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出席欢送匈奴乎韩邪单于，携新晋阏氏王昭君北归。官媒《汉书》报道，“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大事“昭君出塞”，要事“改元”，止“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一句，吊诡的是，汉元帝自此一病不起，三个月便一命呜呼。
　　 那么，是谁戳了汉元帝的死穴？可以想象，刚意气风发颁布“改元为竟宁”，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的汉元帝，参加完一次外事活动，便命悬一线！此事定有玄机。或许，从《后汉书》里，可管窥到蛛丝马迹，“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與匈奴”。
　　 这之前，王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原因很清楚，就是“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汉元帝明白了，原来是掖庭令领导下的后宫，假落实汉元帝有关后宫“改革”，行把美女王昭君，让汉元帝自己赐给乎韩邪单于之实。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执行层假“改革”以行的结果。
　　 汉元帝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由“三公”集体研究决定，再由分管这一工作的九卿之一，负责落实到全国各郡、县、乡、里、亭。反过来，由亭、里、乡、县、郡、卿、公，要经过七个执行层的层层执行，才可以将改革执行结果反馈给汉元帝。
　　 很明显，王昭君被汉元帝当礼物，赐给乎韩邪单于，是由于汉元帝对后宫的改革，执行层执行不利出现的偏差。本来，落实改革政策由朝廷九卿之一，专门负责皇家事务少府牵头，由掖庭令组织画工，为嫔妃、宫女提供一个靠实力、不靠关系的公平竞争的临幸政策。《西京杂记》载，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问题出在执行层上，“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
　　 一项“惠及宫女”的好“政策”，就这样被“画工”糟蹋成“殃及宫女”的“老鼠屎”！本是“绝世美女”的王昭君，脸上凭空被画工点了一颗“克夫痣”，宫中再无出头之日。当然，处置涉案画工不难，朝廷“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令汉元帝胆寒的，是各项“看上去很美”的治国方略，有多少被从朝廷到地方的七个执行层，“层层过滤”掉了“有利于民，不利于官”的棱角，又有多少与政策相悖却有利于各个执行层利益的私货假汝以行？
　　 正是王昭君的“克夫痣”，宣告了汉元帝的改革失败。后人谈及此事，多着眼“情色”，极少涉及“改革”。就连北宋王安石，也未能理解汉元帝，只一味责杀画师，“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郭沫若诸文人，要么贬汉元帝“淫乱”，要么抬王昭君“爱国”。唯有鲁迅，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可以保隋，也不会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
　　 鲁迅不信，余亦不信。况且，王昭君的“克夫痣”，昭示着执行层与决策层间的断裂。“灯下亮”则“积极执行”，媚上邀功;“灯下黑”则“层层加码”，以售其奸。那么，王昭君真有“克夫痣”吗？无中生有的体制之弊，戳中的正是汉元帝的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