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已连续7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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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大陆人口自1988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都已连续7年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持续下降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近(1.9),远远低于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4.4)。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独特规律。正因为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计划生育工作,今后仍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继续有效地、合理地控制人口增长,那末,在本世纪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亿内是做得到的,使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的极峰不超过16亿也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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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零点调查”的中心城市稳定性研究,被作为城市内部核心因素考察可涉及4个方面:市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公共治安安全感、城市人群间的协调程度、对公共管理体制的关注程度。象宗教民族问题、政治权力格局的异动、突发性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尚未能进行研究。“零点调查”的基础研究资料是公司1993年在京津沪等地实施的9项专项民意调查结果。1993年8—9月,我们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等单位合作,通过严格的抽样控制,派出访员,在京津沪三市,访问了1650户(每市各550户)市民家庭,回收有效问卷153
本文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话谈“周期率”为线索,纵观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承认确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古今中外的历史,均受这“周期率”的支配。剥削阶级的覆灭都是同其政权反民主、反人民、搞腐败分不开的。谁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是以百倍的警惕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党政领导干部不敢松懈,只有反腐倡廉并敢于碰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好主人与公仆、监督与被监督、民主与法制、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等关系,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跳出“周期率”。
该文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在取得大量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盲目自发性,这种盲目自发性对于城乡的发展与进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作者将这种消极影响概括为导致社会生活的无序性及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制约作用两个方面,同时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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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发展小城镇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发展很快,城镇的功能日益强化和完善,城镇居民和周围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农村小康战略目标的需要,从小城镇的现状和水平来考察,我国的小城镇发展与建设面临调整、充实和提高的繁重任务。因此,有必要对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给予再认识。
<正> 应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英国学术院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同志率领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张文武、外事局局长姜汉章、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罗肇鸿、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外事局欧洲处曾东等同志于1993年10月20日—11月10日,对德国、英国、瑞典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和访问。这次考察的主要项目是欧洲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经济、社会改革整体部署中
文章认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赶超型”客观性质和发展速率,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发点。为实现赶超发展,必须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看作是“社会动力资源系统”。文章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整体系统、中国和世界、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共性和个性、主体和客体等六个关系视角,揭示了这种动力系统和结构并从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在今天把“代价”提升为科学范畴具有很大意义。从发展学的角度看,“代价”应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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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台湾东海大学高承恕教授一行三人,于1993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来京进行学术访问。 高承恕教授1948年出生,197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旋赴比利时卢汶大学任讲座教授。70年代中回台湾后,即在私立东海大学任教,现任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东海大学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东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东海大学校董会董事、台湾逢甲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 高承恕教授的研究领域为:(1)社会学理论,对德国古典和现代的社会文化理论及欧洲现象学社会学传统尤有
海外华人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世界历史横向联系加强与扩展的视角,结合华侨在南洋与华工在北美的不同遭遇和处境,立足现实,展望海外华人为促成“亚太世纪”的来临必将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