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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一系列不合理的经济学理论和不科学的方法论，并凸显了自己分析异化问题的新的实践方法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涉及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需求异化等内容。在异化劳动方面，揭示了人的本质异化；在异化自然中，发现自然与人的生活异化；在异化需求中，论证了价值需求的异化；在克服异化的思考中，论述了消除异化的路径及方法，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及其以反思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性思维方法，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68-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研究”（14JJD71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银珍（1978-），女，安徽宿州人，中共利辛县委党校教研部讲师，中央党校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一、引言
“异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理论，也是一个哲学理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为基础和历史逻辑，深刻地分析了异化理论，涉及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需求异化等内容，为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充分吸取前人特别是古典时期哲学家的优秀成果，并发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黑格尔的异化是绝对（客观）精神外化为外部事物，这种对象化就是异化。费尔巴哈的异化是人创造的宗教（上帝）与人相对立、相分裂，并奴役人。马克思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及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与人相对立，并奴役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根源不在物， 也不在于任何抽象的思辨精神及道德伦理思想，而在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只有采取共产主义的革命活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异化，解放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社会。
马克思“异化”理论，特别是《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理论热点。总结近30年来学术界关于“异化”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和方向：
第一，从文本角度，解读“异化”概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就是主体自身的活动创造了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立并奴役自身。[1]有学者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在不同的文本中，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手稿》中，“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2]，不能用《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取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3]，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异化概念经历了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过程[4]，随着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异化”会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含义[5]。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念，认为“异化”理论“不存在根本性质的不同、逻辑的翻转或视角的转换”[6]。
第二，从思想史角度，探索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认为“异化”理论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研究始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7]，是马克思正确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8]91。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最重大成果[9]，开创了深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先河，对马克思正确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8]91和决定作用[10]。
第三，从理论的来源角度，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有学者认为从哲学上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但是，其已经远远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11]。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中的人是思辨中抽象的人，而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是社会中的现实的人。[12]马克思正是在繼承和批判前辈们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的“异化”理论[13]。
第四，从理论的内容角度，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包括“四个规定”[14]或四个方面[15]，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与类本质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16]。但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提出异化劳动的“三重规定”，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和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17]也有学者提出“三规定说”，即人同他人相异化、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和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18]
综上所述，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 理论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对分析和批判当下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学术界对《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研究存在分歧。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几个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是什么关系？“异化”如何产生？马克思如何深刻地批判“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如何消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马克思《手稿》为文本依据，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进一步解读，并试图把它置于经济哲学的高度进行诠释。
二、“异化”理论
马克思“异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异化劳动
1.异化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假定为事实的虚构逻辑。为了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9]156，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劳动的结论。从这一经济事实可以看出，异化是在劳动实践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透彻地理解异化劳动，还需要以“劳动”或“生产”为切入点。 马克思强调过：“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19]159这说明劳动的本质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由此可以推導出，异化劳动的本质与异化生产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如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 而且也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异己关系， 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敌对关系。”[19]165这里的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生产关系。因此，异化劳动的实质就是异化生产关系。
从一般涵义上讲，研究异化劳动，我们需要探讨劳动和劳动产品到底归属于谁？马克思认为劳动和劳动产品“属于另一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是工人之外的他人”[19]164-165。人与自身的任何异化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自然界和神都不具有主动与人发生关系的能力，只有人具有这种主动性，只有人自身才能统治人。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和产品归属于他人所有。
深入地研究异化劳动，我们还需要探究另一个根本问题：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9]16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从私有财产和劳动相互分离的角度分析异化问题，其实，这已经为探寻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提供了方法。一定程度上，马克思已经指出了人们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和劳动分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19]168因此，“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9]166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9]166
2.异化劳动具体内容。首先，人与产品的关系：物的异化。劳动的产品是物化的劳动和劳动的物化相结合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人与对象的和谐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19]165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资本家所有，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能够占有的东西就越少，他们自己创造的对象越以巨大的异化力拒斥、奴役他们。
其次，人与生产的关系：自我异化。产品异化不过是活动、生产异化的总结。劳动产品的异化意味着劳动本身的异化。对工人来说，劳动本身不属于他们的本质，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且工人自己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就是工人的自我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对生产活动的关系就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活动——的关系。[19]160这种劳动是工人本身的自我牺牲和自我丧失。
再次，人与类的关系：类同人相异化。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9]160说明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人才成为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人，即自由的、普遍的、有生命的类存在物，亦即人类。但是，异化劳动颠覆了人的类本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被奴役的、被压迫的、纯粹的工具性劳动，变成了动物式的生存手段。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9]161
最后，人际关系：人同人相异化。人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同他人的相互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这种与他人的关系只能在劳动中产生，劳动是人际关系产生的基础。异化劳动只能产生异化的人际关系。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9]166如果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异己的、敌对的，那么之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他人是这一对象的主宰。[19]165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劳动产品同工人异化，而且生产出他人对劳动的关系，这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
总之，异化劳动本质及其具体内容已经透彻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特别是工人始终处于深度的异化境遇。对他们来讲，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人化的、人性的自然和社会产物，都是同工人处于敌对、异化的状态之中。这些东西本该属于工人所有，但是，在现实中都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所有，并同工人相对立，奴役工人。[19]168工人在异化劳动下，异化地生存。
（二）自然异化
对于自然异化，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自然基础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是与人毫无相关、没有交集的纯粹自为存在，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相互统一的绝对存在。但是，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如马克思强调的：“在实践上， 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 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9]161在这里说明，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生产资料，“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9]158另一方面， 自然界为实践活动主体提供感性的、现实的生活资料。所以， 自然界（包括人化的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界，人只有通过劳动占有自然， 从而在物质、精神上丰富和发展人自身。 但是，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自然界，也逃脱不了异化的“尘埃”，以致于自然界与人相互对立。不仅人化自然的产品与人异化，而且感性的自然也同人异化。马克思强调：“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19]160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工人同自然（包括人化自然）相互异化、相互对立。为了维持肉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料，工人必须通过劳动占有外部对象。他们越是努力地占有对象和生活资料，他们越是悲惨地丧失对象和生活资料。在生存欲望的刺激下，他们被自然所支配和奴役，这就形成了自然基础同人异化。异化自然成为必然的普遍的表现形式。对工人来说，自然界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很难为工人生产劳动提供物质资料，甚至越来越不能提供满足维持人生存的手段，即“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9]158。所以，自然与现实劳动处于相互对立、相互对抗之中，自然变为生产者及其劳动实践的异化力量、奴役的力量。
2.自然主体异化。为了生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象化过程，说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是本能的反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9]163在这里，实践活动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实践活动本身已经包含了主体，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类存在物，人在实践中产生；其二，实践活动具有自我实现的目的性，人与自然交往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其三，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具有对象性特征。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9]163所以，人不仅在自然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而且在自然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有创造力的主体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自然的我与自为的我有机统一。
“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19]163在这里，马克思诠释了在异化的背景下，人的主体地位被颠倒的事实：人由生活的主体变成生活的工具。从形式上看，人依然是作为劳动实践活动的主体而存在的，但是，事实上，此时的实践主体已经不是真正的主体，甚至不是真正的人，而是自己生命活动的工具。为了生存，主体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劳动实践，以生产更多的对象性的产品，但是，现实的生产劳动者并没有成为这些对象性产品的主体和享用者，而成为这些对象性的产品对立者和异化者，丧失了主体地位。
这种主体异化，在工人自身体现得更为深刻。工人成为资本的奴隶，无论何时，工人的处境都是悲惨的，他们没有人的地位，像生产的机器、资本和商品一样，在异化的市场中竞争生存。一方面，工人不幸成为活动的资本，失去了自我；另一方面，工人很幸运成为资本，为了使自己不被埋葬，不被饿死，必须失去自我，成为资本。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工人无法满足肉体的生存需要，工人面临着被饿死的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增加了对雇佣工人的数量需求，这对工人必须充当资本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分工越精细化，工人生产活动越碎片化，工人越机器化。工人成为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个机器零部件，从事着碎片化、机器化的劳动。即便在这种无奈的境遇下，依然存在异化的竞争，不仅工人之间存在生存的竞争，而且机器与工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很难成为机器般的劳动者。纵然一部分工人成为机器般的劳动者，但是，依然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总有一部分工人无法改变自己失业、沦为乞丐或者饿死的厄运。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工人都只能是不幸的“资本或商品”，只能从事机器般的劳动，沦为资本和生活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地位。
（三）需要异化
需要是人的有意识的本质属性，也是人从事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需要的满足又会进一步提升人的本质属性和能力。在“需要——满足——需要”的循环中，人不断得到发展，不断得到完善。但是，异化背景下的需要具有其独特性，人不是在需要中得到完善，而是成为了需要的工具。
1.货币需要的异化。需要是人应该具有的本性。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的桥梁，为此，货币的“控制力”得以无限制的膨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强调：“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 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 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0]53强调货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是，这个创造物反过来主宰和支配人、奴役人，而且人向其膜拜。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货币的万能本性，指出：“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貨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19]244也就是说，货币成了“我”的主宰，没有货币，就没有需要，如果有，也只是观念的需要。需要必须以货币为基础，才能够实现，除此之外，一切需要都只是无效的幻想。因此，马克思认为：“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19]246说明货币成为需要是否有效的基础和准则，人们为了实现需要，必然疯狂地追求货币，数量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节制的追求过程中，货币异化的力量不断增强，成为超越人、统治人的真正力量和万能之物。 的确如此，货币成为私有财产的标志，工资、利润、地租都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此，货币现实的魔力被无限地夸大。人为了生活，必然争夺货币；为了获得多一些货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创造一种能够支配他人的本质力量。无数个这样的盲目的创造交织在一起，最终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货币王国）不断地扩展，以致于每个人都成自己及他人的货币需要的手段。这一点，在工人和资本家身上都表现地比较明显：工人必须依附于工资，只能是他们自己工资的手段，资本家贪图利益，只能是他们自己赢利的手段，货币的本质成为“人的异化的类本质”。一方面，工人为了生存必须争夺工资。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哪怕仅仅是维持动物性的肉体生活资料，都足以激起工人对工资的欲望；哪怕是工资微微地提高，都足以引起工人之间的竭力竞争。在这里，劳动本身只是工资的手段和奴隶。为了多挣点微薄的工资，他们只能成为工资的奴隶，忍受资本家的剥夺，自愿地过度劳动，这必然缩短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又迎合了其他工人的就业的需要，因为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减少了就业的竞争。工人不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主体，也不团结其他工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竞争的对手。可以看出，整个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度的、无人性的病态需求之中，工人是工资的奴隶。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生活，疯狂地掠夺货币，成为货币积累的手段。資本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得利益和利润，他们试图榨取一切财富，完全成了逐利的工具和掠夺货币的牺牲品。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用病态的眼睛默默地探寻他人的每一个弱点，以寻求挖掘他人新需要的“商机”。 这必然产生货币需要的异化现象：宦官厚颜无耻地刺激君主享受能力和欲望，以骗取利益；生产者向挥霍者百般献媚以刺激消费，肆意骗取货币；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卑鄙地把土地的出租价抬得高高的；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毫无人性地把工资压得低低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益的无人性，一切格外殷勤地去关怀他人急需，都是为激起他人的病态的欲望而设下的货币陷阱，一切机敏地精心策划都是屈从于非人性的欲望。“无节制”地掠夺货币成为人的目的。在货币的需要下，人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走向了自我的反面。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9]246-247，货币颠倒了人和自然的一切属性，人成为货币的奴仆。
2.生活需要的异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为最必需的动物性的生活需要是人的真正生活需要。对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即动物性需要）和自由自主活动需要（即人的本质性需要）两个方面，只有自由自主的活动才是人的本质需要。异化劳动使人只有和动物共有的生理需要，人的生活需要产生了异化。
一方面，在异化劳动的阴霾下，工人只有异化生活需要。工人变成没有人的需要的存在物。人的需要降低为动物性生理性需要。需要的牲畜般、野蛮化地蔓延，甚至人的需要还达不到动物生活需要的水准。动物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有沐浴阳光的需要、有呼吸新鲜空气的需要、有运动的需要等等，这一切对工人来讲都成为了多余。工人无奈地退回到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的洞穴中居住，然而，这个洞穴依然是敌对的“异己”的住所。他们只有把血汗都献给它时，才能居住，否则，付不起房租，随时可能被赶走。肮脏的、不宜居住的自然环境，成为工人生活不可改变的现实。工人没有人的需要，只有最简单、最可怜的吃的需要，而且是仅仅为了不被饿死的需要。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9]161。人的目的就是满足动物性的机能和维持牲畜般的生活，人的生活异化为动物的生活。
另一方面，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家生活需要的异化。资本家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计算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远离人性自由生活的追求。对资本家本身而言，即使是在“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的支配下，他们也绝不愿意退回到动物性的粗陋需要之中，而是竭力地追求物质利益，以满足其奢侈的生活需要。但是，资本家的这种需要及其满足都是只限于再生产能带来利润的补充的那部分，个人的需要及其需要的满足，都屈从于资本及其能够带来的利益。资本家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利，他们任何需要及其满足都是以能够带来利益为前提的，需要成了资本家挣钱的工具。这种需要的盲目扩大，必然导致每个资本家都成为需要的工具。为了需要和满足需要，他们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19]223，可见，资本家的一切思想都湮没在贪婪的欲望之中，一切活动屈从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正是这种非人性的需要作为心理和现实动因，资本家成了他们自己生活需求的奴隶。
三、消除异化的路径及其实践方法论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分析异化问题；立足于实践，探索扬弃异化的路径；立足于主体，诠释人的本质的复归，而贯穿始终的是实践逻辑和实践观方法论。
（一）异化产生于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自己生活的需要就是生产劳动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少，而且大多存在于家庭范围之内。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随后出现了交换和分工，形成了私有制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每个人都想多获得些剩余产品和利益，为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提供条件，人的活动目的性日益明确和价值判断日益突出。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追求的驱使下，形成了超越于个人能力之上的异化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下，劳动实践逐渐成为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9]165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解释了异化是实践与实践关系相结合的产物。 （二）扬弃异化的路径在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9]185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共产主义是以人的本质复归为目的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就意味着是在承认和认可异化中所包含的积极本质、积极成果的前提下，扬弃消极的异化形式，也就是说，扬弃的不是人的对象化即劳动本身，而是异化的形式。同时，人是任何实践活动的主体，只有把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才能为其他异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内在动力。因此，共产主义不仅要扬弃异化劳动形式，而且要扬弃劳动的主体的异化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放人类，真正地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
第二，扬弃异化的途径是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 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9]232“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 即在经济的运动中， 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 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9]186说明扬弃私有制不仅要有思想运动，而且要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运动作为客观基础。原因在于：一方面，异化产生于社会实践之中，异化的消除也必然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劳动的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产生的，扬弃异化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变革生产关系，在现实实践中寻求新的合理的生产关系基础。
第三，共产主义是自觉地解答“历史之谜”。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不是仅仅停留于意识领域，而且是真正地植根于现实；不仅是能够被理解的过程，而且是直接追求实效的过程。进入共产主义以后，人的真正本质归属于人，即人的社会性本质与实践性本质归属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得到解决，人的主体价值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合理的辩证统一。
第四，上述的三个问题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异化问题都无法完整地论述和剖析，“历史之谜”将无法真正地解答。
（三）消除“异化”的基本条件：生产力的发展
在《手稿》中，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人剥人的生产关系本质，已经触及到异化问题的本质，也为消除异化问题提出崭新的见解，已经踏上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私有制、异化与分工的关系，并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分工进一步强化了私有制，产生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如马克思强调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1]37“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利。”[21]39说明在私有制社会，分工产生了人与人相互对立的异化的力量，分工是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消除異化的根本条件，如马克思指出：消灭这种“异化”必须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即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和这些人又和现存的资产阶级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1]39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消除异化的根本条件，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说明消除异化不仅要有生产关系的条件，即阶级对立，而且要有生产力的条件，即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四、“异化”批判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异化”批判理论。不论是劳动异化，还是自然异化，或者是需要异化，都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可以看出，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及其以反思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性思维方法，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避免基层权力异化
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的统治与剥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权力”异化的批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其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人民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中国是不会产生权力异化的。但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一些体制机制不健全，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一些地区领域，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严重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政治生态环境、危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置国家于危险境遇，这就是权力异化现象。从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来看，权力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权力脱离法律规范的约束，成为某些领导干部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启示我们要避免权力异化必须加强政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执法、司法制度，真正地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权力的运用必须以遵守法律制度为前提；另一方面，完成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制度，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进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战略成为悬于权力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效地遏制了“权力”异化现象。也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严惩权力异化，才全面地消除权力异化滋生势头，实现公共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好态势。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避免目标异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人的发展，破坏自然生态和损害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马克思“异化”理论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目标异化现象。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目标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这是“物的依赖阶段”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由于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带来了以高能耗、高成本、高污染为代价的不良后果，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冲突等社会问题，也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忽视了人的幸福，造成了发展目标异化，人的物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战略指导，正确地处理“发展”和“人”的关系问题。一是立足中国现实，发展经济，夯实解决一切问题的物质基础；二是遵循人的发展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始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遵循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始终把发展当代与保护后代相结合，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和谐相处。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避免社会异化
资本主义发展选择重物轻人的尺度，为了满足利益需求，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人生存与发展在内）。这就残酷地摧残着“人的社会”，最终导致人的生命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毁灭，社会异化现象随处可见。当前我国在就业、教育、收入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社会异化问题，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和降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因此，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要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提高社会需要的供给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们充分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实现“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2]，确保人民生活安康；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确保民生资源得到公平、合理、高效地分配和利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体制机制保障。同时，要加强和谐文化教育，用和谐文化熏陶人、引导人、培养人，提高人的和谐修养，为社会和谐，消除社会异化提供精神动力。只有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消除社会异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条件。
（四）实施“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推进国际治理，消除霸权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奴役本国人民的过程，也是殖民侵略、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过程，从国际视角来讲，就是“霸权”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其他国家人民的碎片化发展为代价。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呈现出多极性、多样性、互连性特征，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趋势不可逆转，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工业文明中优先获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优势，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略，推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置他国于动乱之中、置人民于灾难之中。基于对“霸权”挑战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習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推动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交往与合作，是消除霸权主义的关键之策，一方面，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注入了新的理念，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努力促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消除霸权主义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生态环境；另一方，中国作为后崛起之国，担当起大国责任，不仅追求自身的不断发展，而且引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建广泛的、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为消除霸权主义贡献中国力量。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世界人民才能消除“霸权”，实现和平共处的美好生活。
结语
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任何理论都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异化”理论亦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制造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对立，也不像孙国熙教授所说的“不存在视角的转换”。本文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异化”理论必然会不断地融入新的思想，因此，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学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我们必须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担当起反思现实问题的重任。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是任何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任何理论也只有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理论意义。当前，只有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与现时代相结合，才能促进“异化”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现其理论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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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68-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研究”（14JJD71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银珍（1978-），女，安徽宿州人，中共利辛县委党校教研部讲师，中央党校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一、引言
“异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理论，也是一个哲学理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为基础和历史逻辑，深刻地分析了异化理论，涉及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需求异化等内容，为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充分吸取前人特别是古典时期哲学家的优秀成果，并发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黑格尔的异化是绝对（客观）精神外化为外部事物，这种对象化就是异化。费尔巴哈的异化是人创造的宗教（上帝）与人相对立、相分裂，并奴役人。马克思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及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与人相对立，并奴役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根源不在物， 也不在于任何抽象的思辨精神及道德伦理思想，而在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只有采取共产主义的革命活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异化，解放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社会。
马克思“异化”理论，特别是《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理论热点。总结近30年来学术界关于“异化”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和方向：
第一，从文本角度，解读“异化”概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就是主体自身的活动创造了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立并奴役自身。[1]有学者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在不同的文本中，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手稿》中，“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2]，不能用《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取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3]，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异化概念经历了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过程[4]，随着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异化”会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含义[5]。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念，认为“异化”理论“不存在根本性质的不同、逻辑的翻转或视角的转换”[6]。
第二，从思想史角度，探索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认为“异化”理论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研究始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7]，是马克思正确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8]91。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最重大成果[9]，开创了深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先河，对马克思正确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8]91和决定作用[10]。
第三，从理论的来源角度，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有学者认为从哲学上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但是，其已经远远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11]。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中的人是思辨中抽象的人，而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是社会中的现实的人。[12]马克思正是在繼承和批判前辈们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的“异化”理论[13]。
第四，从理论的内容角度，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包括“四个规定”[14]或四个方面[15]，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与类本质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16]。但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提出异化劳动的“三重规定”，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和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17]也有学者提出“三规定说”，即人同他人相异化、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和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18]
综上所述，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 理论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对分析和批判当下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学术界对《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研究存在分歧。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几个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是什么关系？“异化”如何产生？马克思如何深刻地批判“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如何消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马克思《手稿》为文本依据，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进一步解读，并试图把它置于经济哲学的高度进行诠释。
二、“异化”理论
马克思“异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异化劳动
1.异化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假定为事实的虚构逻辑。为了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9]156，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劳动的结论。从这一经济事实可以看出，异化是在劳动实践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透彻地理解异化劳动，还需要以“劳动”或“生产”为切入点。 马克思强调过：“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19]159这说明劳动的本质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由此可以推導出，异化劳动的本质与异化生产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如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 而且也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异己关系， 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敌对关系。”[19]165这里的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生产关系。因此，异化劳动的实质就是异化生产关系。
从一般涵义上讲，研究异化劳动，我们需要探讨劳动和劳动产品到底归属于谁？马克思认为劳动和劳动产品“属于另一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是工人之外的他人”[19]164-165。人与自身的任何异化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自然界和神都不具有主动与人发生关系的能力，只有人具有这种主动性，只有人自身才能统治人。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和产品归属于他人所有。
深入地研究异化劳动，我们还需要探究另一个根本问题：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9]16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从私有财产和劳动相互分离的角度分析异化问题，其实，这已经为探寻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提供了方法。一定程度上，马克思已经指出了人们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和劳动分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19]168因此，“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9]166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9]166
2.异化劳动具体内容。首先，人与产品的关系：物的异化。劳动的产品是物化的劳动和劳动的物化相结合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人与对象的和谐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19]165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资本家所有，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能够占有的东西就越少，他们自己创造的对象越以巨大的异化力拒斥、奴役他们。
其次，人与生产的关系：自我异化。产品异化不过是活动、生产异化的总结。劳动产品的异化意味着劳动本身的异化。对工人来说，劳动本身不属于他们的本质，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且工人自己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就是工人的自我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对生产活动的关系就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活动——的关系。[19]160这种劳动是工人本身的自我牺牲和自我丧失。
再次，人与类的关系：类同人相异化。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9]160说明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人才成为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人，即自由的、普遍的、有生命的类存在物，亦即人类。但是，异化劳动颠覆了人的类本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被奴役的、被压迫的、纯粹的工具性劳动，变成了动物式的生存手段。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9]161
最后，人际关系：人同人相异化。人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同他人的相互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这种与他人的关系只能在劳动中产生，劳动是人际关系产生的基础。异化劳动只能产生异化的人际关系。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9]166如果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异己的、敌对的，那么之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他人是这一对象的主宰。[19]165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劳动产品同工人异化，而且生产出他人对劳动的关系，这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
总之，异化劳动本质及其具体内容已经透彻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特别是工人始终处于深度的异化境遇。对他们来讲，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人化的、人性的自然和社会产物，都是同工人处于敌对、异化的状态之中。这些东西本该属于工人所有，但是，在现实中都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所有，并同工人相对立，奴役工人。[19]168工人在异化劳动下，异化地生存。
（二）自然异化
对于自然异化，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自然基础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是与人毫无相关、没有交集的纯粹自为存在，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相互统一的绝对存在。但是，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如马克思强调的：“在实践上， 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 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9]161在这里说明，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生产资料，“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9]158另一方面， 自然界为实践活动主体提供感性的、现实的生活资料。所以， 自然界（包括人化的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界，人只有通过劳动占有自然， 从而在物质、精神上丰富和发展人自身。 但是，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自然界，也逃脱不了异化的“尘埃”，以致于自然界与人相互对立。不仅人化自然的产品与人异化，而且感性的自然也同人异化。马克思强调：“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19]160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工人同自然（包括人化自然）相互异化、相互对立。为了维持肉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料，工人必须通过劳动占有外部对象。他们越是努力地占有对象和生活资料，他们越是悲惨地丧失对象和生活资料。在生存欲望的刺激下，他们被自然所支配和奴役，这就形成了自然基础同人异化。异化自然成为必然的普遍的表现形式。对工人来说，自然界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很难为工人生产劳动提供物质资料，甚至越来越不能提供满足维持人生存的手段，即“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9]158。所以，自然与现实劳动处于相互对立、相互对抗之中，自然变为生产者及其劳动实践的异化力量、奴役的力量。
2.自然主体异化。为了生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象化过程，说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是本能的反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9]163在这里，实践活动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实践活动本身已经包含了主体，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类存在物，人在实践中产生；其二，实践活动具有自我实现的目的性，人与自然交往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其三，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具有对象性特征。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9]163所以，人不仅在自然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而且在自然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有创造力的主体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自然的我与自为的我有机统一。
“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19]163在这里，马克思诠释了在异化的背景下，人的主体地位被颠倒的事实：人由生活的主体变成生活的工具。从形式上看，人依然是作为劳动实践活动的主体而存在的，但是，事实上，此时的实践主体已经不是真正的主体，甚至不是真正的人，而是自己生命活动的工具。为了生存，主体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劳动实践，以生产更多的对象性的产品，但是，现实的生产劳动者并没有成为这些对象性产品的主体和享用者，而成为这些对象性的产品对立者和异化者，丧失了主体地位。
这种主体异化，在工人自身体现得更为深刻。工人成为资本的奴隶，无论何时，工人的处境都是悲惨的，他们没有人的地位，像生产的机器、资本和商品一样，在异化的市场中竞争生存。一方面，工人不幸成为活动的资本，失去了自我；另一方面，工人很幸运成为资本，为了使自己不被埋葬，不被饿死，必须失去自我，成为资本。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工人无法满足肉体的生存需要，工人面临着被饿死的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增加了对雇佣工人的数量需求，这对工人必须充当资本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分工越精细化，工人生产活动越碎片化，工人越机器化。工人成为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个机器零部件，从事着碎片化、机器化的劳动。即便在这种无奈的境遇下，依然存在异化的竞争，不仅工人之间存在生存的竞争，而且机器与工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很难成为机器般的劳动者。纵然一部分工人成为机器般的劳动者，但是，依然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总有一部分工人无法改变自己失业、沦为乞丐或者饿死的厄运。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工人都只能是不幸的“资本或商品”，只能从事机器般的劳动，沦为资本和生活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地位。
（三）需要异化
需要是人的有意识的本质属性，也是人从事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需要的满足又会进一步提升人的本质属性和能力。在“需要——满足——需要”的循环中，人不断得到发展，不断得到完善。但是，异化背景下的需要具有其独特性，人不是在需要中得到完善，而是成为了需要的工具。
1.货币需要的异化。需要是人应该具有的本性。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的桥梁，为此，货币的“控制力”得以无限制的膨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强调：“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 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 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0]53强调货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是，这个创造物反过来主宰和支配人、奴役人，而且人向其膜拜。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货币的万能本性，指出：“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貨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19]244也就是说，货币成了“我”的主宰，没有货币，就没有需要，如果有，也只是观念的需要。需要必须以货币为基础，才能够实现，除此之外，一切需要都只是无效的幻想。因此，马克思认为：“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19]246说明货币成为需要是否有效的基础和准则，人们为了实现需要，必然疯狂地追求货币，数量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节制的追求过程中，货币异化的力量不断增强，成为超越人、统治人的真正力量和万能之物。 的确如此，货币成为私有财产的标志，工资、利润、地租都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此，货币现实的魔力被无限地夸大。人为了生活，必然争夺货币；为了获得多一些货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创造一种能够支配他人的本质力量。无数个这样的盲目的创造交织在一起，最终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货币王国）不断地扩展，以致于每个人都成自己及他人的货币需要的手段。这一点，在工人和资本家身上都表现地比较明显：工人必须依附于工资，只能是他们自己工资的手段，资本家贪图利益，只能是他们自己赢利的手段，货币的本质成为“人的异化的类本质”。一方面，工人为了生存必须争夺工资。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哪怕仅仅是维持动物性的肉体生活资料，都足以激起工人对工资的欲望；哪怕是工资微微地提高，都足以引起工人之间的竭力竞争。在这里，劳动本身只是工资的手段和奴隶。为了多挣点微薄的工资，他们只能成为工资的奴隶，忍受资本家的剥夺，自愿地过度劳动，这必然缩短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又迎合了其他工人的就业的需要，因为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减少了就业的竞争。工人不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主体，也不团结其他工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竞争的对手。可以看出，整个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度的、无人性的病态需求之中，工人是工资的奴隶。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生活，疯狂地掠夺货币，成为货币积累的手段。資本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得利益和利润，他们试图榨取一切财富，完全成了逐利的工具和掠夺货币的牺牲品。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用病态的眼睛默默地探寻他人的每一个弱点，以寻求挖掘他人新需要的“商机”。 这必然产生货币需要的异化现象：宦官厚颜无耻地刺激君主享受能力和欲望，以骗取利益；生产者向挥霍者百般献媚以刺激消费，肆意骗取货币；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卑鄙地把土地的出租价抬得高高的；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毫无人性地把工资压得低低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益的无人性，一切格外殷勤地去关怀他人急需，都是为激起他人的病态的欲望而设下的货币陷阱，一切机敏地精心策划都是屈从于非人性的欲望。“无节制”地掠夺货币成为人的目的。在货币的需要下，人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走向了自我的反面。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9]246-247，货币颠倒了人和自然的一切属性，人成为货币的奴仆。
2.生活需要的异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为最必需的动物性的生活需要是人的真正生活需要。对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即动物性需要）和自由自主活动需要（即人的本质性需要）两个方面，只有自由自主的活动才是人的本质需要。异化劳动使人只有和动物共有的生理需要，人的生活需要产生了异化。
一方面，在异化劳动的阴霾下，工人只有异化生活需要。工人变成没有人的需要的存在物。人的需要降低为动物性生理性需要。需要的牲畜般、野蛮化地蔓延，甚至人的需要还达不到动物生活需要的水准。动物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有沐浴阳光的需要、有呼吸新鲜空气的需要、有运动的需要等等，这一切对工人来讲都成为了多余。工人无奈地退回到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的洞穴中居住，然而，这个洞穴依然是敌对的“异己”的住所。他们只有把血汗都献给它时，才能居住，否则，付不起房租，随时可能被赶走。肮脏的、不宜居住的自然环境，成为工人生活不可改变的现实。工人没有人的需要，只有最简单、最可怜的吃的需要，而且是仅仅为了不被饿死的需要。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9]161。人的目的就是满足动物性的机能和维持牲畜般的生活，人的生活异化为动物的生活。
另一方面，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家生活需要的异化。资本家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计算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远离人性自由生活的追求。对资本家本身而言，即使是在“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的支配下，他们也绝不愿意退回到动物性的粗陋需要之中，而是竭力地追求物质利益，以满足其奢侈的生活需要。但是，资本家的这种需要及其满足都是只限于再生产能带来利润的补充的那部分，个人的需要及其需要的满足，都屈从于资本及其能够带来的利益。资本家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利，他们任何需要及其满足都是以能够带来利益为前提的，需要成了资本家挣钱的工具。这种需要的盲目扩大，必然导致每个资本家都成为需要的工具。为了需要和满足需要，他们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19]223，可见，资本家的一切思想都湮没在贪婪的欲望之中，一切活动屈从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正是这种非人性的需要作为心理和现实动因，资本家成了他们自己生活需求的奴隶。
三、消除异化的路径及其实践方法论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分析异化问题；立足于实践，探索扬弃异化的路径；立足于主体，诠释人的本质的复归，而贯穿始终的是实践逻辑和实践观方法论。
（一）异化产生于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自己生活的需要就是生产劳动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少，而且大多存在于家庭范围之内。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随后出现了交换和分工，形成了私有制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每个人都想多获得些剩余产品和利益，为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提供条件，人的活动目的性日益明确和价值判断日益突出。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追求的驱使下，形成了超越于个人能力之上的异化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下，劳动实践逐渐成为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9]165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解释了异化是实践与实践关系相结合的产物。 （二）扬弃异化的路径在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9]185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共产主义是以人的本质复归为目的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就意味着是在承认和认可异化中所包含的积极本质、积极成果的前提下，扬弃消极的异化形式，也就是说，扬弃的不是人的对象化即劳动本身，而是异化的形式。同时，人是任何实践活动的主体，只有把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才能为其他异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内在动力。因此，共产主义不仅要扬弃异化劳动形式，而且要扬弃劳动的主体的异化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放人类，真正地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
第二，扬弃异化的途径是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 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9]232“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 即在经济的运动中， 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 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9]186说明扬弃私有制不仅要有思想运动，而且要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运动作为客观基础。原因在于：一方面，异化产生于社会实践之中，异化的消除也必然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劳动的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产生的，扬弃异化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变革生产关系，在现实实践中寻求新的合理的生产关系基础。
第三，共产主义是自觉地解答“历史之谜”。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不是仅仅停留于意识领域，而且是真正地植根于现实；不仅是能够被理解的过程，而且是直接追求实效的过程。进入共产主义以后，人的真正本质归属于人，即人的社会性本质与实践性本质归属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得到解决，人的主体价值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合理的辩证统一。
第四，上述的三个问题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异化问题都无法完整地论述和剖析，“历史之谜”将无法真正地解答。
（三）消除“异化”的基本条件：生产力的发展
在《手稿》中，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人剥人的生产关系本质，已经触及到异化问题的本质，也为消除异化问题提出崭新的见解，已经踏上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私有制、异化与分工的关系，并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分工进一步强化了私有制，产生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如马克思强调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1]37“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利。”[21]39说明在私有制社会，分工产生了人与人相互对立的异化的力量，分工是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消除異化的根本条件，如马克思指出：消灭这种“异化”必须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即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和这些人又和现存的资产阶级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1]39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消除异化的根本条件，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说明消除异化不仅要有生产关系的条件，即阶级对立，而且要有生产力的条件，即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四、“异化”批判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异化”批判理论。不论是劳动异化，还是自然异化，或者是需要异化，都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可以看出，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及其以反思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性思维方法，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避免基层权力异化
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的统治与剥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权力”异化的批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其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人民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中国是不会产生权力异化的。但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一些体制机制不健全，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一些地区领域，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严重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政治生态环境、危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置国家于危险境遇，这就是权力异化现象。从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来看，权力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权力脱离法律规范的约束，成为某些领导干部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启示我们要避免权力异化必须加强政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执法、司法制度，真正地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权力的运用必须以遵守法律制度为前提；另一方面，完成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制度，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进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战略成为悬于权力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效地遏制了“权力”异化现象。也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严惩权力异化，才全面地消除权力异化滋生势头，实现公共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好态势。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避免目标异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人的发展，破坏自然生态和损害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马克思“异化”理论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目标异化现象。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目标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这是“物的依赖阶段”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由于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带来了以高能耗、高成本、高污染为代价的不良后果，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冲突等社会问题，也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忽视了人的幸福，造成了发展目标异化，人的物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战略指导，正确地处理“发展”和“人”的关系问题。一是立足中国现实，发展经济，夯实解决一切问题的物质基础；二是遵循人的发展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始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遵循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始终把发展当代与保护后代相结合，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和谐相处。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避免社会异化
资本主义发展选择重物轻人的尺度，为了满足利益需求，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人生存与发展在内）。这就残酷地摧残着“人的社会”，最终导致人的生命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毁灭，社会异化现象随处可见。当前我国在就业、教育、收入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社会异化问题，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和降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因此，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要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提高社会需要的供给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们充分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实现“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2]，确保人民生活安康；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确保民生资源得到公平、合理、高效地分配和利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体制机制保障。同时，要加强和谐文化教育，用和谐文化熏陶人、引导人、培养人，提高人的和谐修养，为社会和谐，消除社会异化提供精神动力。只有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消除社会异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条件。
（四）实施“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推进国际治理，消除霸权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奴役本国人民的过程，也是殖民侵略、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过程，从国际视角来讲，就是“霸权”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其他国家人民的碎片化发展为代价。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呈现出多极性、多样性、互连性特征，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趋势不可逆转，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工业文明中优先获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优势，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略，推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置他国于动乱之中、置人民于灾难之中。基于对“霸权”挑战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習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世界命运共同体”战略推动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交往与合作，是消除霸权主义的关键之策，一方面，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注入了新的理念，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努力促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消除霸权主义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生态环境；另一方，中国作为后崛起之国，担当起大国责任，不仅追求自身的不断发展，而且引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建广泛的、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为消除霸权主义贡献中国力量。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世界人民才能消除“霸权”，实现和平共处的美好生活。
结语
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任何理论都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异化”理论亦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制造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对立，也不像孙国熙教授所说的“不存在视角的转换”。本文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异化”理论必然会不断地融入新的思想，因此，马克思“异化”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学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我们必须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担当起反思现实问题的重任。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是任何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任何理论也只有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理论意义。当前，只有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与现时代相结合，才能促进“异化”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现其理论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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