保留；改动或文化调节的前提是直译可能会引起读者误解，看不懂或信息过载 （Nida， 1969：110）。人们一般把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论也看作是“等效论”只不过它强调的是和原文的效果和作用的对等，而非同原文的意义和形式的对等。
六、结语
无论是语言学的“等效原则”还是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译者首先应该考虑译本怎样才能对其目标语读者和原文读者产生尽可能基本相同影响，这需要多方面因素的考虑，需要把“等效原则”和“功能对等”尽可能有机统一起来以达到最佳效果。
关键词：诗歌、等效原则、奈达、功能对等
作者简介：唐蕴（1982-），女，研究生学历，讲师，任教于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引言
“等效原则”把翻译看作是语码间的转换，费道罗夫就曾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了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张今，1987：6）。形式对等在诗歌翻译中就是我们常说的“形似”。在诗歌翻译中要做到“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做到“形神兼备”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由诗歌的诗体性，语言的凝练性，文化意境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二、诗歌的音韵特征
诗歌的诗体性是从它的音韵和形式来看的。首先从音韵方面看，诗歌顾名思义是诗与歌的结合，诗歌注重音韵的和谐协调。音韵问题是抑扬顿挫，高下徐疾的配合。诗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用韵。尾韵是所有中国诗歌的特点，头韵及准韵间或也有。诗歌的诗体性从形式上来分析主要体现在音步和对仗两个方面，中国的汉语是单音节词，因此在一行诗当中有多少个词就有多少个音节。古诗当中每一行的音节的数目决定了其格律形式，在中国古代律诗当中常见的是“五音步”和“七音步”，也就是说每行要么全部是五音步要么全是七音步。对仗是中国诗歌中特有的形式，“对仗即对偶，要求出对句中所包含的成分在意义上必须相对，而且不允许有字或词的重叠，特别是在律诗中对对仗的工整性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汉语是单音节字或双音节词，容易形成对仗，而一个英语词往往有一个以上的音节，因此在中诗英译中要音韵和结构的对称性并非易事，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三、语言特征
语言的凝练性是诗歌语言的特色。与英语比起来，汉语词的词义大多数不是十分清晰和固定的。一個词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中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诗歌有言简意赅之利，诗人可以用以充分地用一个词把不同的含义表达出来。可见在汉语诗歌中即使单独的一个字也含有丰富的内涵，而要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单词与之完全对应是不容易的。
四、文化的意境性。
所谓“意象”，根据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即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融合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袁行霈，1987）。这里的客观事物指能触发作者感情和创造的具体事物，经过思维的取舍和加工，成为诗人独特的审美视角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诗歌是一门艺术，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独有的意境，读懂了字面意思并不代表着理解了诗歌的内涵。一首诗的含义远远多于字面上所直接呈现的那一部分，字面意思常常只是冰山的水上部分，译者应该更关心水下部分的命运。从微观方面看，诗歌当中的意象不是简单的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它带有诗人的主观思维，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或诗歌当时的意境。从宏观方面看，诗歌的意象和诗人的主观思维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背景，意象因此常常表现为文化意象。文化意象渗透在各自的语言词汇里，诗歌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广阔深沉的内涵。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沉淀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比如比如唐代诗人陈子昂胸怀大志，满腔热血，却怀才不遇，仕途坎坷。在这种报国无门的无奈心情下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其原文和英译本如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译文：
Men there have been – 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will be – I see them not，
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done I stand – in tears.
原诗仅四句，抒发了作者无限的感，读后让读者对原作者的愤然无奈之情感同身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诗人吊古伤今，感叹怀才不遇。这里的“古人”和“来者”指的是历代闻名于世的礼贤下士的明君。而在译文中翻译为“men” 给人一种不知所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整个译文完全没有体现诗人悲怆无奈的意境，与原诗的悲壮雄浑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可见，一些汉语里的词汇、意境和表达方式用英语来转达时却很难传达出同样的意蕴。译者往往找不到能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感受的词汇、意境和表达方式。原文文化中所具有的语境特点往往在译文文化中空缺，或者译文文化中虽有但仍有差别。有的译本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对等，注重了“声美”却忽视了“神美”、“意美”，使不少在中国深受欢迎的作品译成英文后，却让英美读者感到平淡乏味，缺乏感染力，甚至有的作品还让他们感到茫然不解，莫名其妙。由此可见，在古诗英译中，完全遵循 “等效原则”理论框架下的 “形式对等”和“语义对等”是不可取的。
五、“功能对等“论
在译诗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原诗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对应，而是整首诗在译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这就是奈达“功能对等”论的思想。奈达基于“等效原则”提出了“功能对等”论，他认为好的译本对于其目标语读者产生的影响和原文本对其原文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基本相同，它们都是以为读者服务为目的。从“功能对等”理论所体现的翻译原则来看，它认为在翻译时应该尽量传递原文的信息，首先是内容，其次是形式；对原文进行的改动或文化调节应限制在枝节性的文化信息范围之内，重大的文化信息应该尽量保留；改动或文化调节的前提是直译可能会引起读者误解，看不懂或信息过载 （Nida， 1969：110）。人们一般把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论也看作是“等效论”只不过它强调的是和原文的效果和作用的对等，而非同原文的意义和形式的对等。
六、结语
无论是语言学的“等效原则”还是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译者首先应该考虑译本怎样才能对其目标语读者和原文读者产生尽可能基本相同影响，这需要多方面因素的考虑，需要把“等效原则”和“功能对等”尽可能有机统一起来以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