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总理创建的“文装解放军”的外交队伍，建国初期涌现了一批将军大使，他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其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老八路大使、参赞，活跃在五大洲星罗棋布的我国外交阵地上。笔者在七十年代作为青年外交官在非洲大陆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亲自感受了老八路大使和参赞的言传身教，尽管光阴荏苒，岁月远逝，但他们的革命风范至今还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不惧进“坟墓”
　　当年，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由外交部派出的主要领导有大使王人三，政务参赞于梦尤，调研参赞马绍伦（王大使夫人），均是老八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王大使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苏州市委书记等职，六十年代初选调入外交部。1977年初，他从中国驻乍得大使调任驻利比里亚首任大使。
　　于参赞直接从驻埃及使馆转来，担任临时代办，挑起建馆繁重任务，以便迅快顶替台湾 “使馆”。马参赞是当时部内知名的律已严格的优秀女干部。她对继续到艰苦地区工作乐观待之，称利比里亚环境和条件比乍得强好几倍。看着年逾六十的老八路乐呵呵地对待驻在国的艰苦条件，我们年青人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利比里亚，气候炎热潮湿，蚊蝇甚多，疟疾肆行，曾被西方称为“外交官的坟墓”。
　　作为建馆的负责人于参赞更是着急万分，广泛开展活动，多方获取购房信息。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购置了一处不大的房子作为临时馆舍。从旅馆撤离的那天，人人如释重负，终于盼到了可以解脱高消费了。由于新馆不大，大家住得十分紧张。王大使夫妇只有卧室，没有办公室。于参赞夫妇把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卧室兼办公室。有几位同志睡在大厅里。于赞参还发动大家自己动手整理院子，粉饰里里外外的墙壁。于参赞在使馆待了一年多，后来日见其消瘦，十分憔悴，还一直坚持工作。实际上他病得不轻，临行时走路都感到吃力，馆里的同志都为其忧虑不安。不久，从国内传来消息，于参赞身患癌症，半年后病逝。使馆同志听后，人人为这位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老八路，洒下了悲痛的眼泪。
　　别看外交官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实际上中国外交官是多面手的勤杂工，许多高级外交官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当年为了节省开支和使馆的安全保密起见，尽量少雇外边人员。对外开展宴请活动，后台的涮锅洗碗任务繁重，一次小宴请，外交官们在后台要洗大批茶杯、水杯、酒杯、蝶子、大碗、小碗、刀叉和各种盘子等器皿，不仅要洗干净，清水冲干净，还要擦得干干凈净、不留水迹。说中国外交官是洗碗专家一点也不夸张。宴请结束后，馆领导常到后台来一起帮厨，并感谢同志们的团结合作精神和勤俭办馆的作风。
　　兼当“运输队长”
　　老八路们心里总是装着大家。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当时使馆是集体伙食，馆领导要求厨师对外出工作晚归的同志，一定要留好饭菜，馆员生了病要提供病号饭。周末，小会餐一次，包饺子时，大使、参赞也和大家一起包饺子。
　　当时，馆员同国内的亲朋好友唯一的联系渠道，就是通过信使每月一次传递信件，大家把信使赞为“天使”。每次信使到馆，大家列队迎候，仿佛是久旱逢甘霖。邮包一打开，人人寻找自已的信件。馆领导首先关心每人是否收到家信。有一次，发现一位厨师未收到家信，情绪特别低落。王大使同他促膝畅谈，帮助分析原因，开导他耐心等待，还请其他同志帮他遗闷解忧，陪他逛商店、看电视。后来才知道这班信使出发日期提前了，因此有些信件未能赶上。
　　按规定，当时使馆人员每两年休假一次。大使每年回国述职一次，夫人随行。老俩口为此事常常忙得不亦乐乎，不仅为每位馆员捎信，还让每人一定给家属带些东西，见物如见人，让每个家庭欢欢喜喜。他们尤其关心厨师、公务员、司机等出国机会少的工勤同志，总是主动提出为他们携带电视机、收录机等大件物品，甚至让出自己的海关免税物品指标。他们的豁达大度，深为大家赞许。
　　王大使到京后，要向国内各有关部门汇报工作和商谈事情。马参赞则给馆员家属挨家挨户送信递物，临行前又挨家挨户收信接物，简直成了“运输队长”。王大使夫妇回馆后，馆内一片欢腾，比过节还热闹。大家盼到了抵万金的家书，看到了久别亲人的照片，收到了家人带来的物品。王大使夫妇还向大家讲述家访的具体情景，每个馆员乐滋滋地听着，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