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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3年，安徽通志馆编的《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收录了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五封，此后，其他各种研究刘文典的论著和2013年出版的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均未收录这六篇文书。这六篇佚书的发现，丰富了刘文典的著述，还原了刘文典任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兼北平采辑员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揭示了刘文典的方志学思想、搜集志材的方法和态度。
关键词：刘文典 安徽通志馆 《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 北平采辑
国学大师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五封，原刊于1933年安徽通志馆所编的《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是刘文典关于方志学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记录。这六篇佚文的集中发现，不仅丰富了刘文典的著述，而且揭示了刘文典任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兼驻北平采辑员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文与事，除安徽通志馆《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系统记载外，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报道。近些年来，《新安晚报》采访中心主任、民国文化学者章玉政对刘文典生平进行了翔实的考索，汇成大著《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和《刘文典年谱》，可惜的是，这两书漏载了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交往的这段经历；同时，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和刘文典哲嗣刘平章先生对刘文典轶文进行了细密的爬梳，他们于2013年主编的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对1999年版《刘文典全集》进行了深度补充，全面汇集了近年来发现的刘文典所有文稿，增订《刘文典全集》佚文40余万字，遗憾的是，增订本《刘文典全集》还是漏收了《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刊载的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信件五封。这也就是说，最熟悉刘文典的诸伟奇、刘平章和章玉政三人对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这段交往的经历并不知晓，遑论其余之人了。近来，本人因为接触民国安徽通志馆和《安徽通志稿》资料的缘故，有幸在《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中发现了刘文典的这六篇佚文。六篇佚文中，《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制订时间在1932年12月5日，其余五篇《致通志馆书》写作具体时间不清楚，大致写于1932年4月至1933年2月这段时间。
欲知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其文其事原委，还得追溯到安徽通志馆的成立。
1930年8月，安徽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之精神，决定成立安徽通志馆，并聘请歙县人江暐为馆长，负责《安徽通志》的编修。因《安徽通志》类例繁多，通志馆编订并依据《安徽通志馆组织规程》和《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简则》，由省府发函聘请姚永朴、方守敦、王星拱、赵万里、黄宾虹和程筱苏等60余位学识优长人士担任特聘编纂，其中远在北平的安徽籍著名学者胡适、刘文典和徐中舒三人亦应邀为特聘编纂。这种特聘编纂只是名誉职位，“不限驻馆，如本馆举行讨论会时，必须到馆出席时，得临时函请；但道远者亦得以书面提出意见。”“特聘编纂之撰述，可自由照《通志目录》之选定，亦得由其自由选定，并先行函知本馆，以免各编纂担任之重复。”[1]《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简则》
资料是志书的生命，掌握丰富的志材是编写方志的基础。安徽通志馆亦重视志书材料的采辑，“设采集专员八人，担任特别采集事务。”[2]《安徽通志馆修正组织规程》将这八人分为四组，驻首都南京一人，驻上海一人，驻省会安庆二人。由于北平各机构涉及志材众多，北平人胡竞、绩溪人胡不归、桐城人汪子云和吴步尹四人先后被聘为北平采辑专员。1932年4月，胡竞等人到任后，随即与清华大学的刘文典取得了联系，并组成了以刘文典为中心的北平采辑团队，团队根据《安徽通志目录》，制订了《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比起《安徽通志目录》，这个《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的采辑范围要实际得多。《安徽通志目录》将民国《安徽通志》设为五种体例，即八图、二记、二十一考、三列传和杂类一门，共三十五小类，比较庞杂。《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中的采辑范围继续保留大政、大事二记，将二十一考删减为职官考、民政考、教育考、军备考、商务考、艺文考、艺术考、金石古物考八考，将三列传减至职官、人物二列传。方案确定采辑时间范围大体是上自清光绪年间，下至1926年。方案列举了采辑单位，包括故宫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文化学术单位，这些单位藏有编修《安徽通志》所需的大量志材。方案还考虑聘请“北平史志学者或专家为名誉采辑员，并同时兼采辑各种刊本、钞本、书籍、金石、书画、拓片、摄影等”，[2]《驻平采辑方案》其中刘文典、胡适等五位在北平的安徽学者为名誉采辑专员，负责指导《安徽通志》所需志材的采辑。
《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是安徽通志馆四个采辑组中制订的唯一方案，它列出了采辑单位，确定了采辑内容和时间范围，这在当时的各省志和县志志材采辑方案中算是比较完备的，体现了刘文典的方志学思想，有效指导了《安徽通志》北平地区志材的采辑。
《致安徽通志馆书》信件五封，包括《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驻平特约采辑刘叔雅胡允武胡不归吴步尹致本馆书十则》中第一则《刘叔雅致本馆书》，第四则《刘叔雅、胡允武、胡不归致本馆书》，第五则《刘叔雅、胡允武致本馆书》，第六则《刘叔雅、吴步尹、胡不归、胡允武致本馆书》，第七则《刘叔雅、胡竞致本馆书》，或为刘文典独撰，或为刘文典和北平采辑专员合写。
从这六篇佚文可以看出，刘文典对《安徽通志》的资料采辑具体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场合他都亲力亲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安徽通志》志材众多，刘文典凭借与沈兼士副馆长私人交谊，亲自前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交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为《安徽通志》志材的采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还致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杨钟健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胡竞等人到这些单位采辑志材进行沟通。由于刘文典组织协调，“结果甚佳，各院所馆长均愿极力帮助。”[2]（《刘叔雅胡允武致本馆书》）为了提高采缉志材的效率，刘文典把自己视同采缉员，与胡传楷、胡竞分头采缉志材。胡传楷负责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胡竞负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刘文典本人专门负责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有关《安徽通志》志材的采缉工作。此外，他还计划到北平一些文化学术单位，会同吴承仕、傅増湘、邓以蛰为《安徽通志》采辑艺文考资料。同时，刘文典对采缉员采缉方法加以指导，一如胡传楷致通志馆书信记载：“各文化机关均先后去过，刘叔雅先生……等处均送过书信并谈过，诸先生与晚所谈关于省志事甚详。” [2]（《刘叔雅致本馆书》） 北平采辑团队为志材的采辑工作克服了巨大困难。总体而言，安徽通志馆经费支绌，自然影响到北平采辑团队采辑工作，北平采辑员、书记员和校对人员人手不足，皆不能满足采辑工作的要求。志材采缉之初，刘文典他们还觉得采缉工作容易，以为是简单的抄写，实际工作中，刘文典他们面临的是“逊清旧刑部档全数堆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多逾百余箱，尘封一室，卷帙杂乱，无头绪可寻。盖文献馆自接收此档之后，从未加以整理”。[2]（《刘叔雅致本馆书》）材料之多超过相像。尽管志材采辑工作困难重重，然而在一年多的采辑时间里，安徽通志馆北平地区志材的采辑工作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胡竞在文献馆，“有关吾皖各档清出，盛于二箱，择其关于制度者采撷之，余则悔其作为列表之用，采撷司法档之事乃告一段落。竞在文献馆工作之暇，常留心该馆现所整理军机处档案，见其中有吾皖大政、大事之记录者为量甚巨……此釆辑军机档之缘起也。”[2]（《驻平采辑员工作报告》）及至1934年5月，据安徽通志馆出版的《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报告书》记载，胡竞等人从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古物三馆、北平地质调查所等单位，采回《安徽通志》所需的志材共65种109册。这些信而有征的资料，有力地支撑《安徽通志》的编修。从已经完成的《安徽通志稿》看，资料翔实，质量上乘，极具时代特色，“与章实斋所倡导的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暗合。”[3]这些与刘文典采辑团队提供的优质志材分不开的。
后来，“惟北平古物南迁，材料减少，故驻平采辑员由四人减至三人。”[4]（《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总报告》）1935年，安徽通志馆经费锐减，修志工作被迫停顿，北平地区志材采辑工作也就戛然而止了。
总之，刘文典的六篇佚文的发现，弥补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和《刘文典年谱》诸多著作漏收的缺憾，从中可以探寻安徽先哲刘文典关爱乡帮文献《安徽通志》编纂的往事，从而展示了刘文典更为完整的人生经历，“对于考察刘文典的学术成就亦具有较高史料价值。”[5]
参考文献
[1]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一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1.
[2]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3.
[3] 江贻隆.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J].黑龙江史志，2013（15）：73-75.
[4]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4.
[5] 江贻隆.刘文典致安徽通志馆佚书六则及其价值[J].中国地方志，2015（7）：57-61.
关键词：刘文典 安徽通志馆 《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 北平采辑
国学大师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五封，原刊于1933年安徽通志馆所编的《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是刘文典关于方志学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记录。这六篇佚文的集中发现，不仅丰富了刘文典的著述，而且揭示了刘文典任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兼驻北平采辑员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文与事，除安徽通志馆《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系统记载外，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报道。近些年来，《新安晚报》采访中心主任、民国文化学者章玉政对刘文典生平进行了翔实的考索，汇成大著《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和《刘文典年谱》，可惜的是，这两书漏载了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交往的这段经历；同时，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和刘文典哲嗣刘平章先生对刘文典轶文进行了细密的爬梳，他们于2013年主编的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对1999年版《刘文典全集》进行了深度补充，全面汇集了近年来发现的刘文典所有文稿，增订《刘文典全集》佚文40余万字，遗憾的是，增订本《刘文典全集》还是漏收了《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刊载的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信件五封。这也就是说，最熟悉刘文典的诸伟奇、刘平章和章玉政三人对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这段交往的经历并不知晓，遑论其余之人了。近来，本人因为接触民国安徽通志馆和《安徽通志稿》资料的缘故，有幸在《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中发现了刘文典的这六篇佚文。六篇佚文中，《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制订时间在1932年12月5日，其余五篇《致通志馆书》写作具体时间不清楚，大致写于1932年4月至1933年2月这段时间。
欲知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其文其事原委，还得追溯到安徽通志馆的成立。
1930年8月，安徽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之精神，决定成立安徽通志馆，并聘请歙县人江暐为馆长，负责《安徽通志》的编修。因《安徽通志》类例繁多，通志馆编订并依据《安徽通志馆组织规程》和《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简则》，由省府发函聘请姚永朴、方守敦、王星拱、赵万里、黄宾虹和程筱苏等60余位学识优长人士担任特聘编纂，其中远在北平的安徽籍著名学者胡适、刘文典和徐中舒三人亦应邀为特聘编纂。这种特聘编纂只是名誉职位，“不限驻馆，如本馆举行讨论会时，必须到馆出席时，得临时函请；但道远者亦得以书面提出意见。”“特聘编纂之撰述，可自由照《通志目录》之选定，亦得由其自由选定，并先行函知本馆，以免各编纂担任之重复。”[1]《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简则》
资料是志书的生命，掌握丰富的志材是编写方志的基础。安徽通志馆亦重视志书材料的采辑，“设采集专员八人，担任特别采集事务。”[2]《安徽通志馆修正组织规程》将这八人分为四组，驻首都南京一人，驻上海一人，驻省会安庆二人。由于北平各机构涉及志材众多，北平人胡竞、绩溪人胡不归、桐城人汪子云和吴步尹四人先后被聘为北平采辑专员。1932年4月，胡竞等人到任后，随即与清华大学的刘文典取得了联系，并组成了以刘文典为中心的北平采辑团队，团队根据《安徽通志目录》，制订了《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比起《安徽通志目录》，这个《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的采辑范围要实际得多。《安徽通志目录》将民国《安徽通志》设为五种体例，即八图、二记、二十一考、三列传和杂类一门，共三十五小类，比较庞杂。《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中的采辑范围继续保留大政、大事二记，将二十一考删减为职官考、民政考、教育考、军备考、商务考、艺文考、艺术考、金石古物考八考，将三列传减至职官、人物二列传。方案确定采辑时间范围大体是上自清光绪年间，下至1926年。方案列举了采辑单位，包括故宫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文化学术单位，这些单位藏有编修《安徽通志》所需的大量志材。方案还考虑聘请“北平史志学者或专家为名誉采辑员，并同时兼采辑各种刊本、钞本、书籍、金石、书画、拓片、摄影等”，[2]《驻平采辑方案》其中刘文典、胡适等五位在北平的安徽学者为名誉采辑专员，负责指导《安徽通志》所需志材的采辑。
《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是安徽通志馆四个采辑组中制订的唯一方案，它列出了采辑单位，确定了采辑内容和时间范围，这在当时的各省志和县志志材采辑方案中算是比较完备的，体现了刘文典的方志学思想，有效指导了《安徽通志》北平地区志材的采辑。
《致安徽通志馆书》信件五封，包括《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驻平特约采辑刘叔雅胡允武胡不归吴步尹致本馆书十则》中第一则《刘叔雅致本馆书》，第四则《刘叔雅、胡允武、胡不归致本馆书》，第五则《刘叔雅、胡允武致本馆书》，第六则《刘叔雅、吴步尹、胡不归、胡允武致本馆书》，第七则《刘叔雅、胡竞致本馆书》，或为刘文典独撰，或为刘文典和北平采辑专员合写。
从这六篇佚文可以看出，刘文典对《安徽通志》的资料采辑具体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场合他都亲力亲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安徽通志》志材众多，刘文典凭借与沈兼士副馆长私人交谊，亲自前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交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为《安徽通志》志材的采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还致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杨钟健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胡竞等人到这些单位采辑志材进行沟通。由于刘文典组织协调，“结果甚佳，各院所馆长均愿极力帮助。”[2]（《刘叔雅胡允武致本馆书》）为了提高采缉志材的效率，刘文典把自己视同采缉员，与胡传楷、胡竞分头采缉志材。胡传楷负责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胡竞负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刘文典本人专门负责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有关《安徽通志》志材的采缉工作。此外，他还计划到北平一些文化学术单位，会同吴承仕、傅増湘、邓以蛰为《安徽通志》采辑艺文考资料。同时，刘文典对采缉员采缉方法加以指导，一如胡传楷致通志馆书信记载：“各文化机关均先后去过，刘叔雅先生……等处均送过书信并谈过，诸先生与晚所谈关于省志事甚详。” [2]（《刘叔雅致本馆书》） 北平采辑团队为志材的采辑工作克服了巨大困难。总体而言，安徽通志馆经费支绌，自然影响到北平采辑团队采辑工作，北平采辑员、书记员和校对人员人手不足，皆不能满足采辑工作的要求。志材采缉之初，刘文典他们还觉得采缉工作容易，以为是简单的抄写，实际工作中，刘文典他们面临的是“逊清旧刑部档全数堆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多逾百余箱，尘封一室，卷帙杂乱，无头绪可寻。盖文献馆自接收此档之后，从未加以整理”。[2]（《刘叔雅致本馆书》）材料之多超过相像。尽管志材采辑工作困难重重，然而在一年多的采辑时间里，安徽通志馆北平地区志材的采辑工作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胡竞在文献馆，“有关吾皖各档清出，盛于二箱，择其关于制度者采撷之，余则悔其作为列表之用，采撷司法档之事乃告一段落。竞在文献馆工作之暇，常留心该馆现所整理军机处档案，见其中有吾皖大政、大事之记录者为量甚巨……此釆辑军机档之缘起也。”[2]（《驻平采辑员工作报告》）及至1934年5月，据安徽通志馆出版的《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报告书》记载，胡竞等人从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古物三馆、北平地质调查所等单位，采回《安徽通志》所需的志材共65种109册。这些信而有征的资料，有力地支撑《安徽通志》的编修。从已经完成的《安徽通志稿》看，资料翔实，质量上乘，极具时代特色，“与章实斋所倡导的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暗合。”[3]这些与刘文典采辑团队提供的优质志材分不开的。
后来，“惟北平古物南迁，材料减少，故驻平采辑员由四人减至三人。”[4]（《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总报告》）1935年，安徽通志馆经费锐减，修志工作被迫停顿，北平地区志材采辑工作也就戛然而止了。
总之，刘文典的六篇佚文的发现，弥补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和《刘文典年谱》诸多著作漏收的缺憾，从中可以探寻安徽先哲刘文典关爱乡帮文献《安徽通志》编纂的往事，从而展示了刘文典更为完整的人生经历，“对于考察刘文典的学术成就亦具有较高史料价值。”[5]
参考文献
[1]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一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1.
[2]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3.
[3] 江贻隆.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J].黑龙江史志，2013（15）：73-75.
[4] 安徽通志馆文书股.安徽通志馆第三次报告书[M].安庆：安徽通志馆.1934.
[5] 江贻隆.刘文典致安徽通志馆佚书六则及其价值[J].中国地方志，2015（7）：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