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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许，一列没有编号的列车驶入深圳火车站。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和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道，迎接一位他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
1984年，这位老人家曾经来过广东。此后每年，广东省委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再来广东，但始终未能成行。这一等就是8年。
中央办公厅发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正在南海考察的陈开枝被火速叫回，负责安全和警卫工作。
但邓小平抵达深圳后的表现，表明他8年之后的这一次南行，并非“休息”那么简单。全程陪护的大女儿邓林发现，平素少言寡语的父亲，到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
此前，这位“京城老翁”，已经坐看了几年的“风起云涌”。他目睹了中国的经济在治理整顿中渐渐变冷，也目睹了一场由“左”派主导的舆论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他一手倡导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身为执政党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也深深感到，再次启动经济改革，破除意识形态对发展市场经济的障碍，是他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回避的选择。
88岁的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南巡讲话”。此一讲话，使得处于“左转”风险关口的中国，重新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与世界融合的大道。
“上海谈话”吹风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到1991年初，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GDP的增速是5%。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三低。对于这一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统计局的评价还有：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新华社一位记者去天津开发区采访，发现偌大的开发区宾馆只住了两个人，整个开发区见不到一个外国人。广州的几家五星级宾馆也是门可罗雀。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连续第四次到上海过年。《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发现，邓公的此次行踪，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他多是和家人在西郊公园附近的住处休息，上海市领导按照惯例“不请不去，一请即到”。
1991年，邓小平则忙着视察上海的工厂：1月31日，去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2月6日，去了大众汽车公司；2月18日，去了尚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并在随后登上了上海市最高的新锦江大楼。
邓小平似乎对各个地方的最高建筑情有独钟。1992年南巡，他不仅登上了深圳最高的国贸中心，还登上了珠海最高的芳园大厦。有人分析，他似乎将此视为由他掌舵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标志。
在1991年上海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陆陆续续发表了几段谈话。这些在日后诱发巨大争议的谈话，被认为与一年后的南巡讲话异曲同工。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对照1992年南巡讲话，发现这次上海谈话，几乎囊括了前者的主要内容，只是1992年的讲话更为庞杂，不仅提到了外商投资、股票市场、左右之争，还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社会主义定了性。在此之前，他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用的是三个排他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在上海谈话和南巡讲话中，他都郑重地提到“不要怕”。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论。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有一次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纠正，让人印象深刻。在李灏表示要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时，他着重强调了一下主次：“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春节前几天，周瑞金被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叫到家里，看到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材料是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一起整理的。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振奋”。
周瑞金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话，不完全是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讲的，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动员。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在头版写一篇言论来贺新春。评论部主任凌河正在为这个事发愁。1991年2月12日，他在大台历的反面上，给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和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周瑞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是不是能讲讲改革？
1991年2月13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打来电话，说自己手里有一份邓小平在上海六个讲话吹风的记录。这是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公布的。于是，在小年夜，周瑞金、凌河和施芝鸿围坐在一起，敲定了大年初一评论的内容，就写改革开放。
这和当时主流媒体的调子显著不同。此前，凌河曾经给中央四家大报的评论部打电话，询问大年初一的评论内容。得到的答复是有的写质量年，有的写集约年，还有的写艰苦奋斗。这和当时中央治理整顿的大背景一致。
2月15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出炉。文章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说，署名“皇甫平”，除了取“黄浦江评论”的谐声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黄’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围攻皇甫平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在头版发了三篇评论。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叫《改革开放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周瑞金认为，在4篇评论中，第二篇的分量最重。它把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提了出来。
前两篇文章发表后，外界的反应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打电话来问：皇甫平是谁？背后的人是谁？但国内媒体波澜不惊。
第三篇评论发表后，批判的文章来了，并且接踵而至。
先是几个小的“左”派刊物跳出来批判，抓住“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这一点，认为这是自由化的言论。主流大报先是转载这些言论，后来开始主动介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面有一个“包打听”的过程。“北京很紧张，就打听是什么背景。”由于小平的讲话仅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知情，没有人能确切回复这是邓小平的讲话，于是在一段时间的谨慎后，大报开始入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人说，这种说法，试图把邓小平提出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换成“两个中心”。
邓力群曾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10月，在十三大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后，他被中共党内视为左派的旗帜性人物。
1991年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两种改革观”，是当时“左”派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其区分的标准，是在改革中是不是问了“姓社姓资”。
这一观点，在皇甫平事件之前早已有之。1990年2月22日，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文提出了一个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一篇提出“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1989年风波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思改革的潮流。有些人开始借反思之名反对改革，要求“走回头路”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人认为，正是过去1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观点，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官员的渲染下，市场逐渐扩大。皇甫平事件，给了这一情绪一个充分发酵的平台。
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失去了话语权的改革派或者闭户读书，或者下海做生意。
随着批判的深入，指向渐趋明显：用“两个中心”取代“一个中心”，用 “四项基本原则”压制改革开放。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周瑞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片口诛笔伐中，只有新华社的《半月谈》跟他们站在一起。该刊副主编于有海撰文，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社姓资”的诘难。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为该刊撰文，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两文发表后，作者都受到中宣部领导的严厉批评。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其中有两句话：“我们要问‘姓社姓资’。我们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发出去了，广播电台当晚也播了。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听了稿子后，指示把“姓社姓资”这两句话删去。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这样，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国外舆论为此大做文章，说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在上海，周瑞金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991年10月份，一位中央的官员来沪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说大家好不容易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这组文章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调门与前者迥然不同，反对对此事过早定性。他说：“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刘吉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皇甫平文章出来后，有人怀疑是有右派色彩的他背后指使。“中宣部打来电话，问是不是你指使的，我说跟我无关，但我觉得没错”。
刘吉找到与自己相熟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邓楠说我不管这种事情，理论文章我搞不懂。但实际上回去以后，她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就要看皇甫平的文章。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话告诉杨尚昆。杨出来说话，这个事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在北京，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前副主任吴明瑜等人，也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情况，收集起来交给了邓小平。
但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远未结束。就在邓小平南巡前夕，1992年1月5日，北京的一家杂志还刊登了一篇长文《反和平演变三论》，号召大家“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对周瑞金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本来，中央组织部和香港工委调他去香港《大公报》任社长的调令早已下来，但他想把4篇皇甫平文章写好以后再去。当他买好飞机票准备履任时，北京来了一个电话，取消了对他的任命。
两条“出路”
皇甫平事件的发生，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的政治局势云诡波谲：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接下来，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上了总统；接着，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权也变了天。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决。就在一年前的10月中旬，他还在中国访问，并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8月，苏联解体。
当人们从震惊中醒过神来，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教训总结。当时，主流的观点给出了四条理由：一、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对群众缺乏教育。相比之下，经济发展迟滞被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
后来，有些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但刘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就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是最主要的教训，并在现实中走向了扩大化。
从上述四点往下推，“反和平演变”就成为中国顺理成章的出路。
但邓小平不这么看。1991年8月22日，在自己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时说，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
邓小平说，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此前两天，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对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关切，并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有这十年的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知情人说，他对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所导致的低速发展有些着急，也有些不满。
1992年1月23日，南巡中的邓小平即将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前来送行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当时，深圳的发展速度已经独步中国，邓小平强调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向全国表态。
“左”右亲疏
1992年南巡，邓小平对前几年争论的很多问题，一一给出了答案。
邓小平把南巡的重点放在深圳和珠海，体现了他对待争论的一贯态度：不争论，用事实说话。在深圳国贸中心，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他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那怎么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三个标准多属于经济范畴，与当时争论和胶着的意识形态无关。这是历史人物的政治智慧。
1992南巡，邓小平还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是什么意思？在改革这个问题上，跟‘左’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跟右的分歧是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要不要改，然后才是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方向。”刘吉说，曾经有人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不是更好吗，这句话没错，一万年都好用。“他是对到21世纪中叶之前这段时间说的，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防止‘左’。”
1993年，因皇甫平一事履新遇阻的周瑞金，被委任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此前，在皇甫平事件中高举高打的《人民日报》社长高狄离任。王忍之也不再担任中宣部长职务。
1992年大年初一，也就是皇甫平文章发表一年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评论，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只不过署名不再是“皇甫平”，换成了闻颀。
1984年，这位老人家曾经来过广东。此后每年，广东省委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再来广东，但始终未能成行。这一等就是8年。
中央办公厅发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正在南海考察的陈开枝被火速叫回，负责安全和警卫工作。
但邓小平抵达深圳后的表现，表明他8年之后的这一次南行，并非“休息”那么简单。全程陪护的大女儿邓林发现，平素少言寡语的父亲，到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
此前，这位“京城老翁”，已经坐看了几年的“风起云涌”。他目睹了中国的经济在治理整顿中渐渐变冷，也目睹了一场由“左”派主导的舆论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他一手倡导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身为执政党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也深深感到，再次启动经济改革，破除意识形态对发展市场经济的障碍，是他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回避的选择。
88岁的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南巡讲话”。此一讲话，使得处于“左转”风险关口的中国，重新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与世界融合的大道。
“上海谈话”吹风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到1991年初，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GDP的增速是5%。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三低。对于这一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统计局的评价还有：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新华社一位记者去天津开发区采访，发现偌大的开发区宾馆只住了两个人，整个开发区见不到一个外国人。广州的几家五星级宾馆也是门可罗雀。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连续第四次到上海过年。《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发现，邓公的此次行踪，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他多是和家人在西郊公园附近的住处休息，上海市领导按照惯例“不请不去，一请即到”。
1991年，邓小平则忙着视察上海的工厂：1月31日，去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2月6日，去了大众汽车公司；2月18日，去了尚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并在随后登上了上海市最高的新锦江大楼。
邓小平似乎对各个地方的最高建筑情有独钟。1992年南巡，他不仅登上了深圳最高的国贸中心，还登上了珠海最高的芳园大厦。有人分析，他似乎将此视为由他掌舵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标志。
在1991年上海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陆陆续续发表了几段谈话。这些在日后诱发巨大争议的谈话，被认为与一年后的南巡讲话异曲同工。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对照1992年南巡讲话，发现这次上海谈话，几乎囊括了前者的主要内容，只是1992年的讲话更为庞杂，不仅提到了外商投资、股票市场、左右之争，还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社会主义定了性。在此之前，他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用的是三个排他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在上海谈话和南巡讲话中，他都郑重地提到“不要怕”。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论。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有一次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纠正，让人印象深刻。在李灏表示要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时，他着重强调了一下主次：“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春节前几天，周瑞金被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叫到家里，看到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材料是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一起整理的。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振奋”。
周瑞金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话，不完全是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讲的，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动员。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在头版写一篇言论来贺新春。评论部主任凌河正在为这个事发愁。1991年2月12日，他在大台历的反面上，给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和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周瑞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是不是能讲讲改革？
1991年2月13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打来电话，说自己手里有一份邓小平在上海六个讲话吹风的记录。这是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公布的。于是，在小年夜，周瑞金、凌河和施芝鸿围坐在一起，敲定了大年初一评论的内容，就写改革开放。
这和当时主流媒体的调子显著不同。此前，凌河曾经给中央四家大报的评论部打电话，询问大年初一的评论内容。得到的答复是有的写质量年，有的写集约年，还有的写艰苦奋斗。这和当时中央治理整顿的大背景一致。
2月15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出炉。文章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说，署名“皇甫平”，除了取“黄浦江评论”的谐声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黄’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围攻皇甫平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在头版发了三篇评论。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叫《改革开放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周瑞金认为，在4篇评论中，第二篇的分量最重。它把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提了出来。
前两篇文章发表后，外界的反应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打电话来问：皇甫平是谁？背后的人是谁？但国内媒体波澜不惊。
第三篇评论发表后，批判的文章来了，并且接踵而至。
先是几个小的“左”派刊物跳出来批判，抓住“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这一点，认为这是自由化的言论。主流大报先是转载这些言论，后来开始主动介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面有一个“包打听”的过程。“北京很紧张，就打听是什么背景。”由于小平的讲话仅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知情，没有人能确切回复这是邓小平的讲话，于是在一段时间的谨慎后，大报开始入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人说，这种说法，试图把邓小平提出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换成“两个中心”。
邓力群曾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10月，在十三大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后，他被中共党内视为左派的旗帜性人物。
1991年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两种改革观”，是当时“左”派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其区分的标准，是在改革中是不是问了“姓社姓资”。
这一观点，在皇甫平事件之前早已有之。1990年2月22日，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文提出了一个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一篇提出“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1989年风波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思改革的潮流。有些人开始借反思之名反对改革，要求“走回头路”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人认为，正是过去1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观点，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官员的渲染下，市场逐渐扩大。皇甫平事件，给了这一情绪一个充分发酵的平台。
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失去了话语权的改革派或者闭户读书，或者下海做生意。
随着批判的深入，指向渐趋明显：用“两个中心”取代“一个中心”，用 “四项基本原则”压制改革开放。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周瑞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片口诛笔伐中，只有新华社的《半月谈》跟他们站在一起。该刊副主编于有海撰文，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社姓资”的诘难。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为该刊撰文，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两文发表后，作者都受到中宣部领导的严厉批评。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其中有两句话：“我们要问‘姓社姓资’。我们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发出去了，广播电台当晚也播了。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听了稿子后，指示把“姓社姓资”这两句话删去。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这样，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国外舆论为此大做文章，说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在上海，周瑞金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991年10月份，一位中央的官员来沪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说大家好不容易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这组文章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调门与前者迥然不同，反对对此事过早定性。他说：“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刘吉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皇甫平文章出来后，有人怀疑是有右派色彩的他背后指使。“中宣部打来电话，问是不是你指使的，我说跟我无关，但我觉得没错”。
刘吉找到与自己相熟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邓楠说我不管这种事情，理论文章我搞不懂。但实际上回去以后，她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就要看皇甫平的文章。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话告诉杨尚昆。杨出来说话，这个事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在北京，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前副主任吴明瑜等人，也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情况，收集起来交给了邓小平。
但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远未结束。就在邓小平南巡前夕，1992年1月5日，北京的一家杂志还刊登了一篇长文《反和平演变三论》，号召大家“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对周瑞金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本来，中央组织部和香港工委调他去香港《大公报》任社长的调令早已下来，但他想把4篇皇甫平文章写好以后再去。当他买好飞机票准备履任时，北京来了一个电话，取消了对他的任命。
两条“出路”
皇甫平事件的发生，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的政治局势云诡波谲：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接下来，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上了总统；接着，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权也变了天。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决。就在一年前的10月中旬，他还在中国访问，并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8月，苏联解体。
当人们从震惊中醒过神来，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教训总结。当时，主流的观点给出了四条理由：一、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对群众缺乏教育。相比之下，经济发展迟滞被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
后来，有些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但刘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就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是最主要的教训，并在现实中走向了扩大化。
从上述四点往下推，“反和平演变”就成为中国顺理成章的出路。
但邓小平不这么看。1991年8月22日，在自己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时说，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
邓小平说，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此前两天，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对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关切，并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有这十年的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知情人说，他对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所导致的低速发展有些着急，也有些不满。
1992年1月23日，南巡中的邓小平即将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前来送行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当时，深圳的发展速度已经独步中国，邓小平强调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向全国表态。
“左”右亲疏
1992年南巡，邓小平对前几年争论的很多问题，一一给出了答案。
邓小平把南巡的重点放在深圳和珠海，体现了他对待争论的一贯态度：不争论，用事实说话。在深圳国贸中心，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他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那怎么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三个标准多属于经济范畴，与当时争论和胶着的意识形态无关。这是历史人物的政治智慧。
1992南巡，邓小平还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是什么意思？在改革这个问题上，跟‘左’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跟右的分歧是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要不要改，然后才是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方向。”刘吉说，曾经有人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不是更好吗，这句话没错，一万年都好用。“他是对到21世纪中叶之前这段时间说的，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防止‘左’。”
1993年，因皇甫平一事履新遇阻的周瑞金，被委任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此前，在皇甫平事件中高举高打的《人民日报》社长高狄离任。王忍之也不再担任中宣部长职务。
1992年大年初一，也就是皇甫平文章发表一年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评论，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只不过署名不再是“皇甫平”，换成了闻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