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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石如一生爱好交游，其交游之人多为乾嘉时期有名的学者，邓石如凭借好友的收藏得以大饱眼福，增加了学识，也奠定了“国朝第一”的书法地位。在所有与邓石如交好的书家中，以梁巘、程瑶田、梅镠、金榜、张惠言等关系最为密切，其他還有秦端涯、汤扩祖、毕兰泉、徐嘉榖、曹文埴、刘墉、陆锡熊、罗聘、巴慰祖、师荔扉、毕沅、左辅、李兆洛、袁枚、姚鼐、王灼、黄易、丁杰等学者大儒达三四十人之多。足证邓石如对交游之热衷。
关键词：交游;梁巘;程瑶田;金榜
关于邓石如与金榜定交相识的说法共有三种，然而这三种说法前后矛盾，来源也不一致，需一一加以辨析。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包世臣《邓石如传》，其言：“山人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武进编修张惠言教授修撰金榜家，……编修见山人书于市归语修撰曰：‘今日见上蔡真迹。’……遂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撰修即备礼客山人。”[1]此说亦可见载于《清稗类钞》，按此书系抄录清人佚事旧闻而成之著作，故史料来源当也是包氏的《邓石如传》，惟其之始加上了“某岁”二字，可见徐珂在转录的时候也不知道此说究竟是否可靠。但我们略微上翻《邓石如传》此句之前，有“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句，尤以“梅氏益匮，不能复客山人，山人乃复如从前”。何为“复如从前”？即“草履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事实上，通观各种版本《年谱》，邓石如无不在遍游山水之中。将所有有可能是邓石如“客居梅家八年”时间段的说法均代入来看，邓石如都没有于此任何一个期间在江宁待过八年，潜心笔墨的记录，所以包氏的记载并不能完全成为信史。既以此为前提，再来看此句，恐怕这条记载也并非事实的真相。据侯开嘉先生所说，此条资料的来源可能是源于张翰风，而张翰风是张惠言的弟弟。通过这层关系，张翰风告诉包世臣其兄长与邓石如初次见面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时也能与程瑶田牵扯上关联。正是慕名拜访的邓石如恰好有同门程瑶田的介绍函，才让他们“备礼客山人”[2]。不过，笔者却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此条史料很有可能是包世臣自己臆造的。实际上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仲冬，邓石如就“与方密庵同至歙县南访程瑶田先生、住十日”[3]。据《邓石如年谱》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邗上（扬州）与程瑶田往还半载”，又“瑶田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赠之，石如朝夕揣摩，并聆教诲”。结合罗继祖《程易畴先生年谱》所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先生自京师归歙”。又四十五年（1780年）“在京师，……十月朔遂买舟南下。十一月至扬州，居数日，病齿甚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扬州。……先生自去岁冬至病齿，至是岁夏至始愈，盖历百八十日矣”。这段时间与邓石如在扬州遇程瑶田地点上完全吻合。又“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家居”[4]，而这段时间正符合“于歙县溪南吴氏馆舍”的第二次见面。所以，《邓石如年谱》中所记载之事并无问题。那么既然邓石如此时正居住在程氏家中，又怎么会“鬻篆于贾肆”或“鬻书于古寺”，乃至金榜和张惠言“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金榜此时也在歙县，两者同在一地，见面也不是什么难事。“山人游黄山至歙”并没有写明两者见面时间具体在何时，不过金榜与邓石如相识的时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山人至歙”的时间也应该是乾隆四十七年。在确定好两人见面的时间后，在当时如此近的距离完全不需要邓石如像游居外面那样在寺庙中卖字，居住荒庙也与在程家“住十日”相违背（邓石如游历外地多次居住好友家中，故而此居程瑶田家中应属正常），遂此第一点说法系伪造的可能性居多。
第二种说法乃王灼所言：“甲辰乙己之交，予馆于歙，归安丁杰亦在歙，一日过于曰：‘子之乡邓某者，听其郁郁居此乎？……明日，吾与子偕石如往过檠斋。（金榜）’”[5]王灼者，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于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言诸人相友善。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学教授。初到京城的时候恰逢四库馆开馆，“任事者延之佐校”，于是就跟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人相讲习。所谓“任事者”，最主要的还是与丁杰相友善的翁方纲。翁方纲是清中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邓石如曾因拜访不及开罪于翁方纲，有学者认为这是“这实际上两人所走的书法道路审美意趣不同导致的‘书派’之争”[6]。这种说法恐有炫奇之处，翁方纲的书法虽是“帖学”，但多年来浸淫于金石当中，已见邓石如后期崇尚碑学的影子。相较于刘墉跟梁巘，他们虽皆一生服务帖学，邓石如并未不与他们交往。且邓石如即使“少罹孤悴，未专诵习”，但对碑石的向往非同寻常，如能阅览翁氏家藏，势必会使自己的学识大为提升。这时期邓氏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风格，亦不是那种偏执狂拗之人，而与邓石如后来交善的程瑶田、金榜、丁杰等人，无不与翁方纲也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书派之争，大概是后人猜测无疑。《清代学人列传》云：“入都，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门往往出其手。……辛丑成进士，当得县令，以亲老乞改儒官。后十余年，选宁波府学教授。”辛丑是乾隆四十六年，到此后十余年间，丁杰应该都是在担任宁波府学教授一职。王灼此言来源于他写的《邓石如传》，邓石如与金榜相识事，时在乾隆四十七年。此说之甲辰为1784年，乙已为1785年，则晚于乾隆四十七年两到三年之久。然而乾隆五十年（1785年），由扬州到歙县的邓石如确实也曾居住金榜家中，并“题金榜《幽居图照》，作诗一首”。所以笔者揣测王灼所描述的偕邓石如去金榜家，很有可能是指此次见面。如果此说不假，那么这有可能并不是邓石如第一次见面金榜，而所谓“见石如书惊叹”，邓为李阳冰后一人，可能也不是金榜第一次感叹。
第三种说法来自于邓石如自己所写的《挽金榜联》，其言：“忆自程葺翁徵君介而来见，蒙清赏以来，倏倏近廿年矣。”[7]此说经邓石如之口，最为准确。金榜与邓石如的见面是由程瑶田介绍当为定谳。
邓石如最早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认识梁巘，后通过梁巘认识梅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得交瑶田先生于桐汭廛市”，与程瑶田定交后，他又把邓石如介绍给了金榜，在金榜家做客的张惠言因此与邓石如交好。金榜同时又把邓石如介绍给了曹文埴。在曹文埴大力推荐下，邓石如成功当上了毕沅的幕僚。梅镠与黄易的交往最早可确定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国家图书馆藏梅镠致书黄易手札，经陈硕先生考证此札写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十八日。[8]从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年谱》可知乾隆四十九年春，邓石如曾居住金陵梅家，正值信件发出之时。从此信札的内容来看，乾隆四十九年是梅镠首次与黄易有所联系的时间。梅镠在信札中大力推崇此时正客居其家的邓石如，在此之前邓石如应该与黄易没什么联系，黄易也应当没听过邓氏的名字。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邓石如在北返途中路过山东，拜访时任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的黄易，是两人正式的第一次谋面。邓石如在给黄易的信札中说：“去岁匆匆一睹光仪，倏值公事倥偬之际，获领竟夕清谈，且窥所藏金石之秘。”并感谢黄易“前蒙赠车至宿迁境”，“所命作印二方”，也请查莹回都之时转为代予。从此信内容来看，黄易与邓石如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并无交往，黄易对邓石如的印象估计也停留在梅镠的信札中的赞誉。正因为如此，黄易才会将所藏金石给邓石如品玩，邓氏在信中写到“窥所藏金石之秘”正源于此事。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梅氏的大力推举，恐怕也不会有这次相聚。正是在朋友间互相推荐的过程中，邓石如的交游面不断扩展，并成就了他后来的书法风格。 邓石如初识梁巘的时间在乾隆三十九年，其原因为梁巘与邓石如结交地点在寿州，此时梁巘正任教于寿春书院。包世臣《邓石如传》：“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无所合，七八年，辗转到寿州，时亳州前巴东知县梁巘主讲寿春书院……”梁巘任教寿州是源于张佩芳的聘请，张佩芳最早在乾隆三十九年才由合肥知县升迁为寿州知府，故而两人见面的时间不能早于乾隆三十九年。[9]按《清史稿》载：“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梁巘知巴东县的时间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三十九年梁巘做山长时已六十五岁，邓石如此时三十二岁。若按包世臣的记载，以乾隆三十九年上推七八年，则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三十二年（1767年）间。“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的时间应该就在这段期间。按《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邓氏弱冠的时间在乾隆二十七年，“弱冠为童子师”，并由父亲携往至安徽寿州学习。“孤露”是指“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邓石如的父亲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方才病故，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六月，邓石如的祖父病逝，邓石如曾为祖父作《内碑铭》。所谓“孤露”是指此处与否不得而知，但弱冠确实是在祖父去世的隔年。若以“弱冠年”为准加上七八载，并不可能至乾隆三十九年。若以“七八年”为准，则据此推断的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间，《邓石如年谱》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邓石如“到安徽宁国、江西九江以刻书、卖字为生”。此时邓石如正在安徽、江西处“卖字为生”。那么需要明白的是包世臣所说的“弱冠”或许并不一定是二十岁邓氏“弱冠为童子师”时，“七八年，辗转到寿州”，并不是真的只有七八年，而是十二年左右。笔者倾向于后者，七八年当属误记。
乾隆四十五年，邓石如由梁巘推荐到江宁梅镠家，“居六月”。由梁巘推荐的说法并没有问题。梅镠在梁巘赠邓石如的墨迹后跋文曰：“邓石如庚子夏至白门，实于闻山处知愚兄弟名而来也。”此时邓氏居住梁巘家中，梁与梅氏早有旧交。《安徽通志》载：“梁巘肆书于初，得笔法于宣城梅釴。”梅釴是梅镠的弟弟。由梁氏推荐，邓石如知道了梅氏家族的存在，并为之推荐，邓石如便离开了梁家前往梅家。而时间是“居六月”。并不是“八年”。从乾隆四十三年，程瑶田与邓石如相遇在安徽广德附近，再经巢县返回梁巘所居住的寿州，被推荐到梅家后，即前往江宁，“居六月”，在冬日扬州地界同程瑶田再次相见，并“往还半载”。邓石如客居梅家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乾隆四十五年邓氏离开梅家，在乾隆四十九年春天居住在梅居。后应徐嘉穀之邀去往盐城，“居其家者累月”，五月方才回乡。九月初二又“只身出游”到金陵，仍往“梅家”。又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望前，还金陵，在梅镠家留宿一宿，旋往扬州”。此时正好对应八年之长，可见所谓八年实际上是断断续续地居住，其中最长的一段时间怕是只有六个月。
参考文献：
[1][3][5][7]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212，87，87，179.
[2]侯开嘉.以学术激活艺术：乾嘉学派与清代碑学[J].中国书法，2015（10）：84.
[4]罗继祖.程易畴先生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52-259.
[6]孫强，胡长春.邓石如的文化修为[J].中国书法，2017（8）：124.
[8]陈硕.新见梅镠、邓石如致黄易信札三通考略[J].中国书画，2017（6）：12.
[9]胡长春，吴劲松.邓石如书学师从考论[J].学术界，2010（7）：166.
作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关键词：交游;梁巘;程瑶田;金榜
关于邓石如与金榜定交相识的说法共有三种，然而这三种说法前后矛盾，来源也不一致，需一一加以辨析。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包世臣《邓石如传》，其言：“山人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武进编修张惠言教授修撰金榜家，……编修见山人书于市归语修撰曰：‘今日见上蔡真迹。’……遂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撰修即备礼客山人。”[1]此说亦可见载于《清稗类钞》，按此书系抄录清人佚事旧闻而成之著作，故史料来源当也是包氏的《邓石如传》，惟其之始加上了“某岁”二字，可见徐珂在转录的时候也不知道此说究竟是否可靠。但我们略微上翻《邓石如传》此句之前，有“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句，尤以“梅氏益匮，不能复客山人，山人乃复如从前”。何为“复如从前”？即“草履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事实上，通观各种版本《年谱》，邓石如无不在遍游山水之中。将所有有可能是邓石如“客居梅家八年”时间段的说法均代入来看，邓石如都没有于此任何一个期间在江宁待过八年，潜心笔墨的记录，所以包氏的记载并不能完全成为信史。既以此为前提，再来看此句，恐怕这条记载也并非事实的真相。据侯开嘉先生所说，此条资料的来源可能是源于张翰风，而张翰风是张惠言的弟弟。通过这层关系，张翰风告诉包世臣其兄长与邓石如初次见面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时也能与程瑶田牵扯上关联。正是慕名拜访的邓石如恰好有同门程瑶田的介绍函，才让他们“备礼客山人”[2]。不过，笔者却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此条史料很有可能是包世臣自己臆造的。实际上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仲冬，邓石如就“与方密庵同至歙县南访程瑶田先生、住十日”[3]。据《邓石如年谱》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邗上（扬州）与程瑶田往还半载”，又“瑶田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赠之，石如朝夕揣摩，并聆教诲”。结合罗继祖《程易畴先生年谱》所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先生自京师归歙”。又四十五年（1780年）“在京师，……十月朔遂买舟南下。十一月至扬州，居数日，病齿甚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扬州。……先生自去岁冬至病齿，至是岁夏至始愈，盖历百八十日矣”。这段时间与邓石如在扬州遇程瑶田地点上完全吻合。又“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家居”[4]，而这段时间正符合“于歙县溪南吴氏馆舍”的第二次见面。所以，《邓石如年谱》中所记载之事并无问题。那么既然邓石如此时正居住在程氏家中，又怎么会“鬻篆于贾肆”或“鬻书于古寺”，乃至金榜和张惠言“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金榜此时也在歙县，两者同在一地，见面也不是什么难事。“山人游黄山至歙”并没有写明两者见面时间具体在何时，不过金榜与邓石如相识的时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山人至歙”的时间也应该是乾隆四十七年。在确定好两人见面的时间后，在当时如此近的距离完全不需要邓石如像游居外面那样在寺庙中卖字，居住荒庙也与在程家“住十日”相违背（邓石如游历外地多次居住好友家中，故而此居程瑶田家中应属正常），遂此第一点说法系伪造的可能性居多。
第二种说法乃王灼所言：“甲辰乙己之交，予馆于歙，归安丁杰亦在歙，一日过于曰：‘子之乡邓某者，听其郁郁居此乎？……明日，吾与子偕石如往过檠斋。（金榜）’”[5]王灼者，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于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言诸人相友善。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学教授。初到京城的时候恰逢四库馆开馆，“任事者延之佐校”，于是就跟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人相讲习。所谓“任事者”，最主要的还是与丁杰相友善的翁方纲。翁方纲是清中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邓石如曾因拜访不及开罪于翁方纲，有学者认为这是“这实际上两人所走的书法道路审美意趣不同导致的‘书派’之争”[6]。这种说法恐有炫奇之处，翁方纲的书法虽是“帖学”，但多年来浸淫于金石当中，已见邓石如后期崇尚碑学的影子。相较于刘墉跟梁巘，他们虽皆一生服务帖学，邓石如并未不与他们交往。且邓石如即使“少罹孤悴，未专诵习”，但对碑石的向往非同寻常，如能阅览翁氏家藏，势必会使自己的学识大为提升。这时期邓氏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风格，亦不是那种偏执狂拗之人，而与邓石如后来交善的程瑶田、金榜、丁杰等人，无不与翁方纲也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书派之争，大概是后人猜测无疑。《清代学人列传》云：“入都，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门往往出其手。……辛丑成进士，当得县令，以亲老乞改儒官。后十余年，选宁波府学教授。”辛丑是乾隆四十六年，到此后十余年间，丁杰应该都是在担任宁波府学教授一职。王灼此言来源于他写的《邓石如传》，邓石如与金榜相识事，时在乾隆四十七年。此说之甲辰为1784年，乙已为1785年，则晚于乾隆四十七年两到三年之久。然而乾隆五十年（1785年），由扬州到歙县的邓石如确实也曾居住金榜家中，并“题金榜《幽居图照》，作诗一首”。所以笔者揣测王灼所描述的偕邓石如去金榜家，很有可能是指此次见面。如果此说不假，那么这有可能并不是邓石如第一次见面金榜，而所谓“见石如书惊叹”，邓为李阳冰后一人，可能也不是金榜第一次感叹。
第三种说法来自于邓石如自己所写的《挽金榜联》，其言：“忆自程葺翁徵君介而来见，蒙清赏以来，倏倏近廿年矣。”[7]此说经邓石如之口，最为准确。金榜与邓石如的见面是由程瑶田介绍当为定谳。
邓石如最早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认识梁巘，后通过梁巘认识梅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得交瑶田先生于桐汭廛市”，与程瑶田定交后，他又把邓石如介绍给了金榜，在金榜家做客的张惠言因此与邓石如交好。金榜同时又把邓石如介绍给了曹文埴。在曹文埴大力推荐下，邓石如成功当上了毕沅的幕僚。梅镠与黄易的交往最早可确定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国家图书馆藏梅镠致书黄易手札，经陈硕先生考证此札写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十八日。[8]从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年谱》可知乾隆四十九年春，邓石如曾居住金陵梅家，正值信件发出之时。从此信札的内容来看，乾隆四十九年是梅镠首次与黄易有所联系的时间。梅镠在信札中大力推崇此时正客居其家的邓石如，在此之前邓石如应该与黄易没什么联系，黄易也应当没听过邓氏的名字。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邓石如在北返途中路过山东，拜访时任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的黄易，是两人正式的第一次谋面。邓石如在给黄易的信札中说：“去岁匆匆一睹光仪，倏值公事倥偬之际，获领竟夕清谈，且窥所藏金石之秘。”并感谢黄易“前蒙赠车至宿迁境”，“所命作印二方”，也请查莹回都之时转为代予。从此信内容来看，黄易与邓石如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并无交往，黄易对邓石如的印象估计也停留在梅镠的信札中的赞誉。正因为如此，黄易才会将所藏金石给邓石如品玩，邓氏在信中写到“窥所藏金石之秘”正源于此事。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梅氏的大力推举，恐怕也不会有这次相聚。正是在朋友间互相推荐的过程中，邓石如的交游面不断扩展，并成就了他后来的书法风格。 邓石如初识梁巘的时间在乾隆三十九年，其原因为梁巘与邓石如结交地点在寿州，此时梁巘正任教于寿春书院。包世臣《邓石如传》：“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无所合，七八年，辗转到寿州，时亳州前巴东知县梁巘主讲寿春书院……”梁巘任教寿州是源于张佩芳的聘请，张佩芳最早在乾隆三十九年才由合肥知县升迁为寿州知府，故而两人见面的时间不能早于乾隆三十九年。[9]按《清史稿》载：“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梁巘知巴东县的时间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三十九年梁巘做山长时已六十五岁，邓石如此时三十二岁。若按包世臣的记载，以乾隆三十九年上推七八年，则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三十二年（1767年）间。“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的时间应该就在这段期间。按《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邓氏弱冠的时间在乾隆二十七年，“弱冠为童子师”，并由父亲携往至安徽寿州学习。“孤露”是指“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邓石如的父亲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方才病故，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六月，邓石如的祖父病逝，邓石如曾为祖父作《内碑铭》。所谓“孤露”是指此处与否不得而知，但弱冠确实是在祖父去世的隔年。若以“弱冠年”为准加上七八载，并不可能至乾隆三十九年。若以“七八年”为准，则据此推断的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间，《邓石如年谱》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邓石如“到安徽宁国、江西九江以刻书、卖字为生”。此时邓石如正在安徽、江西处“卖字为生”。那么需要明白的是包世臣所说的“弱冠”或许并不一定是二十岁邓氏“弱冠为童子师”时，“七八年，辗转到寿州”，并不是真的只有七八年，而是十二年左右。笔者倾向于后者，七八年当属误记。
乾隆四十五年，邓石如由梁巘推荐到江宁梅镠家，“居六月”。由梁巘推荐的说法并没有问题。梅镠在梁巘赠邓石如的墨迹后跋文曰：“邓石如庚子夏至白门，实于闻山处知愚兄弟名而来也。”此时邓氏居住梁巘家中，梁与梅氏早有旧交。《安徽通志》载：“梁巘肆书于初，得笔法于宣城梅釴。”梅釴是梅镠的弟弟。由梁氏推荐，邓石如知道了梅氏家族的存在，并为之推荐，邓石如便离开了梁家前往梅家。而时间是“居六月”。并不是“八年”。从乾隆四十三年，程瑶田与邓石如相遇在安徽广德附近，再经巢县返回梁巘所居住的寿州，被推荐到梅家后，即前往江宁，“居六月”，在冬日扬州地界同程瑶田再次相见，并“往还半载”。邓石如客居梅家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乾隆四十五年邓氏离开梅家，在乾隆四十九年春天居住在梅居。后应徐嘉穀之邀去往盐城，“居其家者累月”，五月方才回乡。九月初二又“只身出游”到金陵，仍往“梅家”。又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望前，还金陵，在梅镠家留宿一宿，旋往扬州”。此时正好对应八年之长，可见所谓八年实际上是断断续续地居住，其中最长的一段时间怕是只有六个月。
参考文献：
[1][3][5][7]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212，87，87，179.
[2]侯开嘉.以学术激活艺术：乾嘉学派与清代碑学[J].中国书法，2015（10）：84.
[4]罗继祖.程易畴先生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52-259.
[6]孫强，胡长春.邓石如的文化修为[J].中国书法，2017（8）：124.
[8]陈硕.新见梅镠、邓石如致黄易信札三通考略[J].中国书画，2017（6）：12.
[9]胡长春，吴劲松.邓石如书学师从考论[J].学术界，2010（7）：166.
作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