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即使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朝代更替之间，交融的传统文化精神两千年来从未间断。
　　仁义：“早熟文化”里君的“神格化”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或者说“仁者爱人”。在短短的《论语》中，就提到了“仁”109次。
　　对于“仁义”，孔子用“忠恕”从两方面来解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仁义”的积极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义”的消极面。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孔子的“仁义”的思想都是带着浓厚的“入世”色彩的。“以德配天”，最终也只是为了达到“以天配人”的目的。在中国古代，天的意志通过人来实现，这并没有取消“神”，而是将“神”的力量赋予了人，塑造出“人格神”。
　　而“仁义”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境界，是“人文”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礼记·礼运》中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从而确立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一种与天道相贯通的“人文”精神。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即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也不再需要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与“人道”不是截然两分的，虽然在董仲舒的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主流，“人道”以“天道”自然为起点，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文法则出于对天道自然的效仿。所以，以人为天地的中心，在天人关系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化走上了“循天道，尚人文”的路线。
　　礼法：宗法制下“士”的角色认同
　　春秋晚期，史官引述《诗经》中对这张大地震的描述：因为山崩川竭，使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譬喻封建解纽而导致政治社会各阶层天翻地覆的状态。
　　然而，先人从未吝啬过表达对周礼时代的向往。周礼一直以来都被奉为圭臬，从“礼器”的精美制作以及使用规范，从“礼制”的制定到推广，“礼”作为政治社会的纪纲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家国同构为统治者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形式，“家天下”中的国家关系中，君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各级地方政权的行政首脑也成为了“父母官”，君与父互为表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理念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孕育而生的。在宗法制的外衣下，借助血亲关系和家国同构的思想，一切属于“家”的礼法也成为了“国家”之法，习惯了宗法家族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此时只是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落“小家”的权利交于一个“大家”的手里，形成了等级制度。
　　当然，“入世”是中国士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又不是独一无二的志趣。我们往往可以在山水田园诗中窥见一二“出世”的痕迹，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几乎很少人是主动“归隐”的，只是在“求仕”而不得，发现自己与官场格格不入之后，才留作后路。
　　重农：植根于民的“务实”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大多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植根在“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地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的范畴之内。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样一种经济生活的事实之中。
　　所以，中国人所敬畏的不是“神”，而是一种能够通过祭祀、祈福能够达到所预想的结果的“神的力量”。“求神求个心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宗教只是一种“补品”，而从来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成为相信“十诫”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必需品”。
　　纵观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兴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通常被概括为儒道互补、三教合一、人文主义、实践理性、奴性哲学、阴柔文化……按理说，历史学不是预言家，是不作兴推测未来的，但历史学也不是纯粹的古董，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正是为了更好的“知古鉴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2009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