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梅是我在写会宁枪案（大学毕业生曹吉全因婚恋和生活受挫，开枪打伤女孩王红梅、打死王的男友，并对同村多人进行报复性行凶）一稿时为其取的化名，她是该案7名受伤者之一，另外有4人死亡。实施杀人计划的是同村青年曹吉全。她当时不想别人知道她的遭遇，我隐去了名字，存的手机号码也用的是化名，这一年多偶尔回复个短信，现在连她的真名也忘记了。
　　去年初春的会宁山村还比较寒冷，我去王红梅家见到她父母，两人都是淳朴的庄稼人。那个早上，他们对我的来访表现出诧异的神情，大概没经历过这种事。堂屋内，夫妇俩和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王红梅的妹妹）围坐在煤炉边，看着电视，就着茶水吃馒头，他们再三让我吃早茶，但不愿意回答关于王红梅的事情，毕竟这是件丑事。这个山村平均一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但一个早上，三个大学生的命运就被毁了。我在西北读书四年，平时也融入当地贫苦地区支教帮扶，深感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不易，很多孩子读完初中就到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
　　王红梅第一次愿意接听电话时，情绪很激动，她质问伤害自己和男友的凶手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她认为我和嫌疑人的律师一样，都是站在偏袒凶手的一方，她要求以命偿命，发誓要到庭审现场听到他判死刑。我问王红梅有没有听说凶手曹吉全打算向她提亲的事，她矢口否认，说自己跟他一点都不熟，似乎跟他扯上关系是种耻辱。
　　后来，她几次给我发短信，询问我什么时候开庭，判决的日期，是不是死刑等等。她告诉我，为了解曹吉全极端心理的来源，她这一年内读了很多历史、法律、心理学方面的书，希望能找到答案，但没有结果。她对于我的这篇报道心存感激，因为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旁人无法获悉的，有助于她了解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
　　这一年多，大学毕业后的王红梅在东部沿海换了几个工作，从大连到常州再到扬州，巧合的是，同村的曹吉全大学毕业后也是在长三角换工作，足迹踏遍杭州、无锡、义乌。相同的经历，让她渐渐改变了当时的激愤。
　　前几天，王红梅通过在线工具跟我聊天时谈到，她其实觉得曹吉全也挺可怜的。她分析曹就是太过于自负，“重点大学的帽子看得太重了”，“他太想证明自己，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
　　时隔一年半，王红梅第一次向我回忆两人以前的交往，她家盖新房离曹家较近，接触从此时开始。王红梅常听妈妈唠叨，说曹没有妈妈挺可怜，不要看不起他。当时，王红梅仅仅十岁。王红梅印象最深的事是，有次大学放假，曹吉全在村里面播放了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VCD碟片，当时他俩都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