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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1898年7月8日这一天，整个江南山景就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书法作品，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后去祭祖的翁同龢，就一路悲伤地向着这幅作品深处跌跌撞撞而去。一片墨黑的天正下着细雨，刮着阴风。69岁的翁同龢早已脱下一品朝服，穿上一件玄色长袍，全身被阴风吹得瑟瑟发抖，雨水早已淋湿了他花白的头发。
风黑。雾白。雨清。常熟虞山西麓祖坟四处的垂柳飘拂着无奈，祖坟前新插的白幡飘展着悲苦，白色纸钱在四处飘飞着惆怅，焚香的青烟从土坟前升腾起忧伤。白发玄衣的翁同龢还没走到父母的坟前就痛哭流涕起来：“父母大人呀，儿子不孝，对不起你们呀！”他是一路喊着哭着，踉踉跄跄地奔到坟前的。他流着泪在坟前祭桌上供上祭品，点烛烧纸，吹手们也吹起了唢呐。一曲凄凄惨惨的苏南民间悲调便从坟间传出，呜呜啦啦，凄惨动人。
翁同龢跪倒在黑白相间的水墨山景里，跪倒在撕心裂肺的绝望中。
一夜的漫天阴雨随风扫过留下了点点愁苦，一夜的孤雁在林间盘旋留下了沙哑的长鸣，一夜的寒霜无声地撒落留下了一片揪心的惨痛，一夜的无边悲愁使翁同龢白了一尺胡须。悲苦。惆怅。绝望。这便是翁同龢挥毫写下的《祭祖》手扎的情感由来了。这恐怕也是我翻开翁同龢的《松禅老人遗墨》，就感到从那一幅幅白纸墨迹的字里行间，流泻出无限的愤懑与忧伤的原因吧？
我觉得那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现已发黄、陈旧斑驳的书法作品集，早已不仅仅是翁同龢削职为民、归隐山林时的艺术陶冶，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时的情感发泄，又是一种封建王朝从兴盛走向没落时的历史笔录，更是一种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时代挽幛。渗透纸背的不仅仅是翁同龢晚年的墨迹，而更多的是翁同龢报国无门、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
我不知道翁同龢是不是色盲，但他肯定将他的归隐地江苏常熟虞山那原本五颜六色的景物，全都精简成黑白照片似的图像，然后用他的书法思维，将这座远离县城的寂山静水，勾勒成黑白相间的泼墨，从而写下了《黄昏犹作》、《虞乡续记》、《山居闭门》、《春江渌涨》等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他让眼前的世界全都变作笔下的黑白与线条，又让线条的墨色在白纸上化作一种无奈与叹息；同时，他还让世间的刁乖钻滑全都变作笔下的朴拙敦厚，又让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化作一种黑白强烈对比的独特形态。翁同龢就这样将自己在这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化作永恒。
我敢断言，翁同龢选择书法是他人生的一个必然，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才能得以充分地表达，而他的人生又一步一步地迫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清王朝的国家悲剧和翁同龢的个人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私访康有为，随后又在光绪帝面前举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序幕。然而，结果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他就被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开缺回籍”了。这恐怕便是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了。正是这种非白即黑，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认定了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能一下子由忠变奸，他也就逃脱不了削职为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后来一大批维新人物也惨遭血腥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翁同龢黯然神伤地回到家乡常熟后的第二天，去翁氏墓园上坟祭祖。那里安葬着他的祖母、父母和兄嫂等亲人。翁同龢经历了开缺回籍，满怀着落魄伤感。这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朝祖坟深深地叩下头去，两行老泪不禁潸然而下。
墨黑。纸白。泪浊。他当日挥毫写下手扎一幅：“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骫骳之辞，尚不致贻羞先人也。”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幅《祭祖》墨迹了，他在字里行间给我们哭诉着一代精英忠心报国却被黜回乡的无限悲伤。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二
孤寂。黯然。神伤。翁同龢踟蹰在残阳西斜、枯叶乱舞、哀鸿长鸣的山景中，沉思在一百多年前晚清王朝的那个悲伤季节里。良久，满怀怨恨的翁同龢，缓缓地提起那支饱蘸悲愤的狼毫，渐写渐快，渐写渐浓。我在想他笔下的这幅墨迹《一笔虎》岂止是书法作品？分明就是一代文化精英在经历甲午、戊戌打击后的最后企望，分明就是一个王朝在甲午战败后垂死挣扎的时代梦想。
我觉得翁同龢一生的分水岭就是甲午战争。翁同龢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一下子变成了“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由此，翁同龢的人生也“从白而黑，从忠而奸，从好而坏”了。
如果按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来判断，翁同龢的大半生全都是白的、忠的、好的，一直活到了69岁，突然就变成了黑的、奸的、坏的。翁同龢（19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均斋、瓶平，晚号松禅老人、瓶庐居士。他20岁选为拔贡，22岁中举人，26岁中状元，从此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成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被皇上和太后誉为“讲授有方，入值甚勤。”与光绪皇帝的感情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成为光绪皇帝最亲近的股肱大臣，“帝惟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他曾积极赞同开设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文馆，他曾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建设，他曾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他曾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张抗战。在甲午战争中，他又声斥李鸿章的求和软弱，力主“以战求和”。在甲午战败后，他又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探求中国富强之道，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势。也就在这时，他一下子变成了“言语狂悖”的奸党，被革职返乡，原本“难舍难分”的光绪皇帝，这时居然一下子变得“上回顾无言”了。
我觉得国人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模式，才选择了京剧、国画、书法等形式作为外在的表达方式。国人就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解读京剧里的脸谱人物、国画里的水墨对比、书法里的白纸墨迹。而翁同龢本人也肯定认为在这样黑白相间的世界里，他面前的所有政敌全都是黑到心肺的奸臣，而视为白色光亮的肯定是他自己。 可怕的是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官场上形成的忠奸之辩。在朝野里将大臣们划分为忠臣奸臣，在甲午战争中划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在戊戌变法中又划分为帝党后党，翁同龢的人生就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而兴衰起伏。当他被认定是个奸佞之臣时，翁同龢原本几十年的政绩也就一笔勾销，结果也只有被“开缺”免职了。
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武装拼搏，而且是一种体制与另一种体制之间的政治PK，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另一种思维模式之间的文化较量。慈禧、光绪就是运用这种思维，翁同龢、李鸿章就是运用这种思维，国人同样运用这种思维。这样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翁同龢被开缺罢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正因如此，翁同龢选择书法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寄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思维模式，才能得到充分地表达与展示。
正因为如此，苏轼的“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在翁同龢的毛笔之下，完全化成为他自己的一种独特感受，“纤纤之雨”、“泼水”、“堆盐”等所有的白色意象，全都被安排在“静夜”的无边黑暗之中了。白与黑在翁同龢的书法世界里，变成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代言。
从此，翁同龢“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从此，大清国少了一位权臣贵胄，却多了一位书法大家；从此，他日临汉碑，勤摩图画，从而使他的书法日渐老辣，臻达化境，成为《清史稿·翁同龢传》所言“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成为《清稗类钞》谓之“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之书法宗师。
苦雨。草堂。枯灯。孤居山野，了此残生，唯有书法相随。
三
一捺侧锋是风。一横中锋是雨。一点回锋是泪。
1904年7月4日夜，江南山林，溽热烦闷，一片墨黑，唯有一盏枯灯随风摇曳，形似翁同龢即将飘逝的生命。
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已经不能提笔，枯槁瘦弱，满脸愁苦，只剩下一口游丝。他自知大限已到，便断断续续地口占《绝别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克制不住，两行老泪奔流而下。经历一阵痛苦痉挛之后，他又以《论语》集句给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他睁着泪眼看着自己给自己撰的挽幛，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这才仰天长叹了一声，闭上了双眼，饮恨长逝。就这样，一代爱国老臣抱着无尽的幽怨和孤愤，从此长眠于江南虞山尚湖之间，长眠在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命运里。
庚子国变，八国侵犯，两宫出逃，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一切，对于一心想要安邦定国的翁同龢而言，该是何等地忧心如焚！窗外风雨潇潇，蛰居江南山林，恰逢北方烽烟四起。风烛残年的翁同龢“回瞻北斗，不胜依依”，“胸中梗塞，竟夕不寐”，“登临北望，慨然而涕”。他多少次翘首北望，庭院徘徊；多少次孤灯难寐，中夜更衣；又有多少次听雨枯坐，遣愁不能，消愁不去。
而此时，陪伴自己四十多年的妾陆氏又病逝了，让老迈病弱的翁同龢“中肠为之碎裂”，一下子觉得自己更加孤独苦寂了。
翁同龢之妻汤氏早已离世，就是这位陆氏伴随自己风风雨雨地走过了44年。被贬回乡后，是陆氏一直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可此时她也离己而去。他悲痛之极，悬挂起陆氏的遗像，焚香祭拜，又提毫书写《悼亡妾》一幅斗方：“恻恻空房举奠樽，搴帷尚觉药炉温。一生所识无多字，九死方知不二门。只辨真诚持内外，更无苦语恋儿孙。墓图一角留残墨，地下犹寻陆氏昆。”整个书作里充满了对亡妾的无限怀念。这一年的除夕，他还在亡妾遗箱里检出一幅旧画，并题诗曰：“叹息无家老逐臣，祇余两膝拄孤身”，墨迹里饱含着他饮泣之痛。从此，孤苦伶仃的翁同龢“似如枯禅，形同偶人，时常剪灯孤坐”。
从此，无妻无妾、无儿无女的翁同龢一病不起，他的心与身体一起走向死亡。1904年6月25日，“发热、遍身疼，胸痞常卧，晚益甚，得汗不解，呻吟彻晓。”6月26日乘舟入城，延医来诊，“云尽是湿热，用芳香泄浊，然于肝疾似未及也”。6月27日，“先公诞日，设坐叩头，竟不能起。”重病缠身的翁同龢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持续四十多年的日记就此绝笔。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他一生太多的怨恨，带着他一生太多的遗憾，去见他的祖上去了。弥留之际，翁同龢不止一次地说自己看到了身穿灰白长衫的祖先，站立在漆黑的天幕上向自己招着手，他高兴地喊道：“我来了，我的父亲……”他还推想到自己寒碜的葬礼和父亲葬礼的盛大排场完全的不一样，自己的灵堂里只焚着两柱香，自己面色如生，万分沮丧地躺在灵柩里。他还看到了自己的遗体边祭放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棵从山间采摘的野草。
就这样，翁同龢在晚清王朝的黑幕下，没有等到自己的平反通知，两只眼睛放射出最后的绝望之光，口中呼吸着生命最后的游丝，最终默诵着这句“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的挽联后，悄然闭上了他那绝望的双眼。
其实，他是在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他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
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悲伤。一笔卧钩划凄凉。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了人世，也给后人留下了是非成败、功过忠奸的无数话题。他那绝笔的挽幛高悬在山间草堂里，也高悬在晚清王朝的天幕上。
然而，他给后人留下了《松禅老人遗墨》，也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座艺术高峰，更给晚清王朝走向最后灭亡写下了一个时代的挽幛。
一路纸钱飘飞，就是遣散他飘逸超脱的艺术灵魂。一路唢呐长鸣，就是高扬他质朴拙涩的书家境界。一路挽幛翻舞，就是高悬他悲怆厚重的爱国思想。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1898年7月8日这一天，整个江南山景就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书法作品，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后去祭祖的翁同龢，就一路悲伤地向着这幅作品深处跌跌撞撞而去。一片墨黑的天正下着细雨，刮着阴风。69岁的翁同龢早已脱下一品朝服，穿上一件玄色长袍，全身被阴风吹得瑟瑟发抖，雨水早已淋湿了他花白的头发。
风黑。雾白。雨清。常熟虞山西麓祖坟四处的垂柳飘拂着无奈，祖坟前新插的白幡飘展着悲苦，白色纸钱在四处飘飞着惆怅，焚香的青烟从土坟前升腾起忧伤。白发玄衣的翁同龢还没走到父母的坟前就痛哭流涕起来：“父母大人呀，儿子不孝，对不起你们呀！”他是一路喊着哭着，踉踉跄跄地奔到坟前的。他流着泪在坟前祭桌上供上祭品，点烛烧纸，吹手们也吹起了唢呐。一曲凄凄惨惨的苏南民间悲调便从坟间传出，呜呜啦啦，凄惨动人。
翁同龢跪倒在黑白相间的水墨山景里，跪倒在撕心裂肺的绝望中。
一夜的漫天阴雨随风扫过留下了点点愁苦，一夜的孤雁在林间盘旋留下了沙哑的长鸣，一夜的寒霜无声地撒落留下了一片揪心的惨痛，一夜的无边悲愁使翁同龢白了一尺胡须。悲苦。惆怅。绝望。这便是翁同龢挥毫写下的《祭祖》手扎的情感由来了。这恐怕也是我翻开翁同龢的《松禅老人遗墨》，就感到从那一幅幅白纸墨迹的字里行间，流泻出无限的愤懑与忧伤的原因吧？
我觉得那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现已发黄、陈旧斑驳的书法作品集，早已不仅仅是翁同龢削职为民、归隐山林时的艺术陶冶，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时的情感发泄，又是一种封建王朝从兴盛走向没落时的历史笔录，更是一种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时代挽幛。渗透纸背的不仅仅是翁同龢晚年的墨迹，而更多的是翁同龢报国无门、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
我不知道翁同龢是不是色盲，但他肯定将他的归隐地江苏常熟虞山那原本五颜六色的景物，全都精简成黑白照片似的图像，然后用他的书法思维，将这座远离县城的寂山静水，勾勒成黑白相间的泼墨，从而写下了《黄昏犹作》、《虞乡续记》、《山居闭门》、《春江渌涨》等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他让眼前的世界全都变作笔下的黑白与线条，又让线条的墨色在白纸上化作一种无奈与叹息；同时，他还让世间的刁乖钻滑全都变作笔下的朴拙敦厚，又让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化作一种黑白强烈对比的独特形态。翁同龢就这样将自己在这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化作永恒。
我敢断言，翁同龢选择书法是他人生的一个必然，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才能得以充分地表达，而他的人生又一步一步地迫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清王朝的国家悲剧和翁同龢的个人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私访康有为，随后又在光绪帝面前举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序幕。然而，结果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他就被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开缺回籍”了。这恐怕便是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了。正是这种非白即黑，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认定了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能一下子由忠变奸，他也就逃脱不了削职为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后来一大批维新人物也惨遭血腥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翁同龢黯然神伤地回到家乡常熟后的第二天，去翁氏墓园上坟祭祖。那里安葬着他的祖母、父母和兄嫂等亲人。翁同龢经历了开缺回籍，满怀着落魄伤感。这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朝祖坟深深地叩下头去，两行老泪不禁潸然而下。
墨黑。纸白。泪浊。他当日挥毫写下手扎一幅：“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骫骳之辞，尚不致贻羞先人也。”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幅《祭祖》墨迹了，他在字里行间给我们哭诉着一代精英忠心报国却被黜回乡的无限悲伤。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二
孤寂。黯然。神伤。翁同龢踟蹰在残阳西斜、枯叶乱舞、哀鸿长鸣的山景中，沉思在一百多年前晚清王朝的那个悲伤季节里。良久，满怀怨恨的翁同龢，缓缓地提起那支饱蘸悲愤的狼毫，渐写渐快，渐写渐浓。我在想他笔下的这幅墨迹《一笔虎》岂止是书法作品？分明就是一代文化精英在经历甲午、戊戌打击后的最后企望，分明就是一个王朝在甲午战败后垂死挣扎的时代梦想。
我觉得翁同龢一生的分水岭就是甲午战争。翁同龢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一下子变成了“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由此，翁同龢的人生也“从白而黑，从忠而奸，从好而坏”了。
如果按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来判断，翁同龢的大半生全都是白的、忠的、好的，一直活到了69岁，突然就变成了黑的、奸的、坏的。翁同龢（19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均斋、瓶平，晚号松禅老人、瓶庐居士。他20岁选为拔贡，22岁中举人，26岁中状元，从此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成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被皇上和太后誉为“讲授有方，入值甚勤。”与光绪皇帝的感情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成为光绪皇帝最亲近的股肱大臣，“帝惟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他曾积极赞同开设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文馆，他曾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建设，他曾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他曾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张抗战。在甲午战争中，他又声斥李鸿章的求和软弱，力主“以战求和”。在甲午战败后，他又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探求中国富强之道，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势。也就在这时，他一下子变成了“言语狂悖”的奸党，被革职返乡，原本“难舍难分”的光绪皇帝，这时居然一下子变得“上回顾无言”了。
我觉得国人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模式，才选择了京剧、国画、书法等形式作为外在的表达方式。国人就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解读京剧里的脸谱人物、国画里的水墨对比、书法里的白纸墨迹。而翁同龢本人也肯定认为在这样黑白相间的世界里，他面前的所有政敌全都是黑到心肺的奸臣，而视为白色光亮的肯定是他自己。 可怕的是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官场上形成的忠奸之辩。在朝野里将大臣们划分为忠臣奸臣，在甲午战争中划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在戊戌变法中又划分为帝党后党，翁同龢的人生就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而兴衰起伏。当他被认定是个奸佞之臣时，翁同龢原本几十年的政绩也就一笔勾销，结果也只有被“开缺”免职了。
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武装拼搏，而且是一种体制与另一种体制之间的政治PK，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另一种思维模式之间的文化较量。慈禧、光绪就是运用这种思维，翁同龢、李鸿章就是运用这种思维，国人同样运用这种思维。这样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翁同龢被开缺罢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正因如此，翁同龢选择书法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寄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思维模式，才能得到充分地表达与展示。
正因为如此，苏轼的“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在翁同龢的毛笔之下，完全化成为他自己的一种独特感受，“纤纤之雨”、“泼水”、“堆盐”等所有的白色意象，全都被安排在“静夜”的无边黑暗之中了。白与黑在翁同龢的书法世界里，变成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代言。
从此，翁同龢“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从此，大清国少了一位权臣贵胄，却多了一位书法大家；从此，他日临汉碑，勤摩图画，从而使他的书法日渐老辣，臻达化境，成为《清史稿·翁同龢传》所言“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成为《清稗类钞》谓之“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之书法宗师。
苦雨。草堂。枯灯。孤居山野，了此残生，唯有书法相随。
三
一捺侧锋是风。一横中锋是雨。一点回锋是泪。
1904年7月4日夜，江南山林，溽热烦闷，一片墨黑，唯有一盏枯灯随风摇曳，形似翁同龢即将飘逝的生命。
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已经不能提笔，枯槁瘦弱，满脸愁苦，只剩下一口游丝。他自知大限已到，便断断续续地口占《绝别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克制不住，两行老泪奔流而下。经历一阵痛苦痉挛之后，他又以《论语》集句给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他睁着泪眼看着自己给自己撰的挽幛，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这才仰天长叹了一声，闭上了双眼，饮恨长逝。就这样，一代爱国老臣抱着无尽的幽怨和孤愤，从此长眠于江南虞山尚湖之间，长眠在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命运里。
庚子国变，八国侵犯，两宫出逃，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一切，对于一心想要安邦定国的翁同龢而言，该是何等地忧心如焚！窗外风雨潇潇，蛰居江南山林，恰逢北方烽烟四起。风烛残年的翁同龢“回瞻北斗，不胜依依”，“胸中梗塞，竟夕不寐”，“登临北望，慨然而涕”。他多少次翘首北望，庭院徘徊；多少次孤灯难寐，中夜更衣；又有多少次听雨枯坐，遣愁不能，消愁不去。
而此时，陪伴自己四十多年的妾陆氏又病逝了，让老迈病弱的翁同龢“中肠为之碎裂”，一下子觉得自己更加孤独苦寂了。
翁同龢之妻汤氏早已离世，就是这位陆氏伴随自己风风雨雨地走过了44年。被贬回乡后，是陆氏一直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可此时她也离己而去。他悲痛之极，悬挂起陆氏的遗像，焚香祭拜，又提毫书写《悼亡妾》一幅斗方：“恻恻空房举奠樽，搴帷尚觉药炉温。一生所识无多字，九死方知不二门。只辨真诚持内外，更无苦语恋儿孙。墓图一角留残墨，地下犹寻陆氏昆。”整个书作里充满了对亡妾的无限怀念。这一年的除夕，他还在亡妾遗箱里检出一幅旧画，并题诗曰：“叹息无家老逐臣，祇余两膝拄孤身”，墨迹里饱含着他饮泣之痛。从此，孤苦伶仃的翁同龢“似如枯禅，形同偶人，时常剪灯孤坐”。
从此，无妻无妾、无儿无女的翁同龢一病不起，他的心与身体一起走向死亡。1904年6月25日，“发热、遍身疼，胸痞常卧，晚益甚，得汗不解，呻吟彻晓。”6月26日乘舟入城，延医来诊，“云尽是湿热，用芳香泄浊，然于肝疾似未及也”。6月27日，“先公诞日，设坐叩头，竟不能起。”重病缠身的翁同龢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持续四十多年的日记就此绝笔。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他一生太多的怨恨，带着他一生太多的遗憾，去见他的祖上去了。弥留之际，翁同龢不止一次地说自己看到了身穿灰白长衫的祖先，站立在漆黑的天幕上向自己招着手，他高兴地喊道：“我来了，我的父亲……”他还推想到自己寒碜的葬礼和父亲葬礼的盛大排场完全的不一样，自己的灵堂里只焚着两柱香，自己面色如生，万分沮丧地躺在灵柩里。他还看到了自己的遗体边祭放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棵从山间采摘的野草。
就这样，翁同龢在晚清王朝的黑幕下，没有等到自己的平反通知，两只眼睛放射出最后的绝望之光，口中呼吸着生命最后的游丝，最终默诵着这句“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的挽联后，悄然闭上了他那绝望的双眼。
其实，他是在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他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
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悲伤。一笔卧钩划凄凉。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了人世，也给后人留下了是非成败、功过忠奸的无数话题。他那绝笔的挽幛高悬在山间草堂里，也高悬在晚清王朝的天幕上。
然而，他给后人留下了《松禅老人遗墨》，也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座艺术高峰，更给晚清王朝走向最后灭亡写下了一个时代的挽幛。
一路纸钱飘飞，就是遣散他飘逸超脱的艺术灵魂。一路唢呐长鸣，就是高扬他质朴拙涩的书家境界。一路挽幛翻舞，就是高悬他悲怆厚重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