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和女娲是我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在先秦典籍中，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神话系统。到了汉代，受到社会意识、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影响，伏羲和女娲被逐渐固定成了对偶神，有关他们共同的神话也日趋丰富起来。《风俗通》称：“女娲，伏希（羲）之妹。”传说他们是两个信奉龙蛇图腾的氏族部落首领，伏羲作八卦，并作绳而网罟，制嫁娶之礼仪;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置婚姻。后世幻化出他们的形象是人首蛇身。后则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创造人类的传说，并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双尾交合的多种图像。
　　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对偶神，他们的成婚神话在生殖方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女娲被赋予了蛇的身躯，不仅是神话的神秘性，还因为蛇本身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就是中国上古时代蛇崇拜的变形，而关于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崇拜意识的浓缩，这种龙蛇图腾崇拜的图像，广泛流布于中华大地。
　　一、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
　　在我国，蛇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龙）而存在，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神而备受崇拜。由于古代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有着极大的迷惑与不解，他们观察到了蛇的外形与男性生殖器相似，对自身繁衍的不解、生殖的崇拜、对毒蛇的惧怕，于是他们给蛇赋予了性的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蛇——性”文化，發展成对蛇的一种敬畏和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图腾崇拜，并认为自己是蛇的后代、蛇的部落，以求取蛇的庇佑。这种以蛇为图腾的上古原始部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神话中的蛇意象，折射出中国上古时代自然和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伏羲女娲及其形象的出现就是这巨大变迁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对造型独特的青玉人首蛇身饰。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外径3.8厘米，厚0.2厘米，均呈扁平椭圆环状，大小薄厚相同，玉饰呈青黄色，人首与蜷曲的蛇身构成环状。人首五官清晰，覆舟式头发，在头形边廓内勾勒一道复线，以突出五官，脑后长发后卷，大眼圆睁，翘嘴;蛇身雕刻龙纹。左侧玉饰正面人首部分为剔地阳刻，蛇身部分的雕刻工艺则与后世出现的减地平钑技法相近，背面全部为阴刻，蒜头鼻，具有男性形象。右侧的玉饰两面均为阴线刻，悬胆鼻，正面为“臣”字目，背面眼睛呈圆圈形，似为女性形象。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器形虽小，但造型独特，形态生动，雕琢细致入微，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体现了古人的创作和制玉水平。青玉人首蛇身饰出土于春秋早期黄君孟墓中，为研究两周时期的服饰和玉雕工艺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通过阳刻及阴刻的隐喻的艺术表现手法区分出男性与女性，因此推断这对人首蛇身饰表现的人物应为伏羲女娲形象。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与祈求，从而不难看出远古生殖崇拜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目前并未发现早于此件春秋时期器物的成对人首蛇身形象，因此，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伏羲女娲实物形象。 人首蛇身的形象在《山海经》中有着多处记载，“自单狐之山至于提山，……其神皆人面蛇身”，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除了有单首蛇身神外，也有“蛇一酋两身，名日肥遗”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黄君孟墓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而伏羲女娲的文字记载目前一般认为可能要晚于这一年限，由此推断，在此之前，华夏大地上就有了伏羲女娲的故事传说。黄君孟墓出土的青玉人首蛇身饰的问世，体现了人类对蛇或龙这种具有神秘色彩图腾的崇拜。先人用玉器制作二神的形象，用以表达他们对二神造福人类的怀念和对幸福生活的祈盼。
　　二、伏羲女娲形象的演变
　　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地域及年代上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变化通过历代的文化遗存得以体现。下面以一组不同朝代伏羲、女娲形象为例，来看看他们形象的变迁以及各种表现形式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与内涵。
　　1956年，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墓山孜出土的东汉时期伏羲女娲汉画像石，横100厘米，纵55厘米。伏羲女娲形象为人首龙体，有鳞有爪，首尾颠倒，做腾蛇之状，伏羲戴进贤冠，女娲梳髻簪饰，皆着花边衣，束腰，广袖，围绕画面中心一朵盛开的莲花，它象征着生命之花，飘然飞舞，神态优美。整幅画像动感十足，犹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敦煌莫高窟285窟中的伏羲女娲为西魏时所作。画面中，伏羲、女娲南北相对，均为人首蛇身，头束鬟髻，着交领大袖襦，肩披长巾，双袖飘举，奔腾活跃。周围天花飞旋、云气缭绕，烘托出神灵仙境氛围。伏羲一手持矩，一手持墨斗，胸前圆轮中画金乌，象征太阳;女娲单手握一交叉状物，胸前圆轮中画蟾蜍，象征月亮，围绕生命之树做飞舞状。
　　吉林省通化市集安五盔坟高旬丽晚期（相当于北朝时期）壁画墓也绘有伏羲女娲形象。4号墓藻井东部绘伏羲，做飞舞状。伏羲浓眉，丹凤眼，高鼻，小嘴，留八字胡，面色红润;蛇身修长，上着青灰色开襟羽衣，下着蛇状羽裤;双手过顶，举一红边圆盘，上绘一三足鸟，象征太阳。4号墓藻井北部有女娲图，与伏羲对称，做飞舞状。女娲面孔白皙，黑发披肩，柳叶细眉，丹凤眼，樱桃小口;身着猩红的对襟羽衣，清绿短裙，白色羽状下摆，一双龙爪;双手过顶，举银白色圆盘，上绘蟾蜍，象征月亮。二者之间绘以墨为骨，填红黄蓝三原色的生命花树，伏羲女娲环绕生命花树飞行。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入伏羲女娲图轴，唐佚名作。绢本，设色。纵220厘米，横80.9-116.6厘米。画中男女二人，人首蛇身，上下相攀，下尾相交。女娲手中拿一叉状物，伏羲手中拿矩，下有月亮，上有太阳，周围群星环绕，绘画手法和赋彩上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但女子的丰颊垂耳又似佛教壁画中的菩萨，且人物脸部和手臂均有晕染，具有西域绘画特点。 　　通过以上几件不同地区的文物遗存，我们对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形象的各式造型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从中不难发现：伏羲女娲形象不仅仅流传时间相对久远，其流传的区域也十分广泛，从西北的新疆地区，到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从东北的吉林，到中原的河南，甚至到安徽，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文化面貌和艺术特征都存在差异，它们在向我们展示着不同内涵和意义的伏羲女娲形象。
　　三、结语
　　通过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汉代的造像中，伏羲女娲不仅出现的频率极高，并且造型别具一格，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和对称性特点。两者在整体画面中不仅位置对称，其肢体动作和身姿形态以及手臂动态，从构图上也是对称的，通常靠服饰、发式和面部特征分辨男女性。
　　进入汉魏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发，大批汉人迁移至辽东地区，盛行于中原的墓葬文化随之流传过去。高旬丽的壁画墓中出现了中原墓葬绘画中的主题内容和装饰纹样，如伏羲和女娲、东王公和西王母以及羽人、奇兽等形象，说明中原地区信奉的神人形象已远传至高旬丽。从西魏时期莫高窟的壁画来看，伏羲女娲手捧日月的形象也代表着一男一女阴阳的相合。隋唐时期，伏羲女娲崇拜在偏远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屡见不鲜，如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阿斯塔那北区出土了高昌至唐西州时期伏羲女娲绢画，二神已具备了深目高鼻、卷发络腮、胡服对襟的胡人形象特征，这些图大多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象征祥瑞，表示夫妻和顺，至死不渝。
　　由此可见，各地不同文化遺产中伏羲女娲的形象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之处，每个地区的人们对于伏羲女娲神话的理解并不是单一的，而伏羲女娲的神话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也演变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地域的人根据本地域习俗对伏羲女娲神话进行了地域化的融合与演化。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黄君孟墓出土的青玉人首蛇身饰，作为目前可考证的最早的伏羲女娲形象，同样也饱含着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通过上述比较与分析后，笔者认为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出现的伏羲女娲形象的延续，不仅仅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积淀和传承，同时也充分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社会风尚，并成为这一时期的形象缩影。
　　综上所述，通过不同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形象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是：其形象通常采用人酋蛇身形象，并且其中一部分以男女独立的形象出现，隐喻阴阳;通过图案上绘制的太阳、月亮、生命之花的图案隐喻阴阳合和，表达了古人对于生命繁衍与轮回的朴素认识。同样，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如有部分伏羲女娲形象还手持道具，一般伏羲持矩，女娲拿叉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