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辗转晋西南
1938年春，日军发动晋南和临汾战役，晋南形势危急。2月26日，刘少奇、杨尚昆率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后梯队)撤离临汾帽儿刘村，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刘少奇回延安，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随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即三四三旅)辗转到石楼县义牒镇的圪堵坪村，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那时，杨尚昆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就靠这点单薄力量活动于石楼、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此间，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曾西渡黄河到陕西，驻扎于清涧县的罗儿河村。随即杨尚昆奉召前往延安。
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刘少奇暂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代理北方局书记，在吕梁山就近与华北各地党组织联系，直接指导晋西南党的工作；朱瑞驻晋东南，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冀豫晋省委的工作；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冀晋、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报告外，同时须直接向刘少奇报告。
4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杨尚昆复率北方局机关东渡黄河，又回到山西石楼县圪堵坪。在此，杨尚昆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友清任宣传部长，黄华任军事部长，下辖洪赵、汾孝、隰蒲、乡宁、中离五个特委。晋西南省委随北方局一道行动。4月底、5月初，杨尚昆率北方局和晋西南省委机关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靠近，先后进驻孝义县的宋家庄和张家庄。北方局机关驻孝义期间，杨尚昆以主要精力指导晋西南党的工作，并为巩固与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倾注了心血。
1938年5月和9月，在杨尚昆直接指导下，晋西南省委先后召开了两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于5月14日在宋家庄召开。参加的人员共30余人，包括洪赵、汾孝特委和所辖县委以上干部，并有少数在政权和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杨尚昆亲自主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工作方针，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及山西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是保卫西北、保卫陕北的门户。会议确定，晋西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创造巩固的统一战线的吕梁山脉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各级领导机关。3个多月之后，为了检查宋家庄会议以后的工作，杨尚昆又指导晋西南省委于9月1日在张家庄召开了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经过检查总结，宋家庄会议以后晋西南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发展较快，党员由5月初的2000人发展到5900人。由于党-的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增加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委开办了党的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同时，对各种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顿，把牺盟会变为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在政权建设方面，颁布了一些进步法令，组织了各级行政会议。
这两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晋西南地区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加强了晋西南根据地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队伍不断扩大，武装力量除决死第二纵队有4000人外，还建立了三个游击大队，乡宁、隰县、洪赵、汾东、离中五个特委也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尚昆和分赴各地的北方局领导人，依靠华北各地党的组织，充分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为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37年底到1938年春，华北各地军民进行了多次反围攻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这对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省委、区党委已辖28个地委、211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此外，还建立了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五、初上太行山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杨尚昆参加了这次全会，并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全会决定充实北方局，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九人为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任书记。从此，杨尚昆担负起主持北方局全面工作，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战争的重任。
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已移驻太行。杨尚昆于六届六中全会后返回晋西南，率北方局机关移驻晋东南，向八路军总部靠拢。此后，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在太行山上。
杨尚昆率北方局到达晋东南后，直接指导召开了中共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38年12月3日至25日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特委和主要县委的负责人。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六中全会的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必须坚持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入。
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杨尚昆调整、充实和增强了北方局工作机构，相继设置了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开办了北方局党校和华北财经学校。1939年元旦，他领导创办了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并亲自主持党报委员会工作，审定社论和重要稿件。不久，他又领导创办了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杨尚昆先后在这两个报刊上发表了《论目前形势与华北抗战》《论敌寇之所谓“治安肃正”》《华北党目前的任务》《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等论著和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对指导华北党的工作，坚持华北敌后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12月开始，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八路军再次分兵，以三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同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密切合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杨尚昆于1939年2月12日为北方局签发《关于华北工作的指示》，指出，坚持华北长期抗 战为我党既定方针，必须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使党内外均能了解坚持华北长期抗战的意见，一切工作应以争取战争胜利为中心。他特别要求“党内外要纠正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两种情绪，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要加强分区委及地委的领导力量，准备独立指导工作；各地委应配备1000至1500人左右的基干武装，并加强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加强筹集粮食和物资，以支持战争”。
1939年七八月间，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打通白晋、邯长、平辽、榆辽交通线，控制主要的城镇，将根据地分割、包围，尔后逐步压缩，以消灭抗日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面对严峻的形势，杨尚昆就坚持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围攻”等问题，向晋冀豫区党委发出指示信，对根据地作战计划、军事部署和战时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在反“围攻”中，杨尚昆率领北方局同八路军总部一起转战太行，始终与太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中共晋冀豫区委于1939年9月10日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时，晋冀豫区内已有共产党员3015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他在报告中提出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为此要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扩大统一战线，改善农民生活，武装民兵；开展敌占区工作。并提出创造模范区，使华北成为全党的模范区的奋斗目标。
在此期间，杨尚昆和北方局在华北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八路军主力的支持下，领导广大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加强根据地建设，有力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造成坚持华北长期抗战的基础。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就像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傲然挺立。
六、坚持反顽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认为“在蒋先生脑筋里决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不顾共产党对他的争取，不顾抗日大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与此同时，在晋东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晋(城)沁(水)阳(城)事变。在太行山区，国民党顽固分子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分三路向八路军发起进攻。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杨尚昆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了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性质、对顽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武乡县王家峪召开扩大会议，指示各地军民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奋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晋西地区，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然后，转移到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零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嫡系部队采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决死队第一纵队给反共军队以严重打击。随后，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同时，八路军在冀南、晋冀豫、鲁西等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反顽斗争。这些斗争，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十二月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尚昆发表了《论晋南政治事变的教训》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十二月事变，特别是晋沁阳事变的教训，并阐述了不同地区不同的工作原则和方式，告诫各级领导者要把握时局的变化，并据此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在北方局党校，杨尚昆作了《关于目前时局、争取时局好转的报告》，明确提出时局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妥协投降危机，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同时，还进一步阐明了争取时局好转的具体措施。
七、领导根据地全面建设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行山腹心地区黎城县北社等地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部分委员、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首长、各区党委负责人朱德、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李大章、蔡树藩、李雪峰、李一清、黄镇、薄一波、安子文、杨秀峰、宋任穷、李菁玉、戎子和等。这次会议从4月11日开始至26日结束，一共开了15天。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他详尽地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军、建政、建党三项任务和巩固与建设晋冀豫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会上，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并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黎城会议”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的新时期。建军工作是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主要是对一二九师、各个军区和军分区进行整编和训练。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的行政领导和统一法令政策。建党工作主要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从而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党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困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加强经济工作，北方局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还开办财政经济学校，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同时，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又决定将冀南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实行五行通汇。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活跃经济，增加收入，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后，杨尚昆率北方局重返武乡堙里村，不久又转赴辽县麻田一带。在避敌锋芒，辗转太行期间，杨尚昆注重利用战争间隙在北方局党校开办培训班，培养党的干部队伍。
为了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加强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北方局于1940年9月在武乡砖壁村再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杨尚昆在会上作《根据地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就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及根据地建设的若干基本政策进行阐述。会议总结了“黎城会议”提出的三大建设任务执行情况，进一步提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政策，为全面建设根据地指明了方向。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冀太联办公布了施政纲领，共20条，成为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准绳。随后，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实施条令》《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人民武装组织条例》《劳工保护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庭条例》《荣誉军人优抚条例》《军事支差条例》《土地使用条例草案》《婚姻暂行条例》等法规，使根据地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1941年初，我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的正规军已扩大到37万人，党员发展到40万人，建立县政权300余个。
1940年夏，日本乘德军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的机会，一面加紧诱逼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除去其南进的后顾之忧。经过三年多发展的太行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使日本侵略者感到如芒在背，于是日军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太行区，实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封锁、分割和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1940年秋冬，由八路军总部组织105个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即著名的“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发动前，杨尚昆参加了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与彭德怀、左权等一起酝酿讨论发动这场交通破击战的可能性及具体问题。“百团大战”开始后，北方局领导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前参战。杨尚昆还冒着枪林弹雨，代表北方局亲赴前线慰问八路军将士。杨尚昆还挥笔疾书，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了《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的胜利》的社论，充分肯定“百团大战”是华北战场上三年来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总攻战，战线广阔、兵力众多，在游击战争中“是空前的”，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统一意图，统一计划，配合作战，其组织性、精密性和在指挥艺术上“也是惊人的”。这一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掀起了沦陷区广大人民的反日斗争，而且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和抗日友军，增加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同情”。
1940年11月，杨尚昆奉命前往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彭德怀、邓小平先后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北方局工作，但杨尚昆所担任的北方局书记职务，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北方局撤销为止。
八、在吕梁中后委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在西北，国民党出动25万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于3月19日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率领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到晋绥解放区的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1947年3月31日，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东渡黄河，经过长途跋涉，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10多个村庄。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情报部、交际处、外事组、法律委员会、妇委、工会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镇。中后委领导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了保证中央指挥作战的需要，叶剑英和杨尚昆在三交镇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方情况，当好中央的耳目。可当时的电讯侦察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缺这少那；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等。面对这种局面，杨尚昆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人员，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采取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个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略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秘密电台进行联络。
鉴于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同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困难，为保障中央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根据中央的决定，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中后委还着手在晋绥建立了中央后方转报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指示，绝大部分由中后委转达全国，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都是由后委转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后委根据中央决定设立了交通科，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
杨尚昆还十分重视情报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安排曾三负责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负责分送各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 人民解放军各部作战经验的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奋战略区。后委还把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情报，编印成《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特种兵及后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解放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为向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叶剑英、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600人，并及时送到陕北，补充了警卫团。还从晋绥边区征集了大批物资和弹药，及时护送到陕北。
此外，根据中央的委托，后委还指导了蒋管区的群众斗争，并为开辟新区工作准备干部。
由于后委及时地、高质量地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供了情报，转达了命令、指示，输送了兵员、物资，为协助和保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中后委驻吕梁期间，晋绥边区同全国各解放区一样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群众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进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最大限度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杨尚昆夫人李伯钊还参加了晋绥土改工作队，在深入农村、深入生活过程中排演了《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优秀剧目。
但是，在土改运动猛烈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临县的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搞土改试点，提出了“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他们的所谓“经验”强行推广后，对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中后委虽不分管土改工作，但为纠正土改“左”倾错误作了努力。叶剑英、杨尚昆亲自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广泛听取当地干部和群众意见，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召开了土改纠偏会。同年6月，杨尚昆回陕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了晋绥土改的问题，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使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健康地发展起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实行伟大的战略转移，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3月24日，到达三交镇双塔村。当晚，杨尚昆(当时，叶剑英已提前向晋察冀解放区行进)陪同毛泽东等看望后委的工作人员，并当即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部分人员，经兴县蔡家崖，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杨尚昆率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3月底，杨尚昆率后委机关人员向吕梁山人民深情道别后，便分批出发，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到达中国革命的又一个指挥中心——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全文完)
(责编 肖 黎)
1938年春，日军发动晋南和临汾战役，晋南形势危急。2月26日，刘少奇、杨尚昆率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后梯队)撤离临汾帽儿刘村，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刘少奇回延安，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随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即三四三旅)辗转到石楼县义牒镇的圪堵坪村，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那时，杨尚昆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就靠这点单薄力量活动于石楼、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此间，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曾西渡黄河到陕西，驻扎于清涧县的罗儿河村。随即杨尚昆奉召前往延安。
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刘少奇暂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代理北方局书记，在吕梁山就近与华北各地党组织联系，直接指导晋西南党的工作；朱瑞驻晋东南，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冀豫晋省委的工作；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冀晋、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报告外，同时须直接向刘少奇报告。
4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杨尚昆复率北方局机关东渡黄河，又回到山西石楼县圪堵坪。在此，杨尚昆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友清任宣传部长，黄华任军事部长，下辖洪赵、汾孝、隰蒲、乡宁、中离五个特委。晋西南省委随北方局一道行动。4月底、5月初，杨尚昆率北方局和晋西南省委机关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靠近，先后进驻孝义县的宋家庄和张家庄。北方局机关驻孝义期间，杨尚昆以主要精力指导晋西南党的工作，并为巩固与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倾注了心血。
1938年5月和9月，在杨尚昆直接指导下，晋西南省委先后召开了两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于5月14日在宋家庄召开。参加的人员共30余人，包括洪赵、汾孝特委和所辖县委以上干部，并有少数在政权和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杨尚昆亲自主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工作方针，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及山西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是保卫西北、保卫陕北的门户。会议确定，晋西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创造巩固的统一战线的吕梁山脉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各级领导机关。3个多月之后，为了检查宋家庄会议以后的工作，杨尚昆又指导晋西南省委于9月1日在张家庄召开了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经过检查总结，宋家庄会议以后晋西南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发展较快，党员由5月初的2000人发展到5900人。由于党-的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增加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委开办了党的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同时，对各种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顿，把牺盟会变为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在政权建设方面，颁布了一些进步法令，组织了各级行政会议。
这两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晋西南地区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加强了晋西南根据地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队伍不断扩大，武装力量除决死第二纵队有4000人外，还建立了三个游击大队，乡宁、隰县、洪赵、汾东、离中五个特委也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尚昆和分赴各地的北方局领导人，依靠华北各地党的组织，充分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为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37年底到1938年春，华北各地军民进行了多次反围攻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这对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省委、区党委已辖28个地委、211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此外，还建立了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五、初上太行山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杨尚昆参加了这次全会，并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全会决定充实北方局，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九人为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任书记。从此，杨尚昆担负起主持北方局全面工作，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战争的重任。
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已移驻太行。杨尚昆于六届六中全会后返回晋西南，率北方局机关移驻晋东南，向八路军总部靠拢。此后，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在太行山上。
杨尚昆率北方局到达晋东南后，直接指导召开了中共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38年12月3日至25日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特委和主要县委的负责人。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六中全会的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必须坚持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入。
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杨尚昆调整、充实和增强了北方局工作机构，相继设置了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开办了北方局党校和华北财经学校。1939年元旦，他领导创办了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并亲自主持党报委员会工作，审定社论和重要稿件。不久，他又领导创办了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杨尚昆先后在这两个报刊上发表了《论目前形势与华北抗战》《论敌寇之所谓“治安肃正”》《华北党目前的任务》《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等论著和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对指导华北党的工作，坚持华北敌后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12月开始，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八路军再次分兵，以三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同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密切合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杨尚昆于1939年2月12日为北方局签发《关于华北工作的指示》，指出，坚持华北长期抗 战为我党既定方针，必须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使党内外均能了解坚持华北长期抗战的意见，一切工作应以争取战争胜利为中心。他特别要求“党内外要纠正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两种情绪，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要加强分区委及地委的领导力量，准备独立指导工作；各地委应配备1000至1500人左右的基干武装，并加强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加强筹集粮食和物资，以支持战争”。
1939年七八月间，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打通白晋、邯长、平辽、榆辽交通线，控制主要的城镇，将根据地分割、包围，尔后逐步压缩，以消灭抗日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面对严峻的形势，杨尚昆就坚持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围攻”等问题，向晋冀豫区党委发出指示信，对根据地作战计划、军事部署和战时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在反“围攻”中，杨尚昆率领北方局同八路军总部一起转战太行，始终与太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中共晋冀豫区委于1939年9月10日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时，晋冀豫区内已有共产党员3015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他在报告中提出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为此要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扩大统一战线，改善农民生活，武装民兵；开展敌占区工作。并提出创造模范区，使华北成为全党的模范区的奋斗目标。
在此期间，杨尚昆和北方局在华北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八路军主力的支持下，领导广大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加强根据地建设，有力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造成坚持华北长期抗战的基础。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就像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傲然挺立。
六、坚持反顽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认为“在蒋先生脑筋里决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不顾共产党对他的争取，不顾抗日大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与此同时，在晋东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晋(城)沁(水)阳(城)事变。在太行山区，国民党顽固分子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分三路向八路军发起进攻。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杨尚昆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了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性质、对顽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武乡县王家峪召开扩大会议，指示各地军民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奋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晋西地区，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然后，转移到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零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嫡系部队采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决死队第一纵队给反共军队以严重打击。随后，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同时，八路军在冀南、晋冀豫、鲁西等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反顽斗争。这些斗争，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十二月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尚昆发表了《论晋南政治事变的教训》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十二月事变，特别是晋沁阳事变的教训，并阐述了不同地区不同的工作原则和方式，告诫各级领导者要把握时局的变化，并据此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在北方局党校，杨尚昆作了《关于目前时局、争取时局好转的报告》，明确提出时局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妥协投降危机，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同时，还进一步阐明了争取时局好转的具体措施。
七、领导根据地全面建设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行山腹心地区黎城县北社等地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部分委员、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首长、各区党委负责人朱德、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李大章、蔡树藩、李雪峰、李一清、黄镇、薄一波、安子文、杨秀峰、宋任穷、李菁玉、戎子和等。这次会议从4月11日开始至26日结束，一共开了15天。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他详尽地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军、建政、建党三项任务和巩固与建设晋冀豫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会上，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并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黎城会议”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的新时期。建军工作是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主要是对一二九师、各个军区和军分区进行整编和训练。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的行政领导和统一法令政策。建党工作主要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从而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党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困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加强经济工作，北方局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还开办财政经济学校，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同时，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又决定将冀南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实行五行通汇。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活跃经济，增加收入，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后，杨尚昆率北方局重返武乡堙里村，不久又转赴辽县麻田一带。在避敌锋芒，辗转太行期间，杨尚昆注重利用战争间隙在北方局党校开办培训班，培养党的干部队伍。
为了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加强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北方局于1940年9月在武乡砖壁村再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杨尚昆在会上作《根据地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就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及根据地建设的若干基本政策进行阐述。会议总结了“黎城会议”提出的三大建设任务执行情况，进一步提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政策，为全面建设根据地指明了方向。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冀太联办公布了施政纲领，共20条，成为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准绳。随后，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实施条令》《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人民武装组织条例》《劳工保护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庭条例》《荣誉军人优抚条例》《军事支差条例》《土地使用条例草案》《婚姻暂行条例》等法规，使根据地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1941年初，我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的正规军已扩大到37万人，党员发展到40万人，建立县政权300余个。
1940年夏，日本乘德军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的机会，一面加紧诱逼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除去其南进的后顾之忧。经过三年多发展的太行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使日本侵略者感到如芒在背，于是日军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太行区，实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封锁、分割和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1940年秋冬，由八路军总部组织105个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即著名的“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发动前，杨尚昆参加了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与彭德怀、左权等一起酝酿讨论发动这场交通破击战的可能性及具体问题。“百团大战”开始后，北方局领导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前参战。杨尚昆还冒着枪林弹雨，代表北方局亲赴前线慰问八路军将士。杨尚昆还挥笔疾书，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了《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的胜利》的社论，充分肯定“百团大战”是华北战场上三年来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总攻战，战线广阔、兵力众多，在游击战争中“是空前的”，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统一意图，统一计划，配合作战，其组织性、精密性和在指挥艺术上“也是惊人的”。这一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掀起了沦陷区广大人民的反日斗争，而且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和抗日友军，增加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同情”。
1940年11月，杨尚昆奉命前往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彭德怀、邓小平先后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北方局工作，但杨尚昆所担任的北方局书记职务，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北方局撤销为止。
八、在吕梁中后委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在西北，国民党出动25万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于3月19日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率领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到晋绥解放区的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1947年3月31日，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东渡黄河，经过长途跋涉，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10多个村庄。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情报部、交际处、外事组、法律委员会、妇委、工会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镇。中后委领导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了保证中央指挥作战的需要，叶剑英和杨尚昆在三交镇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方情况，当好中央的耳目。可当时的电讯侦察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缺这少那；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等。面对这种局面，杨尚昆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人员，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采取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个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略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秘密电台进行联络。
鉴于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同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困难，为保障中央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根据中央的决定，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中后委还着手在晋绥建立了中央后方转报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指示，绝大部分由中后委转达全国，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都是由后委转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后委根据中央决定设立了交通科，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
杨尚昆还十分重视情报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安排曾三负责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负责分送各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 人民解放军各部作战经验的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奋战略区。后委还把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情报，编印成《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特种兵及后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解放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为向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叶剑英、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600人，并及时送到陕北，补充了警卫团。还从晋绥边区征集了大批物资和弹药，及时护送到陕北。
此外，根据中央的委托，后委还指导了蒋管区的群众斗争，并为开辟新区工作准备干部。
由于后委及时地、高质量地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供了情报，转达了命令、指示，输送了兵员、物资，为协助和保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中后委驻吕梁期间，晋绥边区同全国各解放区一样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群众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进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最大限度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杨尚昆夫人李伯钊还参加了晋绥土改工作队，在深入农村、深入生活过程中排演了《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优秀剧目。
但是，在土改运动猛烈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临县的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搞土改试点，提出了“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他们的所谓“经验”强行推广后，对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中后委虽不分管土改工作，但为纠正土改“左”倾错误作了努力。叶剑英、杨尚昆亲自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广泛听取当地干部和群众意见，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召开了土改纠偏会。同年6月，杨尚昆回陕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了晋绥土改的问题，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使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健康地发展起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实行伟大的战略转移，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3月24日，到达三交镇双塔村。当晚，杨尚昆(当时，叶剑英已提前向晋察冀解放区行进)陪同毛泽东等看望后委的工作人员，并当即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部分人员，经兴县蔡家崖，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杨尚昆率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3月底，杨尚昆率后委机关人员向吕梁山人民深情道别后，便分批出发，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到达中国革命的又一个指挥中心——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全文完)
(责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