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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连年实现经济增长，人们对俄罗斯经济的评论和探讨又渐增多。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评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也许，现在给这个问题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是毕竟，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在叶利钦时代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一片混乱，与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相比，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40%，降幅远远大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造成的破坏，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困。因此，很多人都搞不明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最近浏览了两本书，一本是由英国作家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撰写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以下简称《世纪大拍卖》）；另一本是中国学者徐坡岭教授所著的《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
两本书的内容截然不同，笔法和风格各异。前一部书描述的是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剧变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他们各自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后一部书是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轨迹分析。然而，这两部书给出的结论却很相近：俄罗斯转型的发动机制、转轨政策的选择和决定，都受制于其政治和社会的强烈约束。由于政治约束对改革策略的影响，转型也就具有所谓的总和“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最为艰难之处。在两本著作中，作者们对于叶利钦时代的政治画面和经济转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分析。但是，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政治局势开始稳定，经济迅速复苏与实现快速增长。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又展现出来：如何解释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危机和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迄今，俄罗斯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两个转型时期，我以为，这两个时期俄罗斯实行了迥异的社会经济转型政策。而正是普京的一系列政策，使俄罗斯摆脱了转型十年以来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在普京时期的转折中，悟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一，俄罗斯转型的主宰者。一个社会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总会有它的推动者及其动因，俄罗斯的转型亦不例外。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新贵们主宰了其前十年的转型过程， 《世纪大拍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俄罗斯转型初期的一幅全景图。在这部书中，我们认识了俄罗斯的“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和寡头们、红色贵族们及一些政要，以及他们的政治表演和思想主张。俄罗斯当年的青年改革派，也就是“真正信仰自由市场经济”、并且曾经操纵了这个国家转轨过程的那些人们相信，“他们的革命总的来看是成功的”。证据是，俄国（当时）已经开始了经济增长，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尽管政府还保持着集权的本能，但完全倒退到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使承认他们曾有过失误，也是迫于当时的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一九九五年时，态度强硬的共产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久加诺夫距离总统大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他们设想，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这种信念构成了青年改革者的思想核心，成为叶利钦的政治信条，甚至华盛顿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中心信念构筑其对俄政策。
从这位西方作家的著述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决定俄罗斯转型命运的是本书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极少数新贵们，即以“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寡头们和红色贵族们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极力推行私有化，因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快就发现，私有化可以使自己致富”；“似乎只有私有化可以快速地创造一个资本家阶层，从而永远地阻止俄国社会向传统的共产主义倒退”。二、以“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所企图实现的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这就是：彻底消除共产党执政的根基，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进一步讲，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需要与权力结合，就必须寻找政治利益的替身，或者他们的“代言人”。在这里，经济利益与权力被合法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俄转轨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他们既是俄罗斯“权钱交易”的保护伞，也是俄罗斯富饶的能源资源和国有企业股权的占有者，被西方人称为俄罗斯的“攫财大亨”。三、俄罗斯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小撮暴富阶层，而俄罗斯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叶利钦时代并没有能够出现。当年活跃的一批“青年改革派”相信：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惟一核心要素，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私有化这一要素，那么其他的制度就会自然地随之而发育起来。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不是如此简单。俄罗斯的市场改革者们成功地制造了一批经济和政治的“内部人”。但是，正像真正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一样，这些人对于如何确保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对自己更有利更感兴趣，而不关心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公平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年轻改革派主宰俄罗斯转型的目的，有这样动机的改革者，怎么能够去为俄罗斯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呢（《世纪大拍卖》序言）？！
第二，俄罗斯转型的政策策略。过去，学术界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研究所关注的论点，主要集中在改革的速度与顺序方面，“激进”（“大爆炸”）或是“渐进”（演进式）的转轨方式是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我以为，“激进”或者“渐进”，或者如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就是转型的政策，是经济过渡政策的简单概括。许多学者的分析和总结认为，转轨或者改革，“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的转型”。以热拉尔·罗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此阐述俄罗斯与中国改革绩效之差异和困难之所在。
就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当时俄罗斯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或是西方的政策顾问们，他们只是预设了一个目标前提，即向市场经济过渡是转型的终极目标。但是，他们在实现市场经济的政策策略效果上，却显得十分茫然。俄罗斯最初的转轨理论，是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都无法避开政治因素。人们在实践中发现，脱离俄罗斯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约束，则无法解释俄罗斯社会变迁中的许多行为和现象。例如，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所执行的“休克疗法”政策，就是“经济自由化加私有产权制度等于经济效率”的公理（《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实际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是经济转轨政策，也是政治和社会过渡的重要政策。“休克疗法”政策的结果，必然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产出的持续下滑甚至危机，而其政策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休克疗法”政策终止（一九九三年）而消失。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经济转型的不同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不仅世界银行一九九六年的发展报告持这种观点，以后，相当多的观点与这一解释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当面对经济政策出现不同利益冲突，以致产生不同集团偏好时，政治机制就决定着经济政策，即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偏好“加总”成为一种单一的或者集体的偏好或决策，并在政治涵义上赋予决策以权威。这就是对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实施“休克疗法”的一种解释。
“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是许多学者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绩效比较产生的一种共识性看法。在俄罗斯转型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混淆了作为转型的过程与最终目标。例如，以私有化和确立产权制度来说，即使需要对国有制经济进行改革，还有一个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转轨的起始阶段，又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可能是转型国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政策的失误或者说转型政策的失败，是俄罗斯转型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关注转型的实际政策比设定转型的“目标”更加重要。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就是，在各个转型国家中，改革开始起步时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改革的理论，这使得“不确定性”成为评价渐进转型的成功经验的一个支持论据。评论认为，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对于以后的未来结果、对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就不可能产生指导实践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其经济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和结果，都有来自于实践的科学认识。正是这种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使得转型具有很大的风险。正如徐坡岭教授对俄罗斯经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提供的一个启示：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经济政治的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俄罗斯转型的路径依赖。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转型初期，以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和历史惯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按照这个思想逻辑，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就完成了如下的制度创新：颁布新宪法和市场经济的立法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各种法规。然而，人们在总结俄罗斯前十年转轨的教训时，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转轨忽视宪政改革的作用是问题之一，因此，应该将转轨的重点放在宪政制度建设上。我们认为，作为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在俄罗斯已经产生，从正式制度的角度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业已形成。俄罗斯的问题在于，非正式制度在短期内的不可移植性。这指的是：俄罗斯原有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难以得到改变。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理念、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等。在俄罗斯的国土，西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做法与模式，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惯性等交融。所以，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主体价值观念依然对俄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影响。在这里，俄罗斯在转型期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美好幻想与俄罗斯的历史惯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
从俄罗斯历史演进看，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权统治。普京执政后所推行的强权治理经济的理念，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国的民族思想和特性。在政策措施上，随即体现出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加强国家权力体系、增强政府的行为能力和独立稳定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普京上台之初，面对俄政治动荡、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局面，他积极推进以加强中央权威为宗旨的行政体制改革，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原则、设立联邦区，从法律上规定总统有权撤换地方行政长官等，从而削弱了地方集团的势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俄罗斯实现了权力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良好合作，使得各个主要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和争斗逐渐弱化。在内政方面，俄罗斯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理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启动了对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行政改革。为了尽快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普京进一步采取以加强集权为主旨的政治变动：一是联邦主体领导人将不再由选民直选，而是改由地方议会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以确保普京的治国方略一贯到底；二是国家杜马代表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半席位由选区直选，另一半按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而是将全部根据政党得票比例产生，以便通过政党控制议会，保证立法畅通无阻。同时，普京还考虑对宪法进行修订，即：今后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政府并选出总统，即由总统制共和国变成议会制共和国。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普京执政政府有效地维护了联邦中央权威，从而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俄罗斯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历史惯性，决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完整地移植到俄罗斯。在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长久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度，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很难滋生出诸如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很难移植诸如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综观俄国，俄罗斯在其历史长河中，从未有过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而是自始至终地延续着一种集权，或者说强权统治的制度轨迹。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经济转型过程和问题时，越来越多地选择从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探讨，对于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与政治相互制约关系，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转型实践加以实证分析。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济转型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和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作为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政治力量、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政治选择和因素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与制约，在俄罗斯可能比任何一个转型国家都更加突出。这就是叶利钦时期的十年转型注定失败的制度背景。
第四，普京理念对叶利钦的反刍。如果我们按照俄罗斯等国执政党和学者们的一般看法，民主、民主化和民主的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政治制度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Kornai，Halfway and Byways，MIT Press，1995），那么，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在立法程序上早已确立，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行为能力并不理想，其新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则是大打折扣的。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和“行为能力”并不等同。按照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现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世纪大拍卖》的作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说法，“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生产能力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是存在的，但却被操纵和控制”。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钱颖一和吴敬琏一再提及的“坏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俄罗斯“坏的市场经济”正在被普京政府所扭转，而促进普京转变“坏的市场经济”的恰恰是俄罗斯的广大民众，“公众对于资本家阶层的反感帮助了普京，他采取了限制大资本家势力的措施”，这也为普京修正叶利钦时期的政府治理的理念、政策奠定了基础。
目前，普京正在推行有别于叶利钦时期的新制度安排。一、普京强权治理的理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普京，也包括整个俄罗斯，对于叶利钦革命的成果抱着复杂的矛盾心理。在我看来，这种矛盾的心理，恰恰来自东西方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冲突。概括地说，普京所推行的是一种强权治理的政府的经济治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 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指出，俄罗斯“竞争力的实现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这一理念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国的民族思想和特性。也就是说，普京所推行的强权治理经济的理念，就是政府治理的强权性。西方一些人士也认为，他在推行一种集权体制。但是无论如何，普京的理念和治理方式，从根本上扭转了叶利钦时代为改革而转轨、重转轨而轻发展的战略和思路。二、普京推行务实的政策。俄罗斯政府实施“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治理机制，将政府工作的重心转向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推行以经济发展带动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不仅仅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实施改革，而且表现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等方面。普京表示，将坚持既定的改革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他强调，“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全面修正外交政策，偏离历经磨难的俄罗斯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做法，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有学者这样阐述，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终结了叶利钦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普京与叶利钦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最大不同。
第五，俄罗斯转型中的增长问题。目前，就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效力性来说，还难以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一种观点，既有现实意义也是人们对转型绩效进行评价的一种标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转型就被认为是成功的。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就持肯定态度，其基本依据是中国保持二十五年的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再看俄罗斯，在本世纪以来的几年中，俄罗斯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其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也是巨大的。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约30%是由于能源出口所拉动，关于制度变迁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它还需要有数据的支持和进一步的研究。另一种观点则在转型结果的标准中附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因素。例如，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苏东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Kornai,Halfway and Byways）。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这样的改革变化的力度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在这里，作者们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像苏联和中东欧那样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民主改革。
目前，俄罗斯转型过程尚未终结，对于俄罗斯转型结果的判断，可以尝试用“不确定性”来概括。那么，对于俄罗斯转型前景和良好结果的预测，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和特里斯曼论述俄罗斯改革的政治策略的专著之标题：“没有地图” (Shleifer and Treisman，Without Map? MIT Press, 2000) ；或者如国人形容中国改革所常说的语言：“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就此意义而言，《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和《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使我们了解俄罗斯等国转轨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交易，以及背后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助于中国人思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本书的内容截然不同，笔法和风格各异。前一部书描述的是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剧变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他们各自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后一部书是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轨迹分析。然而，这两部书给出的结论却很相近：俄罗斯转型的发动机制、转轨政策的选择和决定，都受制于其政治和社会的强烈约束。由于政治约束对改革策略的影响，转型也就具有所谓的总和“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最为艰难之处。在两本著作中，作者们对于叶利钦时代的政治画面和经济转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分析。但是，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政治局势开始稳定，经济迅速复苏与实现快速增长。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又展现出来：如何解释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危机和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迄今，俄罗斯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两个转型时期，我以为，这两个时期俄罗斯实行了迥异的社会经济转型政策。而正是普京的一系列政策，使俄罗斯摆脱了转型十年以来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在普京时期的转折中，悟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一，俄罗斯转型的主宰者。一个社会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总会有它的推动者及其动因，俄罗斯的转型亦不例外。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新贵们主宰了其前十年的转型过程， 《世纪大拍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俄罗斯转型初期的一幅全景图。在这部书中，我们认识了俄罗斯的“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和寡头们、红色贵族们及一些政要，以及他们的政治表演和思想主张。俄罗斯当年的青年改革派，也就是“真正信仰自由市场经济”、并且曾经操纵了这个国家转轨过程的那些人们相信，“他们的革命总的来看是成功的”。证据是，俄国（当时）已经开始了经济增长，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尽管政府还保持着集权的本能，但完全倒退到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使承认他们曾有过失误，也是迫于当时的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一九九五年时，态度强硬的共产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久加诺夫距离总统大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他们设想，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这种信念构成了青年改革者的思想核心，成为叶利钦的政治信条，甚至华盛顿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中心信念构筑其对俄政策。
从这位西方作家的著述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决定俄罗斯转型命运的是本书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极少数新贵们，即以“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寡头们和红色贵族们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极力推行私有化，因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快就发现，私有化可以使自己致富”；“似乎只有私有化可以快速地创造一个资本家阶层，从而永远地阻止俄国社会向传统的共产主义倒退”。二、以“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所企图实现的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这就是：彻底消除共产党执政的根基，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进一步讲，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需要与权力结合，就必须寻找政治利益的替身，或者他们的“代言人”。在这里，经济利益与权力被合法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俄转轨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他们既是俄罗斯“权钱交易”的保护伞，也是俄罗斯富饶的能源资源和国有企业股权的占有者，被西方人称为俄罗斯的“攫财大亨”。三、俄罗斯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小撮暴富阶层，而俄罗斯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叶利钦时代并没有能够出现。当年活跃的一批“青年改革派”相信：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惟一核心要素，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私有化这一要素，那么其他的制度就会自然地随之而发育起来。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不是如此简单。俄罗斯的市场改革者们成功地制造了一批经济和政治的“内部人”。但是，正像真正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一样，这些人对于如何确保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对自己更有利更感兴趣，而不关心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公平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年轻改革派主宰俄罗斯转型的目的，有这样动机的改革者，怎么能够去为俄罗斯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呢（《世纪大拍卖》序言）？！
第二，俄罗斯转型的政策策略。过去，学术界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研究所关注的论点，主要集中在改革的速度与顺序方面，“激进”（“大爆炸”）或是“渐进”（演进式）的转轨方式是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我以为，“激进”或者“渐进”，或者如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就是转型的政策，是经济过渡政策的简单概括。许多学者的分析和总结认为，转轨或者改革，“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的转型”。以热拉尔·罗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此阐述俄罗斯与中国改革绩效之差异和困难之所在。
就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当时俄罗斯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或是西方的政策顾问们，他们只是预设了一个目标前提，即向市场经济过渡是转型的终极目标。但是，他们在实现市场经济的政策策略效果上，却显得十分茫然。俄罗斯最初的转轨理论，是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都无法避开政治因素。人们在实践中发现，脱离俄罗斯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约束，则无法解释俄罗斯社会变迁中的许多行为和现象。例如，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所执行的“休克疗法”政策，就是“经济自由化加私有产权制度等于经济效率”的公理（《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实际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是经济转轨政策，也是政治和社会过渡的重要政策。“休克疗法”政策的结果，必然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产出的持续下滑甚至危机，而其政策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休克疗法”政策终止（一九九三年）而消失。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经济转型的不同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不仅世界银行一九九六年的发展报告持这种观点，以后，相当多的观点与这一解释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当面对经济政策出现不同利益冲突，以致产生不同集团偏好时，政治机制就决定着经济政策，即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偏好“加总”成为一种单一的或者集体的偏好或决策，并在政治涵义上赋予决策以权威。这就是对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实施“休克疗法”的一种解释。
“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是许多学者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绩效比较产生的一种共识性看法。在俄罗斯转型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混淆了作为转型的过程与最终目标。例如，以私有化和确立产权制度来说，即使需要对国有制经济进行改革，还有一个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转轨的起始阶段，又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可能是转型国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政策的失误或者说转型政策的失败，是俄罗斯转型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关注转型的实际政策比设定转型的“目标”更加重要。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就是，在各个转型国家中，改革开始起步时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改革的理论，这使得“不确定性”成为评价渐进转型的成功经验的一个支持论据。评论认为，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对于以后的未来结果、对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就不可能产生指导实践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其经济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和结果，都有来自于实践的科学认识。正是这种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使得转型具有很大的风险。正如徐坡岭教授对俄罗斯经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提供的一个启示：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经济政治的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俄罗斯转型的路径依赖。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转型初期，以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和历史惯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按照这个思想逻辑，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就完成了如下的制度创新：颁布新宪法和市场经济的立法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各种法规。然而，人们在总结俄罗斯前十年转轨的教训时，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转轨忽视宪政改革的作用是问题之一，因此，应该将转轨的重点放在宪政制度建设上。我们认为，作为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在俄罗斯已经产生，从正式制度的角度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业已形成。俄罗斯的问题在于，非正式制度在短期内的不可移植性。这指的是：俄罗斯原有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难以得到改变。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理念、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等。在俄罗斯的国土，西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做法与模式，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惯性等交融。所以，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主体价值观念依然对俄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影响。在这里，俄罗斯在转型期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美好幻想与俄罗斯的历史惯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
从俄罗斯历史演进看，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权统治。普京执政后所推行的强权治理经济的理念，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国的民族思想和特性。在政策措施上，随即体现出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加强国家权力体系、增强政府的行为能力和独立稳定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普京上台之初，面对俄政治动荡、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局面，他积极推进以加强中央权威为宗旨的行政体制改革，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原则、设立联邦区，从法律上规定总统有权撤换地方行政长官等，从而削弱了地方集团的势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俄罗斯实现了权力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良好合作，使得各个主要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和争斗逐渐弱化。在内政方面，俄罗斯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理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启动了对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行政改革。为了尽快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普京进一步采取以加强集权为主旨的政治变动：一是联邦主体领导人将不再由选民直选，而是改由地方议会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以确保普京的治国方略一贯到底；二是国家杜马代表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半席位由选区直选，另一半按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而是将全部根据政党得票比例产生，以便通过政党控制议会，保证立法畅通无阻。同时，普京还考虑对宪法进行修订，即：今后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政府并选出总统，即由总统制共和国变成议会制共和国。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普京执政政府有效地维护了联邦中央权威，从而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俄罗斯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历史惯性，决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完整地移植到俄罗斯。在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长久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度，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很难滋生出诸如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很难移植诸如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综观俄国，俄罗斯在其历史长河中，从未有过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而是自始至终地延续着一种集权，或者说强权统治的制度轨迹。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经济转型过程和问题时，越来越多地选择从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探讨，对于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与政治相互制约关系，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转型实践加以实证分析。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济转型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和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作为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政治力量、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政治选择和因素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与制约，在俄罗斯可能比任何一个转型国家都更加突出。这就是叶利钦时期的十年转型注定失败的制度背景。
第四，普京理念对叶利钦的反刍。如果我们按照俄罗斯等国执政党和学者们的一般看法，民主、民主化和民主的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政治制度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Kornai，Halfway and Byways，MIT Press，1995），那么，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在立法程序上早已确立，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行为能力并不理想，其新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则是大打折扣的。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和“行为能力”并不等同。按照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现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世纪大拍卖》的作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说法，“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生产能力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是存在的，但却被操纵和控制”。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钱颖一和吴敬琏一再提及的“坏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俄罗斯“坏的市场经济”正在被普京政府所扭转，而促进普京转变“坏的市场经济”的恰恰是俄罗斯的广大民众，“公众对于资本家阶层的反感帮助了普京，他采取了限制大资本家势力的措施”，这也为普京修正叶利钦时期的政府治理的理念、政策奠定了基础。
目前，普京正在推行有别于叶利钦时期的新制度安排。一、普京强权治理的理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普京，也包括整个俄罗斯，对于叶利钦革命的成果抱着复杂的矛盾心理。在我看来，这种矛盾的心理，恰恰来自东西方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冲突。概括地说，普京所推行的是一种强权治理的政府的经济治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 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指出，俄罗斯“竞争力的实现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这一理念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国的民族思想和特性。也就是说，普京所推行的强权治理经济的理念，就是政府治理的强权性。西方一些人士也认为，他在推行一种集权体制。但是无论如何，普京的理念和治理方式，从根本上扭转了叶利钦时代为改革而转轨、重转轨而轻发展的战略和思路。二、普京推行务实的政策。俄罗斯政府实施“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治理机制，将政府工作的重心转向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推行以经济发展带动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不仅仅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实施改革，而且表现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等方面。普京表示，将坚持既定的改革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他强调，“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全面修正外交政策，偏离历经磨难的俄罗斯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做法，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有学者这样阐述，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终结了叶利钦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普京与叶利钦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最大不同。
第五，俄罗斯转型中的增长问题。目前，就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效力性来说，还难以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一种观点，既有现实意义也是人们对转型绩效进行评价的一种标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转型就被认为是成功的。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就持肯定态度，其基本依据是中国保持二十五年的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再看俄罗斯，在本世纪以来的几年中，俄罗斯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其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也是巨大的。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约30%是由于能源出口所拉动，关于制度变迁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它还需要有数据的支持和进一步的研究。另一种观点则在转型结果的标准中附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因素。例如，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苏东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Kornai,Halfway and Byways）。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这样的改革变化的力度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在这里，作者们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像苏联和中东欧那样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民主改革。
目前，俄罗斯转型过程尚未终结，对于俄罗斯转型结果的判断，可以尝试用“不确定性”来概括。那么，对于俄罗斯转型前景和良好结果的预测，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和特里斯曼论述俄罗斯改革的政治策略的专著之标题：“没有地图” (Shleifer and Treisman，Without Map? MIT Press, 2000) ；或者如国人形容中国改革所常说的语言：“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就此意义而言，《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和《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使我们了解俄罗斯等国转轨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交易，以及背后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助于中国人思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