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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隐逸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有不少文人墨客表现出对山林田园的喜爱与独钟，陶渊明的一生也与隐逸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因缘。本文立足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和他的人生经历中对于仕与隐的抉择，探讨研究陶渊明的隐逸情结。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情结；时代背景；人生经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9-02
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
（一）魏晋时期黑暗的社会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乱之中，政治黑暗，官场险恶，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残暴的镇压与迫害使得老百姓没有容身之所。当时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根本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迫使许多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田园的道路，希望可以将内心的怨愤在田园山水中得到化解，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当时政权的残害以求保全其身。士族阶级把持朝政，为权利、地位、名世勾心斗角，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在乎国家的安危，也未给庶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台，迫使许多寒士走向社会的边缘。[2]
（二）魏晋时期活跃的文化氛围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解放的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使汉代初期被认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官方的长期备战，对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其他的学说在此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在此大体形成，由此而产生的玄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玄学主张辨明析理，崇尚清谈，名士之风盛行。时代的氛围使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在魏晋时期出现的“竹林七贤”、谢灵运等名士便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中诞生了中国田园隐逸的一座高峰——陶渊明。
二、陶渊明人生经历中仕与隐的抉择
（一）陶渊明对于仕途的向往
陶渊明总是以一个隐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也是以隐逸文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文化之中，历代的文人墨客赞美陶渊明为真的隐士，殊不知陶渊明在放弃官场，回归田园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鲁迅先生曾在《隐士》中指出“陶渊明总是不能超于尘世的，而且，于朝政还是很留心的，也是不能忘掉的。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于酒中一样，也只是一种外在的现实。超脱人世的陶渊明是宋代文豪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3]陶渊明对于仕与隐的抉择在青少年时已显露在心，一直到他生活的后半期，仕与隐的矛盾依然缠绕着他的内心。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研读儒家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有着“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豪情壮志。他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光宗耀祖，报效国家。深受门阀制度的影响，陶渊明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他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曾作《赠长沙公》诗：“余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他对自己的前辈充满了景仰之情，对自己的后代给予了深厚的希望。他的《命子》诗，是诗人初为人父时的作品，诗中通过列数陶家列祖列宗的悠久历史和显赫业绩，赞扬陶门家学渊源与功德勋业，希望下一代能够继承陶氏家门、光耀陶氏家门。诗的后半部分写道：“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曰，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出企而。厉夜生子，邃而求火。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从中可以见出陶渊明对祖上遗风的强调和对自己子女教育的关切，初得子的喜悦也跃然纸上。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俨，字求思，这其中很有深切的用意，那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象孔伋那样有所成就和作为。[4]
（二）陶渊明人生经历中仕与隐的抉择
从陶渊明自身以及对于后代的教育可以看出他是有着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五次出仕，又五次离开仕途归隐田园。他二十九岁时，因“亲老家贫”的缘故，“起为江州祭酒”（《宋书•隐逸传》），所任官职相当卑微，从其在官场“志意多所耻”的苦闷看，他对政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腐朽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也就成为“势必所至，理有固然”的了。回家不久，州郡又征诏他出任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他推辞不就。一直到三十五岁，方才重返仕途，在坐镇江陵的荆、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但是陶渊明在桓玄处任职期间风尘仆仆，夙兴夜寐，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用，时间不长，陶渊明以母丧为由，再度离职返家。元兴三年，陶渊明四十岁，刘裕率部败桓玄，复京邑，被朝廷文武大臣推为都督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陶渊明当时曾出就刘裕的参军。他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纪其赴职途中的心情：“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他似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马上任，果然不久还是“返班生庐”。第二年又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纪其行踪。陶渊明这次的出世可能与刘敬宣“自表解职”有关。事毕，陶渊明“心惮远役”，回家自作安排。这两次出就军职，为时短促，内心不免郁闷，对现实政治的黑暗和刘裕、刘敬宣这些拥兵自重的军阀，陶渊明的态度异常冷淡，毫无钦慕之情。[5]是年秋，陶渊明又作了八十天多的彭泽县令。关于此次出仕的经过，《晋书•隐逸传》中有记载：“复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絃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吾令长醉于酒足矣。’妻子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谴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这段历史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陶渊明绝不会为了生存，为了“五斗米”就不要人格、不要尊严。可以说，在彭泽这个凋敝小邑的短暂就职，成了陶渊明一生仕履的终结。
观其一生，在现实生存之下出仕，在内心本真之下归园，他三番四次的出仕，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又归隐田园，即使归隐之后，诗人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黑暗的现实没有给他再多的机会与公平，认清人生无奈，与其在社会中挣扎，不如高唱“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回到自然的中，保持本真的状态，还自己一份自由。
正是隐逸生活以及对隐逸的情结才铸就了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中的不朽之位。他将自己内心对隐逸的情怀诉之于笔，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与散文。在文学创作的海洋中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点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杨天芬.诗意人生——浅析陶渊明的隐逸[J].高校讲坛，2008，(19)：180.
[3]鲁迅.隐士[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23.
[4]张杰.谈陶渊明后期隐逸生活的另一面[J].九江学院学报，2007，(4)：12.
[5]钟忧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8-31.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情结；时代背景；人生经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9-02
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
（一）魏晋时期黑暗的社会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乱之中，政治黑暗，官场险恶，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残暴的镇压与迫害使得老百姓没有容身之所。当时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根本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迫使许多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田园的道路，希望可以将内心的怨愤在田园山水中得到化解，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当时政权的残害以求保全其身。士族阶级把持朝政，为权利、地位、名世勾心斗角，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在乎国家的安危，也未给庶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台，迫使许多寒士走向社会的边缘。[2]
（二）魏晋时期活跃的文化氛围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解放的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使汉代初期被认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官方的长期备战，对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其他的学说在此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在此大体形成，由此而产生的玄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玄学主张辨明析理，崇尚清谈，名士之风盛行。时代的氛围使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在魏晋时期出现的“竹林七贤”、谢灵运等名士便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中诞生了中国田园隐逸的一座高峰——陶渊明。
二、陶渊明人生经历中仕与隐的抉择
（一）陶渊明对于仕途的向往
陶渊明总是以一个隐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也是以隐逸文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文化之中，历代的文人墨客赞美陶渊明为真的隐士，殊不知陶渊明在放弃官场，回归田园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鲁迅先生曾在《隐士》中指出“陶渊明总是不能超于尘世的，而且，于朝政还是很留心的，也是不能忘掉的。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于酒中一样，也只是一种外在的现实。超脱人世的陶渊明是宋代文豪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3]陶渊明对于仕与隐的抉择在青少年时已显露在心，一直到他生活的后半期，仕与隐的矛盾依然缠绕着他的内心。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研读儒家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有着“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豪情壮志。他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光宗耀祖，报效国家。深受门阀制度的影响，陶渊明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他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曾作《赠长沙公》诗：“余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他对自己的前辈充满了景仰之情，对自己的后代给予了深厚的希望。他的《命子》诗，是诗人初为人父时的作品，诗中通过列数陶家列祖列宗的悠久历史和显赫业绩，赞扬陶门家学渊源与功德勋业，希望下一代能够继承陶氏家门、光耀陶氏家门。诗的后半部分写道：“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曰，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出企而。厉夜生子，邃而求火。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从中可以见出陶渊明对祖上遗风的强调和对自己子女教育的关切，初得子的喜悦也跃然纸上。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俨，字求思，这其中很有深切的用意，那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象孔伋那样有所成就和作为。[4]
（二）陶渊明人生经历中仕与隐的抉择
从陶渊明自身以及对于后代的教育可以看出他是有着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五次出仕，又五次离开仕途归隐田园。他二十九岁时，因“亲老家贫”的缘故，“起为江州祭酒”（《宋书•隐逸传》），所任官职相当卑微，从其在官场“志意多所耻”的苦闷看，他对政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腐朽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也就成为“势必所至，理有固然”的了。回家不久，州郡又征诏他出任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他推辞不就。一直到三十五岁，方才重返仕途，在坐镇江陵的荆、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但是陶渊明在桓玄处任职期间风尘仆仆，夙兴夜寐，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用，时间不长，陶渊明以母丧为由，再度离职返家。元兴三年，陶渊明四十岁，刘裕率部败桓玄，复京邑，被朝廷文武大臣推为都督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陶渊明当时曾出就刘裕的参军。他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纪其赴职途中的心情：“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他似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马上任，果然不久还是“返班生庐”。第二年又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纪其行踪。陶渊明这次的出世可能与刘敬宣“自表解职”有关。事毕，陶渊明“心惮远役”，回家自作安排。这两次出就军职，为时短促，内心不免郁闷，对现实政治的黑暗和刘裕、刘敬宣这些拥兵自重的军阀，陶渊明的态度异常冷淡，毫无钦慕之情。[5]是年秋，陶渊明又作了八十天多的彭泽县令。关于此次出仕的经过，《晋书•隐逸传》中有记载：“复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絃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吾令长醉于酒足矣。’妻子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谴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这段历史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陶渊明绝不会为了生存，为了“五斗米”就不要人格、不要尊严。可以说，在彭泽这个凋敝小邑的短暂就职，成了陶渊明一生仕履的终结。
观其一生，在现实生存之下出仕，在内心本真之下归园，他三番四次的出仕，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又归隐田园，即使归隐之后，诗人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黑暗的现实没有给他再多的机会与公平，认清人生无奈，与其在社会中挣扎，不如高唱“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回到自然的中，保持本真的状态，还自己一份自由。
正是隐逸生活以及对隐逸的情结才铸就了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中的不朽之位。他将自己内心对隐逸的情怀诉之于笔，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与散文。在文学创作的海洋中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点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杨天芬.诗意人生——浅析陶渊明的隐逸[J].高校讲坛，2008，(19)：180.
[3]鲁迅.隐士[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23.
[4]张杰.谈陶渊明后期隐逸生活的另一面[J].九江学院学报，2007，(4)：12.
[5]钟忧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