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曚昽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然而日本却有学者认为：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论著中，有一部可以凌驾《菊与刀》之上，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相比之下，既没有到过日本、也不谙日语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不能不显得隔靴搔痒。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确实，假如要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最懂日本的人，这个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属。
　　戴季陶能够扮演首席“知日家”的角色，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除却其他各种因素，或许还要归功于他既是才華横溢的文人，又是老谋深算的政客，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知识结构。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较感性，虽然敏锐，却容易受性情与趣味的左右；政客看日本，比较理性，虽然务实，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政治化。只有兼具两者之长的人，才能真正看破日本的庐山真面目。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
　　戴季陶对日本文化的论述深深嵌入对方的肌理，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常读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为“大和魂”的鲜活载体，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披着庄严而神秘的面纱，到后来连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历史之眼，还原了它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武士道的产生，根本上说是生存竞争与家系保存的需要，最初不过只是一种奴道，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禄报恩主义。当时日本藩国林立，不但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去做自己的客卿。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自己的收入因此而加增。到后来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时候，武士道也披上神圣的外衣，戴季陶进而力透纸背地总结道——
　　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
　　１９０５年，年仅１４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此前的经历用他的一首诗描述，是“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日文），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这是一个少年神童的形象。四年的留日，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日本通”，其日语之地道，到了“在隔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的程度，连日本人都甘拜下风。成为孙中山的心腹秘书后，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关系的最前沿，成为当时中日关系一个枢纽式的人物，孙中山、蒋介石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要通过他的传达执行。日本政坛的内幕，他如数家珍。戴季陶曾自信自己是当时中国“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这并非虚言。
　　然而这也是有代价的。文化人格尚未塑定的少年负笈日本，本身就是冒险。奔放而敏感的气质与东瀛文化风土摩擦激荡，对戴季陶的人格产生极大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日本养成一种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变。”戴季陶健康早衰，与留日时代生活放纵有很大关系；而日本文化中“无常”的世界观，对他亦有潜移默化之功。戴季陶后来多次自杀，视死如归，表明他有武士道那样的“信仰力”与樱花飘散那样的潇洒，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