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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四十年前的此时，我被隔离了，关进复旦大学的传染病房。
极不寻常的20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我的大学生活进入二年级上学期。发病前不久刚去宝山农村战“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对我们这样下乡多年的老知青本不算啥事。只是回校后感觉胃口越来越差，疲劳，再后来眼睛开始转黄。自知不妙去了校医院，查出转氨酶（GPT）指标超过200，确诊急性肝炎，必须马上隔离！
三年前我在黄山农场得过一次急性肝炎，正好妻子怀孕去了上海，我一人在小家中自我隔离，喝了好多瓶农场自产的垂盆草糖浆，一个月后没事了，返工上班。主要后果是1977年第一次高考，大雪中到太平县城检查身体，老老实实填写了病史，即时被刷下录取名单，否则人生很可能走上另一种轨道。
1978年夏天再次高考，有幸进了复旦读历史，谁知急性肝炎还是缠着我，本以为得过了就有免疫力，弄不明白怎么会再来一次。化验报告出来，校医院即刻要我回宿舍收拾被具去隔离病房，之前虽有预感，一时间还是呆住了。学校很快就安排人员来我们班宿舍消毒，就怕传染开来。带着歉意向同学们说了再见，带着茫然前往女生宿舍楼，一路在想如何把消息告诉妻子。
妻子与我同时考进复旦，两人带着两岁女儿的户口全家回到上海，她读化学。可以想象，她知道后与我一样手足无措。在送我去隔离病房的路上，我们俩都在想同样的问题：今后怎么办？我们年过三十还能够一起上大学、读复旦，本来是做梦也没想过的大转变，谁知刚开了个头就遇上这种倒霉事。我的大学生涯会不会到此为止？
那时的复旦大学，进了邯郸路老校门，校内主干道“南京路”往西走到头，有几栋很有年份的灰砖小楼。我们历史系和其他几个文科系各占其一，还有一栋是“校办”。靠外邊那栋四周用铁丝网围着的，就是校医院的隔离病房。我住进底层进门右侧那间，成为整栋楼里第四个病人，一楼二楼各占一边。
安顿下来以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有了点头绪：首先是让身体尽快好起来，其次是如何保证学业。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寒假好好休养，争取下个学期正常复课，那就上上大吉了。问题是面前就有一大难关：按照我的病情，校医院打算同外面的传染病院联系，如果有床位就把我送过去。
大概是第五天，关键时刻到来了——午饭后不久，校医院的救护车开了进来，要我转院。我坚持不走，给了医生两个理由：首先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食量恢复了，也不怎么怕油腻了，病况应该好转。第二，这儿休养条件比外面医院好得多，可以养病读书两不误，不会再传染别人或相互感染（那时还不懂“交叉感染”的说法）。女医生心软，被我说动了，答应过两天再化验一次，如果指标没有明显下降，还是要去传染病院。
我当然一口答应。此后两天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乖的日子，除了好好睡觉休息，好好吃饭补充营养，还一瓶接一瓶喝垂盆草糖浆，几乎当茶。治疗急性肝炎好像没什么特效药，主要靠休息和营养，所以有“富贵病”之说。垂盆草糖浆有降低转氨酶之效，而且又是我待了十年之久的黄山农场出产，喝起来特别有亲切感。
两天后再抽血化验，谢天谢地，主要指标都已接近正常，当然就不用去传染病院了。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开始安心度过一个月的休养。复旦的隔离病院条件真不错：病房空间大，比我们七八个人住一间的学生宿舍还要大一倍；非常安静——因为是传染病，除了医护查病房没人会进来，病人之间很少串门子，只在院子里散步时聊上两句。
隔离病房的伙食更比学校食堂好太多，尤其是做饭阿姨对我们很照顾。香酥鸭是她的拿手菜，每天做一只分成四份。我能够在一个月内养好身体，除了妻子送进来的好吃东西，三十天的香酥鸭功不可没。我出院后没有再回去看看，好多年后一位同时住那儿的“病友”告诉我，做饭阿姨已经去世，不知什么病最后引发了尿毒症。那时她应该才五十多岁，还不到退休年龄呢。没有机会谢谢她，晚了！
隔离期间当然不用上课，所有时间都由自己支配。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就是看书，除了上课的东西，还看了好多本平时想看而没时间看的好书。另外还带了半导体收音机，整天开着都不会妨碍别人，也免得房间里过于冷清。每天中午追听电台里小说联播英国作家柯林斯的《月亮宝石》，中学时看过，病榻上重温一遍仍然津津有味。还有就是关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新闻，没想到这事成为苏联崩溃的起点。
那个学期的课程已近尾声，我在病房里照样复习迎考。有几门课目同学把考卷送来交给医生，我做完后消毒再套入信封拿出去。成绩出来都还不错，应该不会是老师可怜我生病吧。学期结束，同学们放假，我也高高兴兴回家，继续自我隔离休养。下学期开始我完全正常上课，包括体育。唯一的变化，是学校安排我和另一位生过肝炎的同学搬去楼梯口的小房间，一直到最后毕业。
今年春节后回到上海，在家自我隔离了好多天，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很像。只是当年还没有手机，病房里没有电视，日子简单得多，可以专心看许多书。另外，过去我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上海的冬天比现在冷好多，也就扛过来了。很怀念这一个月的特别日子，估计再过多少年，有人也会怀念今天。
（摘自2月26日《文汇报》）
极不寻常的20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我的大学生活进入二年级上学期。发病前不久刚去宝山农村战“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对我们这样下乡多年的老知青本不算啥事。只是回校后感觉胃口越来越差，疲劳，再后来眼睛开始转黄。自知不妙去了校医院，查出转氨酶（GPT）指标超过200，确诊急性肝炎，必须马上隔离！
三年前我在黄山农场得过一次急性肝炎，正好妻子怀孕去了上海，我一人在小家中自我隔离，喝了好多瓶农场自产的垂盆草糖浆，一个月后没事了，返工上班。主要后果是1977年第一次高考，大雪中到太平县城检查身体，老老实实填写了病史，即时被刷下录取名单，否则人生很可能走上另一种轨道。
1978年夏天再次高考，有幸进了复旦读历史，谁知急性肝炎还是缠着我，本以为得过了就有免疫力，弄不明白怎么会再来一次。化验报告出来，校医院即刻要我回宿舍收拾被具去隔离病房，之前虽有预感，一时间还是呆住了。学校很快就安排人员来我们班宿舍消毒，就怕传染开来。带着歉意向同学们说了再见，带着茫然前往女生宿舍楼，一路在想如何把消息告诉妻子。
妻子与我同时考进复旦，两人带着两岁女儿的户口全家回到上海，她读化学。可以想象，她知道后与我一样手足无措。在送我去隔离病房的路上，我们俩都在想同样的问题：今后怎么办？我们年过三十还能够一起上大学、读复旦，本来是做梦也没想过的大转变，谁知刚开了个头就遇上这种倒霉事。我的大学生涯会不会到此为止？
那时的复旦大学，进了邯郸路老校门，校内主干道“南京路”往西走到头，有几栋很有年份的灰砖小楼。我们历史系和其他几个文科系各占其一，还有一栋是“校办”。靠外邊那栋四周用铁丝网围着的，就是校医院的隔离病房。我住进底层进门右侧那间，成为整栋楼里第四个病人，一楼二楼各占一边。
安顿下来以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有了点头绪：首先是让身体尽快好起来，其次是如何保证学业。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寒假好好休养，争取下个学期正常复课，那就上上大吉了。问题是面前就有一大难关：按照我的病情，校医院打算同外面的传染病院联系，如果有床位就把我送过去。
大概是第五天，关键时刻到来了——午饭后不久，校医院的救护车开了进来，要我转院。我坚持不走，给了医生两个理由：首先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食量恢复了，也不怎么怕油腻了，病况应该好转。第二，这儿休养条件比外面医院好得多，可以养病读书两不误，不会再传染别人或相互感染（那时还不懂“交叉感染”的说法）。女医生心软，被我说动了，答应过两天再化验一次，如果指标没有明显下降，还是要去传染病院。
我当然一口答应。此后两天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乖的日子，除了好好睡觉休息，好好吃饭补充营养，还一瓶接一瓶喝垂盆草糖浆，几乎当茶。治疗急性肝炎好像没什么特效药，主要靠休息和营养，所以有“富贵病”之说。垂盆草糖浆有降低转氨酶之效，而且又是我待了十年之久的黄山农场出产，喝起来特别有亲切感。
两天后再抽血化验，谢天谢地，主要指标都已接近正常，当然就不用去传染病院了。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开始安心度过一个月的休养。复旦的隔离病院条件真不错：病房空间大，比我们七八个人住一间的学生宿舍还要大一倍；非常安静——因为是传染病，除了医护查病房没人会进来，病人之间很少串门子，只在院子里散步时聊上两句。
隔离病房的伙食更比学校食堂好太多，尤其是做饭阿姨对我们很照顾。香酥鸭是她的拿手菜，每天做一只分成四份。我能够在一个月内养好身体，除了妻子送进来的好吃东西，三十天的香酥鸭功不可没。我出院后没有再回去看看，好多年后一位同时住那儿的“病友”告诉我，做饭阿姨已经去世，不知什么病最后引发了尿毒症。那时她应该才五十多岁，还不到退休年龄呢。没有机会谢谢她，晚了！
隔离期间当然不用上课，所有时间都由自己支配。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就是看书，除了上课的东西，还看了好多本平时想看而没时间看的好书。另外还带了半导体收音机，整天开着都不会妨碍别人，也免得房间里过于冷清。每天中午追听电台里小说联播英国作家柯林斯的《月亮宝石》，中学时看过，病榻上重温一遍仍然津津有味。还有就是关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新闻，没想到这事成为苏联崩溃的起点。
那个学期的课程已近尾声，我在病房里照样复习迎考。有几门课目同学把考卷送来交给医生，我做完后消毒再套入信封拿出去。成绩出来都还不错，应该不会是老师可怜我生病吧。学期结束，同学们放假，我也高高兴兴回家，继续自我隔离休养。下学期开始我完全正常上课，包括体育。唯一的变化，是学校安排我和另一位生过肝炎的同学搬去楼梯口的小房间，一直到最后毕业。
今年春节后回到上海，在家自我隔离了好多天，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很像。只是当年还没有手机，病房里没有电视，日子简单得多，可以专心看许多书。另外，过去我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上海的冬天比现在冷好多，也就扛过来了。很怀念这一个月的特别日子，估计再过多少年，有人也会怀念今天。
（摘自2月26日《文汇报》）