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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因素框架下，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传统经济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对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均产生影响，而制度因素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呈现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特点。根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呈现明显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9908
一、引言
自推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 0784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达到1 160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和第11位。其中，亚洲地区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止2013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投资存量为4 4741亿美元，占总量的677%，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占总境外企业数的556%，且境外企业覆盖率为各州之最，达到97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分布如此聚集，值得学者们重视。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策略，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成败。而企业国际化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通过区域扩张来实现，并且大多数跨国公司只开展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国企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所以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地将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的广泛性和集聚性分布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类似。因此，将亚洲地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解释次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投资趋势和动力[4-5]、投资决定因素和动机[6-7]以及投资方式的决策[8-9]等几个方面。鲜有文献从制度视角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原因。已有文献表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不同特征。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需要进行延伸和拓展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现象。相对于从经济视角解释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攫取理论等），从制度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定海外经营策略的做法更為有效。
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均承认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Buckley等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而这些投资不属于风险规避型投资。Kolstad和Wiig[10]发现东道国制度与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论与蒋冠宏和蒋殿春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陈岩等、宗方宇等指出，经济自由度较高、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岳咬兴和范涛[1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与自身制度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
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3年对亚洲21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各种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多重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样本分类和时期划分，研究了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期，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式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Dunning和Lundan[14]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全面阐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Dunning和Lundan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由东道国特有属性决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条件下的商业环境决定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而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由企业特有属性决定，跨国公司通过提高自身内部化优势以开发和利用区位优势，符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重视经济效率驱动作用。投资动机的不同使得投资地点呈现区位组合差异化。主流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四种动机：寻求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和寻求战略资产[14]。这种投资动机的划分在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也得到了印证[11]-[13]。但是，使用经济因素并不能全面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为企业要在竞争性和挑战性较强的国外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还需要获得制度合理性。因此，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将自身优势与周身环境同构来提高进入的合理性，即重视制度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最新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作用重大[15]。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完全成熟的市场化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化制度不完善，使得这些国家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活动，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干预行为[16]。以中国为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投资主体和盈利比例最高的投资主体高度重合，政府对企业的主导作用已被认为是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态度已从严格管制转变为积极支持。国家制度为中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了这些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为其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企业提供条件[17]。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制度因素对加快企业对外投资速度提供了解释。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决策密切相关。
本文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根据Scott分类，企业外部制度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规制性制度包括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形态[18]。North认为规制性制度提供了东道国的游戏规则和公司间相互作用的结构；规范性制度通过规范性和义务性价值和准则制约社会行为，通常带有社会和文化特征；认知性制度则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扩张中均使用类似的海外投资模式[18]。本文试图从这三个层面出发，全面探索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 三、理论假设
（一）传统经济因素
1寻求市场型
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7-11-13]。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投资者通过在当地生产实现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东道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会增加国内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鼓励更多外国资本流入国内。从一些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看，寻求市场是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11-13]。一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需要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为了规避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品牌知名度，也会积极寻求国外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首要考虑的就是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及市场开放程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如果东道国的市场更容易适应全球生产贸易模式，那么该国对外国投资者也就更具吸引力，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市场的跳板。此时，东道国的出口能力成为吸引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开放度则反映了东道国的竞争力和出口导向，也是反映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的重要变量。
假设1a：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
假设1b：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
假设1c：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2寻求资源型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对资源禀赋需求日趋上升，获得可持续利用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保障。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洲和拉美洲的资源型资产投资，与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储藏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资源型投资的行为主体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在国际市场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规避意识逐渐提高，获取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成为更多国有企业首要实现的目标。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能会加大对资源型资产投资，增强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忍受力；另一方面，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国有企业会更加重视规避东道国制度风险。
假设2：中国对亚洲资源寻求型投资倾向于资源富足的国家。
3寻求效率型
中国国内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低劳动力成本、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文献表明，追求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并非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寻求效率型投资主要处理的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选择问题，而本文立足解释如何在国外市场选择投资地点。Sethi等[19]认为，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因此，这些国外市场要素禀赋的差异将对中国资本流出产生影响。亚洲地区是发展中国家集聚地，大部分国家都积极开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以东盟新四国为例，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爬坡期，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承接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是效率寻求型投资理想的地区。
假设3：中国对亚洲效率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4寻求战略资产型
彌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在专利技术、管理技巧、产品品牌和销售网络方面的劣势是促使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这种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根本原因是全球竞争战略的需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获得战略资产以弥补其竞争劣势。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除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外，中国技术水平的总体指标均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该行业不仅集中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地区，也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柬埔寨和老挝等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中国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在亚洲地区动机尚不明确。
假设4：中国对亚洲战略寻求型投资动机不确定。
（二）制度因素
1规制制度
制度环境的规制维度确立了构成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游戏规制，企业行为受这些规制约束[18]。跨国公司在决定是否进入特定的国外市场时，首要考虑的是获得进入市场适应性的能力。从规制制度角度看，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是由规制制度通过约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达到降低压制资本流动决定的，从而让跨国公司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规制组成。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呈现正向影响，为外资提供更为友好的制度措施，比如稳定的经济政策、完善的产权保护、宽松的所有权限制和廉洁的官僚体系，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本文采用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来衡量规制制度。部分文献认为母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是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之一[16]。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造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外开放三十多年，国家一直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中国与东道国在规制机制方面存在较多差异，意味着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管制相对宽松。因此，中国企业更偏向投资于经济机制和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与中国存在差异的经济体。而考虑到政治法律机制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可能会出现相反情况。Voss等[17]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追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时会趋向于忽略政治风险。此外，由于能够获得东道国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在面对风险高、收益大的机会时，会主动出击，表现出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的态度。母国政治制度特性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一种所有权优势。 假设5a：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经济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假设5b：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政治法律机制差异较小的国家。
假设5c：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2规范制度
制度的规范维度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稳定作用，这种作用限制了人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行为。跨国公司在国外运营需要建立社会规范性，因为相比于竞争对手，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当地利益集团的冲击或面临更多成见和双重标准。事实上，建立社会的规范合法性比建立规制合法性更为困难。规范性强调深层的道德基础，它比规制机制更容易被内部化。文化距离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跨国公司越难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因此，跨国公司更倾向在文化与母国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即中国企业更可能对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假设6：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小的国家。
3认知制度
根据认知制度理论，如果某种特定行为被许多机构高度重复，那么这种行为将被常规化为一种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虽然模仿行为模式并不能保证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能帮助企业获得认知合法性。就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而言，实证文献显示出一种从众效应，它源于模仿企业领导层的决策方式[19]。东道国和母国公司之间的交易频率通过两国经贸关系的亲密程度反映出来，这种关系体现为两国双边贸易量。双边交易量越大，表示母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商业交易频率越高。这种贸易交易的重复性模式能够被常规化和客观化，企业可以将通过模仿这种贸易关系表现出的商业交易模式运用到国际投资领域，特别是对于出口贸易平台型投资尤为适用。由贸易关系促成的频繁商业交易能够通过外部溢出机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如果母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那么母国贸易企业的良好声誉将溢出到投资企业，有利于对外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假设7：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商业交易紧密度较高的国家。
四、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将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主要因为投资存量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准确的工具。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6—2003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告（2003—2013年）》。东道国市场规模用人均GDP解释；东道国市场潜力用GDP增长率解释；市场开放度被作为测度出口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由东道国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率衡量；资源禀赋作为跨国公司获取资源型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矿石金属出口额与贸易出口额的比率衡量，上述四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效率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来衡量，该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数据库LABORSTA和ILOSTAT。东道国专利申请数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技术和管理技巧等战略资产投资的动机，数据取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专利数据库。
经济自由度代表了规制制度中的经济规制机制。传统基金会提出，经济自由度指数由10个指标组成，分别是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政府规模、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財产所有权、廉洁度和劳工自由度。笔者认为中国与东道国经济规制的不同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此，这里采用10个指标的平均数据来衡量中国与东道国间经济规制的差异，数据来源于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标（2013年）》。政治影响代表了规制制度中政治法律规制机制，这里采用世界治理指标中“法治情况”（Rule of Law）进行测度[13]。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作为直接规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制度的变量，衡量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难易程度，该变量也是由中国与东道国投资活动机制的差异决定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竞争力年鉴（1995—2013年）》。文化差距衡量了规范制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文化差距的测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以往文献当中普遍使用的方法进行测算。根据Hofstede[20]提出文化维度概念（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列出文化距离计算公式CDj=∑Iij-Iic2/Vi/4，其中，CDj指东道国j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表示东道国j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Iic表示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Vi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该数据来源于The Hofstede Centre。中国与东道国间双边贸易量衡量了认知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从制度角度看，双边贸易量的大小表明母国公司与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交易的密切程度。如果某贸易目的地在很长时期内高度重复以至于被制度化，那么将贸易目的地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相重合，就成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模仿方式的合理方法。因此，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交易量将作为两国商业交易紧密度的替代变量，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后，本文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主要变量间的相互影响。通货膨胀对各经济体经营活动会带来较高风险，可以预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通货膨胀呈负相关关系。该数据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OFDIi，t=β0+β1lnGDPPi，t+β2GDPGi，t+β3OPENi，t+β4RESOURCEi，t+β5lnCOSTi，t+β6lnPATENTi，t+β7ECONOMICFREEi，t+β8POLITICi，t+β9FDIRULEi，t+β10CULTUREi，t+β11lnTRADEi，t+β12INFLATIONi，t+εi，t 其中，i=1，2，3，…，i（i代表东道国），t=1995，1996，…，2013（t代表年份）。
五、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首先，本文检验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以随机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最后，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并将全样本时期划分为1995—2000年和2001—2013年。主要考察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间段是否对中国投资亚洲地区的区位因素有影响。选择2001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这一年既是中国官方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起始年，又是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的元年。
（一）全样本检验
由表1可知，东道国专利申请数与中国对亚洲投资区位选择正相关，但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说明中国对亚洲地区战略资产型投资动机不明显。全样本回归结果对传统经济变量提出的假设支持有限。在被检验的经济变量中，只有单位劳动力成本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与假设3一致，即亚洲东道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对吸引中国资本流入构成阻碍。考虑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对较多，得到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它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关注利润最大化的目標。实证结果还表明，制度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五个制度变量中的三个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具有显著影响力。经济自由度这一变量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假设5a。该结果表明，中国趋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投资企业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经济规制。政治影响系数也具有显著性，且呈现负向效应，从而证实了假设5b，即中国与东道国间政治法律规制差别越小，东道国对中国企业在此投资的吸引力越大。《世界竞争力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东道国相比，中国的政治影响指数得分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规制机制具有强大的压制性和控制性。这一估计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风险较高的国家。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竞争时发现，在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制度适应性，这些企业将母国的政治特征内部化为企业独特优势，为它们提供适应相似制度环境的经验，该制度环境的特征表现为调整性和政府干预。有关规制制度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个变量呈现出相反的影响，说明中国跨国公司对于那些经济自由度高而政治压制性和风险性也高的东道国颇感兴趣。假设6得到实证检验的部分证实，即两国文化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国开展海外活动。遗憾的是，文化差距系数显著性较弱。可能的解释是，亚洲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由来已久。一方面，华人在亚洲地区人数众多，分布较广，华人网络被视为是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具有地缘优势的亚洲各国更不例外，它们逐渐认知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又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条件。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趋势，使文化距离边界效应逐渐递减，以致于不能被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19]。
（二）不同经济体检验
由表1可知，两个经济群体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全样本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子样本各自的结果也不相同，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检验结果，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两个经济群体投资时区位影响因素不同。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两个经济变量（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两个制度变量（经济自由度和经贸紧密度）具有显著性，且表现与预期一致。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强劲的出口导向促进了中国向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不显著的原因。中国在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建厂，将生产产品转口到其他国家，即中国企业对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的目的在于服务更广阔的市场，与东道国国内市场规模关系较小。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负向影响与全样本分析结果一致，意味着亚洲发达经济体的高劳动力成本阻碍了中国资本的流入。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同，经济自由度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市场导向强的地区。经贸关系紧密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双方经贸关系紧密度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入具有正面影响。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传统经济变量中的市场开放度和资源禀赋均在5%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中国市场寻求型投资被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的出口导向所促进。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检验结果不同，资源禀赋系数具有很高的显著性，且为正值，说明中国投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属于寻求资源型。就制度变量而言，经济规制制度具有显著性，但不同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该变量呈负值，说明与中国经济规制机制差别越小，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投资越具吸引力。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大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究其原因有两点：首先，从企业层面看，受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影响，各国跨国公司存在明显异质性特点，跨国公司在文化差距较大的东道国生产经营时，可以获得由这种差距带来产品差异化的好处，避免生产的产品与东道国产品直接竞争，有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其次，从员工层面看，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时，文化碰撞可以激发员工创造性思维，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同时，通过雇佣东道国员工可以降低跨国公司文化整合风险，节约投资成本。认知制度在这里具有正向显著性，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三）不同时期段检验
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具有动态性。1995—2000年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中国与东道国在投资活动限制方面差异越大，越能够吸引中国资本流入。考虑到中国此时对外国所有权的管制十分严格，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偏好向投资活动规制友好型国家进行投资的行为。2001—2013年间，传统经济因素，如GDP增长率、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均具有显著性。GDP增长率系数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首次表现出正向显著性，意味着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衰退之后，亚洲经济最终回到正常轨道上，重新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场所。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发达经济群体情况相似。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似。该结果显示，这一时期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利益驱动意识和成本节约意识更强。对于制度变量来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从1995—2000年的正向效应转变为2001—2013年的负向效应，解释了中国跨国公司逐渐趋向于选择与其国际投资机制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该结果也反映出自2001年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国之后，对国际投资活动的态度逐步向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变。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考察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解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全样本回归结果和次级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经济因素而言，制度因素在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方向在全样本和次级样本分析中均具有稳定性。相反，制度变量的影响方向有所改变。在各次级样本中，同样的制度因素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不同影响方向，即制度变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呈现显著的动态性，且从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回归结果看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模式。
对中国跨国公司管理者来说，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中国资源寻求型或市场寻求型投资想要得以实现，应着重注意东道国制度因素在企业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其次，文中有关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变量呈反向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母国制度特性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应瞄准与母国政治经济体制差异不大的地区。最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海外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能够将其在本国政治约束环境下的经营劣势转化为优势。这种压制环境下的适应性经验和技能使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处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可能面临的政治障碍和制度障碍。此外，中国目前参与的世界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大都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应该形成自己为主导的多边或双边的经济合作体系。中国在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积极拓展合作伙伴，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经贸往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型”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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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
关键词：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9908
一、引言
自推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 0784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达到1 160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和第11位。其中，亚洲地区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止2013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投资存量为4 4741亿美元，占总量的677%，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占总境外企业数的556%，且境外企业覆盖率为各州之最，达到97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分布如此聚集，值得学者们重视。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策略，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成败。而企业国际化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通过区域扩张来实现，并且大多数跨国公司只开展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国企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所以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地将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的广泛性和集聚性分布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类似。因此，将亚洲地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解释次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投资趋势和动力[4-5]、投资决定因素和动机[6-7]以及投资方式的决策[8-9]等几个方面。鲜有文献从制度视角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原因。已有文献表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不同特征。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需要进行延伸和拓展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现象。相对于从经济视角解释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攫取理论等），从制度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定海外经营策略的做法更為有效。
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均承认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Buckley等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而这些投资不属于风险规避型投资。Kolstad和Wiig[10]发现东道国制度与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论与蒋冠宏和蒋殿春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陈岩等、宗方宇等指出，经济自由度较高、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岳咬兴和范涛[1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与自身制度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
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3年对亚洲21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各种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多重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样本分类和时期划分，研究了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期，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式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Dunning和Lundan[14]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全面阐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Dunning和Lundan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由东道国特有属性决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条件下的商业环境决定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而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由企业特有属性决定，跨国公司通过提高自身内部化优势以开发和利用区位优势，符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重视经济效率驱动作用。投资动机的不同使得投资地点呈现区位组合差异化。主流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四种动机：寻求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和寻求战略资产[14]。这种投资动机的划分在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也得到了印证[11]-[13]。但是，使用经济因素并不能全面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为企业要在竞争性和挑战性较强的国外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还需要获得制度合理性。因此，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将自身优势与周身环境同构来提高进入的合理性，即重视制度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最新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作用重大[15]。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完全成熟的市场化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化制度不完善，使得这些国家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活动，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干预行为[16]。以中国为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投资主体和盈利比例最高的投资主体高度重合，政府对企业的主导作用已被认为是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态度已从严格管制转变为积极支持。国家制度为中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了这些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为其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企业提供条件[17]。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制度因素对加快企业对外投资速度提供了解释。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决策密切相关。
本文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根据Scott分类，企业外部制度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规制性制度包括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形态[18]。North认为规制性制度提供了东道国的游戏规则和公司间相互作用的结构；规范性制度通过规范性和义务性价值和准则制约社会行为，通常带有社会和文化特征；认知性制度则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扩张中均使用类似的海外投资模式[18]。本文试图从这三个层面出发，全面探索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 三、理论假设
（一）传统经济因素
1寻求市场型
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7-11-13]。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投资者通过在当地生产实现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东道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会增加国内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鼓励更多外国资本流入国内。从一些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看，寻求市场是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11-13]。一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需要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为了规避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品牌知名度，也会积极寻求国外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首要考虑的就是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及市场开放程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如果东道国的市场更容易适应全球生产贸易模式，那么该国对外国投资者也就更具吸引力，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市场的跳板。此时，东道国的出口能力成为吸引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开放度则反映了东道国的竞争力和出口导向，也是反映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的重要变量。
假设1a：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
假设1b：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
假设1c：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2寻求资源型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对资源禀赋需求日趋上升，获得可持续利用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保障。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洲和拉美洲的资源型资产投资，与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储藏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资源型投资的行为主体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在国际市场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规避意识逐渐提高，获取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成为更多国有企业首要实现的目标。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能会加大对资源型资产投资，增强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忍受力；另一方面，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国有企业会更加重视规避东道国制度风险。
假设2：中国对亚洲资源寻求型投资倾向于资源富足的国家。
3寻求效率型
中国国内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低劳动力成本、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文献表明，追求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并非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寻求效率型投资主要处理的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选择问题，而本文立足解释如何在国外市场选择投资地点。Sethi等[19]认为，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因此，这些国外市场要素禀赋的差异将对中国资本流出产生影响。亚洲地区是发展中国家集聚地，大部分国家都积极开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以东盟新四国为例，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爬坡期，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承接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是效率寻求型投资理想的地区。
假设3：中国对亚洲效率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4寻求战略资产型
彌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在专利技术、管理技巧、产品品牌和销售网络方面的劣势是促使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这种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根本原因是全球竞争战略的需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获得战略资产以弥补其竞争劣势。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除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外，中国技术水平的总体指标均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该行业不仅集中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地区，也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柬埔寨和老挝等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中国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在亚洲地区动机尚不明确。
假设4：中国对亚洲战略寻求型投资动机不确定。
（二）制度因素
1规制制度
制度环境的规制维度确立了构成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游戏规制，企业行为受这些规制约束[18]。跨国公司在决定是否进入特定的国外市场时，首要考虑的是获得进入市场适应性的能力。从规制制度角度看，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是由规制制度通过约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达到降低压制资本流动决定的，从而让跨国公司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规制组成。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呈现正向影响，为外资提供更为友好的制度措施，比如稳定的经济政策、完善的产权保护、宽松的所有权限制和廉洁的官僚体系，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本文采用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来衡量规制制度。部分文献认为母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是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之一[16]。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造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外开放三十多年，国家一直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中国与东道国在规制机制方面存在较多差异，意味着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管制相对宽松。因此，中国企业更偏向投资于经济机制和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与中国存在差异的经济体。而考虑到政治法律机制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可能会出现相反情况。Voss等[17]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追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时会趋向于忽略政治风险。此外，由于能够获得东道国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在面对风险高、收益大的机会时，会主动出击，表现出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的态度。母国政治制度特性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一种所有权优势。 假设5a：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经济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假设5b：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政治法律机制差异较小的国家。
假设5c：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2规范制度
制度的规范维度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稳定作用，这种作用限制了人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行为。跨国公司在国外运营需要建立社会规范性，因为相比于竞争对手，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当地利益集团的冲击或面临更多成见和双重标准。事实上，建立社会的规范合法性比建立规制合法性更为困难。规范性强调深层的道德基础，它比规制机制更容易被内部化。文化距离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跨国公司越难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因此，跨国公司更倾向在文化与母国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即中国企业更可能对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假设6：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小的国家。
3认知制度
根据认知制度理论，如果某种特定行为被许多机构高度重复，那么这种行为将被常规化为一种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虽然模仿行为模式并不能保证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能帮助企业获得认知合法性。就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而言，实证文献显示出一种从众效应，它源于模仿企业领导层的决策方式[19]。东道国和母国公司之间的交易频率通过两国经贸关系的亲密程度反映出来，这种关系体现为两国双边贸易量。双边交易量越大，表示母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商业交易频率越高。这种贸易交易的重复性模式能够被常规化和客观化，企业可以将通过模仿这种贸易关系表现出的商业交易模式运用到国际投资领域，特别是对于出口贸易平台型投资尤为适用。由贸易关系促成的频繁商业交易能够通过外部溢出机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如果母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那么母国贸易企业的良好声誉将溢出到投资企业，有利于对外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假设7：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商业交易紧密度较高的国家。
四、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将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主要因为投资存量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准确的工具。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6—2003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告（2003—2013年）》。东道国市场规模用人均GDP解释；东道国市场潜力用GDP增长率解释；市场开放度被作为测度出口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由东道国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率衡量；资源禀赋作为跨国公司获取资源型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矿石金属出口额与贸易出口额的比率衡量，上述四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效率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来衡量，该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数据库LABORSTA和ILOSTAT。东道国专利申请数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技术和管理技巧等战略资产投资的动机，数据取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专利数据库。
经济自由度代表了规制制度中的经济规制机制。传统基金会提出，经济自由度指数由10个指标组成，分别是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政府规模、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財产所有权、廉洁度和劳工自由度。笔者认为中国与东道国经济规制的不同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此，这里采用10个指标的平均数据来衡量中国与东道国间经济规制的差异，数据来源于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标（2013年）》。政治影响代表了规制制度中政治法律规制机制，这里采用世界治理指标中“法治情况”（Rule of Law）进行测度[13]。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作为直接规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制度的变量，衡量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难易程度，该变量也是由中国与东道国投资活动机制的差异决定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竞争力年鉴（1995—2013年）》。文化差距衡量了规范制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文化差距的测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以往文献当中普遍使用的方法进行测算。根据Hofstede[20]提出文化维度概念（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列出文化距离计算公式CDj=∑Iij-Iic2/Vi/4，其中，CDj指东道国j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表示东道国j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Iic表示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Vi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该数据来源于The Hofstede Centre。中国与东道国间双边贸易量衡量了认知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从制度角度看，双边贸易量的大小表明母国公司与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交易的密切程度。如果某贸易目的地在很长时期内高度重复以至于被制度化，那么将贸易目的地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相重合，就成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模仿方式的合理方法。因此，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交易量将作为两国商业交易紧密度的替代变量，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后，本文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主要变量间的相互影响。通货膨胀对各经济体经营活动会带来较高风险，可以预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通货膨胀呈负相关关系。该数据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OFDIi，t=β0+β1lnGDPPi，t+β2GDPGi，t+β3OPENi，t+β4RESOURCEi，t+β5lnCOSTi，t+β6lnPATENTi，t+β7ECONOMICFREEi，t+β8POLITICi，t+β9FDIRULEi，t+β10CULTUREi，t+β11lnTRADEi，t+β12INFLATIONi，t+εi，t 其中，i=1，2，3，…，i（i代表东道国），t=1995，1996，…，2013（t代表年份）。
五、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首先，本文检验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以随机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最后，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并将全样本时期划分为1995—2000年和2001—2013年。主要考察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间段是否对中国投资亚洲地区的区位因素有影响。选择2001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这一年既是中国官方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起始年，又是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的元年。
（一）全样本检验
由表1可知，东道国专利申请数与中国对亚洲投资区位选择正相关，但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说明中国对亚洲地区战略资产型投资动机不明显。全样本回归结果对传统经济变量提出的假设支持有限。在被检验的经济变量中，只有单位劳动力成本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与假设3一致，即亚洲东道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对吸引中国资本流入构成阻碍。考虑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对较多，得到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它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关注利润最大化的目標。实证结果还表明，制度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五个制度变量中的三个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具有显著影响力。经济自由度这一变量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假设5a。该结果表明，中国趋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投资企业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经济规制。政治影响系数也具有显著性，且呈现负向效应，从而证实了假设5b，即中国与东道国间政治法律规制差别越小，东道国对中国企业在此投资的吸引力越大。《世界竞争力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东道国相比，中国的政治影响指数得分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规制机制具有强大的压制性和控制性。这一估计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风险较高的国家。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竞争时发现，在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制度适应性，这些企业将母国的政治特征内部化为企业独特优势，为它们提供适应相似制度环境的经验，该制度环境的特征表现为调整性和政府干预。有关规制制度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个变量呈现出相反的影响，说明中国跨国公司对于那些经济自由度高而政治压制性和风险性也高的东道国颇感兴趣。假设6得到实证检验的部分证实，即两国文化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国开展海外活动。遗憾的是，文化差距系数显著性较弱。可能的解释是，亚洲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由来已久。一方面，华人在亚洲地区人数众多，分布较广，华人网络被视为是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具有地缘优势的亚洲各国更不例外，它们逐渐认知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又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条件。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趋势，使文化距离边界效应逐渐递减，以致于不能被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19]。
（二）不同经济体检验
由表1可知，两个经济群体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全样本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子样本各自的结果也不相同，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检验结果，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两个经济群体投资时区位影响因素不同。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两个经济变量（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两个制度变量（经济自由度和经贸紧密度）具有显著性，且表现与预期一致。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强劲的出口导向促进了中国向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不显著的原因。中国在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建厂，将生产产品转口到其他国家，即中国企业对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的目的在于服务更广阔的市场，与东道国国内市场规模关系较小。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负向影响与全样本分析结果一致，意味着亚洲发达经济体的高劳动力成本阻碍了中国资本的流入。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同，经济自由度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市场导向强的地区。经贸关系紧密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双方经贸关系紧密度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入具有正面影响。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传统经济变量中的市场开放度和资源禀赋均在5%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中国市场寻求型投资被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的出口导向所促进。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检验结果不同，资源禀赋系数具有很高的显著性，且为正值，说明中国投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属于寻求资源型。就制度变量而言，经济规制制度具有显著性，但不同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该变量呈负值，说明与中国经济规制机制差别越小，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投资越具吸引力。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大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究其原因有两点：首先，从企业层面看，受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影响，各国跨国公司存在明显异质性特点，跨国公司在文化差距较大的东道国生产经营时，可以获得由这种差距带来产品差异化的好处，避免生产的产品与东道国产品直接竞争，有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其次，从员工层面看，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时，文化碰撞可以激发员工创造性思维，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同时，通过雇佣东道国员工可以降低跨国公司文化整合风险，节约投资成本。认知制度在这里具有正向显著性，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三）不同时期段检验
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具有动态性。1995—2000年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中国与东道国在投资活动限制方面差异越大，越能够吸引中国资本流入。考虑到中国此时对外国所有权的管制十分严格，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偏好向投资活动规制友好型国家进行投资的行为。2001—2013年间，传统经济因素，如GDP增长率、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均具有显著性。GDP增长率系数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首次表现出正向显著性，意味着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衰退之后，亚洲经济最终回到正常轨道上，重新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场所。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发达经济群体情况相似。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似。该结果显示，这一时期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利益驱动意识和成本节约意识更强。对于制度变量来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从1995—2000年的正向效应转变为2001—2013年的负向效应，解释了中国跨国公司逐渐趋向于选择与其国际投资机制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该结果也反映出自2001年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国之后，对国际投资活动的态度逐步向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变。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考察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解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全样本回归结果和次级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经济因素而言，制度因素在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方向在全样本和次级样本分析中均具有稳定性。相反，制度变量的影响方向有所改变。在各次级样本中，同样的制度因素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不同影响方向，即制度变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呈现显著的动态性，且从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回归结果看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模式。
对中国跨国公司管理者来说，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中国资源寻求型或市场寻求型投资想要得以实现，应着重注意东道国制度因素在企业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其次，文中有关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变量呈反向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母国制度特性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应瞄准与母国政治经济体制差异不大的地区。最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海外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能够将其在本国政治约束环境下的经营劣势转化为优势。这种压制环境下的适应性经验和技能使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处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可能面临的政治障碍和制度障碍。此外，中国目前参与的世界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大都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应该形成自己为主导的多边或双边的经济合作体系。中国在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积极拓展合作伙伴，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经贸往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型”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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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