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审视2020年，大概要将这一年从中拦腰砍半。上半年是与赋闲在家的不确定性共度，下半年则是积极在与找选题、写稿的焦虑对抗。匆忙又虚度。入职《南方人物周刊》之后，我没再认真写过日记。“工作忙”当然不是懒惰的借口，实际上，我也没写好过几篇报道。只是，习惯了以第三人称书写之后，再提笔写下“我”时竟有些惶恐与生疏。
　　情绪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也恐惧自己任其泛滥，遮蔽我本就贫瘠的理性意识。同时，焦虑感又时刻催促着我，追赶下一个热点，关注另一类群体。总是没能静下来。当然，在无数个寻不到思路的夜里，我常常在心里反思：要慢慢来，不要太焦虑。自然是作用不大。
　　听说要写这篇文章时，我认真想了很久，要筛选出哪些时刻来记录这荒诞的一年？一旁的前辈明萌对我说道：“这可能是你唯一一次以文章主角身份上本刊的机会哦。”这下更慌张了。你看，记日记果然是重要的。
　　这一年，每次在向采访对象做自我介绍时，我总有些许的赧然与不实感。“我真的是记者了嗎？”我常自问——问句背后透露着担心，担心采访不顺利;也担心即使顺利，却没能把稿子写出来;最大的担心其实是力不胜任。
　　偶尔会碰到“你为什么想做记者”这样的问题，每次总是如临大敌。好像不认真答出个一二三来，就不够赤诚。
　　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比起今日，纸媒在我读中学时似乎更加兴盛。当时的我只能仰望，表达喜爱的最佳方式是乐此不疲地流连于校门口的报刊亭，并在不擅长的物理、化学课上偷偷掏出买好的杂志。后来读了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又读了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那份冲击与感动至今都难以名状。
　　“你很难在这样的时代中找到类似的工作了。”前辈小祥说。的确，记者有天然的职业优势，只用片刻，便能“窃取”别人漫长又精彩的人生片段。它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不自由的。我们试图在误解中行走，于罅隙间观察，在断裂中记录。不求撼动什么，只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在资本无情榨取的背后，“看见”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这一行，总有人前仆后继，也总有人离开。
　　2019年末，在北京，我和朋友小魏相约一起去听北大的校园招聘宣讲会。我投了南方报业，他投了上海报业。我们相约来年以记者身份见。不过，后来这个约定延迟了一年，直到2021年才兑现。过去半年，我在新身份中踉跄摸索。小魏则功夫不负有心人，投了一年简历后，终于转行成功，成为一名财经记者。
　　做记者后，和爸妈的聊天内容又增添了分享选题这一项。常常收到两人发来的视频或链接，爸说：“这个话题不错，可以关注。”妈说：“女性课题，这个值得写（她发的是罗翔老师关于“为什么我们要抵制代孕”的视频）。”我常常一边点头，一边无动于衷。因为，手头上的选题就照顾不周，也难以回应爸妈的热情。
　　另一个悲哀的发现是：拖稿成为常态。杂志社每周二截稿，我一定会磨蹭到周一夜晚的最后一刻交稿。这种状况与我读书时如出一辙。
　　但是说到底，构思与写作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生活在这个时代，于众多不确定中，文字是我为数不多能抓住的东西。尽管，拖延症将这份快乐碾压得所剩无几，但那又如何呢？如果仅剩下一丁点火苗，我也想好好守护它。
　　采访则颇像挖洞，一点一滴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按图索骥，尝试拼凑出一些轮廓。故事要先说服自己，才能呈现给读者。而我的困扰则来自于如何在过满的世界中挖一个洞。
　　12月中旬，我去杭州做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的吴女士的题。抵达那天，余杭区法院宣布吴女士的案子立案成功。我准备开始采访，记者同行薇薇却正准备离开杭州。几天后，她的稿子就发出来了。
　　采访过程中，各家媒体的报道不断推出。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追不上热度，但那几日，每次打开微博刷到吴女士说自己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就感到“头秃”。
　　如何在过满的世界挖一个洞？也许世界早就超负荷运转，不需要被挖呢。
　　幸好编辑黄剑也不太催我，我慢吞吞地一边写，一边发现新东西。后来，稿子没写出来之前，该案由自诉转为公诉。据吴女士的律师顾振华介绍，“一般情况下，侮辱诽谤罪是自诉案件，但是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就是公诉案件。控方也从吴女士和我们转变为检察机关。”
　　此时，我却好奇，造谣者心里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一开始与吴女士和解，结果是否会不同？答案不得而知。出于种种原因，造谣者朗某拒绝了我的采访。但那期间，我和同行小郑找到那家便利店，进去等待对方时，和他的朋友聊了几句。
　　走出便利店后，小郑在一旁抢先对我说道：“他朋友刚刚对你的态度很轻佻，根本没把你当作一个记者。所以，其实也不难理解，朗某在那个环境做出造谣的事情来。”
　　我不知回答什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想，是否在他的那个“位置”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来说是伤害？是否文化的改变更加重要？
　　事件复杂，人也同样。这层复杂背后，我不仅没有拨开迷雾，反而更难以作出价值判断。后来和编辑建平讨论别的选题时，我刚好跟他讲了这一困惑。他说：“你不能这么想，惩戒和文化的改变是同步进行的。所以你的稿子可以引起大家的反思，不也为这种文化的改变作出了贡献？”
　　但愿如此啦。
　　想不明白时，除了求助于前辈们。偶尔，我也会将自己的困惑偷偷抛给采访对象，聆听对方的思考。还是12月，前辈小祥要去给杀马特“教父”罗福兴拍摄视频，我趁机一道儿去。聊到兴起时，我问罗福兴，“你现在在和很多媒体、艺术家打交道，身边也有很多杀马特朋友，这些圈子你觉得自己停留在哪个位置？”也问，“你上一次觉得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对方回应道：“现在的生活过于喧闹，我有时候想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去兜风。”
　　从农村去城市前，身边人都希望罗福兴能赚大钱。到了城市后，这一愿景并未实现，但农村也回不去了。他觉得自己卡在中间。而圈子，哪个他都不在。“哪里有趣就去哪里，哪里可以蹭口饭就去哪里。”
　　实际上，和采访对象的每次碰面就像拆礼物，总是没办法猜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而我也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常中，收获许多新知与快乐。也愈发明白，黄剑老师曾经对我们新记者说的：“能面采的一定要面采。”
　　而我总是贪心，想要再多观察一会儿，想与每一个受访者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同时，我依然不愿意承认，交浅却偏要言深的职业困境。
　　这一年，周遭朋友们最多的感慨是：“想要回到那个‘正常’的世界。”我也一边想念，一边却怀疑着：我们真的可以回去吗？
　　我时常想起发生在2019年夏末的一幕。在学校的餐厅里，我和喜欢的老师一起吃饭，她说道：“你看这就是无常啊，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生活。”餐厅外的校园墙壁上，涂鸦开始出现，条幅盖过宣传展板。
　　我没想过，这份无常被打包升级带到了2020年，也更来势汹汹。许多个体不幸离世，许多计划搁置，还有许多眼泪与抑郁情绪不断漫出。
　　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